“传统与当代”这一对立并置的概念在当代艺术领域中一直是诸位艺术家努力融合的。有效地打破两者之间的断层，繁荣传统文化是以陈一丹慈善基金会为代表的一些公益机构的宗旨，也是以当代艺术家邬建安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艺术家致力躬行的。近日，当代大型苗族艺术发掘与创作实验展览“事苗”在北京开幕。展览展出了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副教授邬建安的大型装置作品和他带领学生在黔东南考察后的实验性创作。他们从当地的手工艺切入，对苗绣、苗歌、蜡染、扎染、银饰、苗乡祭祀、医药、神话与传说等进行文化解密，尝试将其运用到当代艺术的实践之中，创作了包括绘画、雕塑、装置、影像、游戏等门类的一系列作品。这些实验性创作成果和贵州本地艺术家的最新创作，以及贵州传统手工艺品一齐亮相今日美术馆，为我们勾画了苗族艺术的面貌，带来了一场苗族艺术的多维观想与讨论，也是将传统艺术进行当代转化方式的一次尝试。
一
对传统艺术进行当代转化并不是一件时兴的事，也不单单是邬建安的个人尝试。从85新潮以来，就有以徐冰和蔡国强等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家对传统雕版印刷、火药等传统元素进行当代转化的实践。此次展览，不同于前辈艺术家在国际舞台亮相的针对某类传统元素创作的成熟作品；也不同于邬建安为帮助传统手工艺人，利用皮影戏对古本“白蛇传”进行的一次“化生”呈现。展览关注整个苗族的文化生态，由当代艺术领域成熟艺术家指导，以参与考察的学生创作为展览主体，并展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为探索将少数民族传统与当代艺术结合提供了一次试验。另外，此次展览作为一场由民间公益机构联合学院力量进行的跨界合作，不同于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它是一次寄望于通过融合创新实现传统文化活化的尝试。
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自2013年成立以来就开始持续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传承与活化，围绕苗族文化进行追踪挖掘，出版画册《苗绣》《苗装》《百苗图》，举办文化体验展“The MIAO”，摄制记录片《苗，不可言》等一系列项目，从不同的横纵角度深入探索苗族文化传统。邬建安则“从较早前创作的黑白夹宣镂刻剪纸作品《白日梦》到运用皮影雕镂工艺《九重天》，再到手工染色浸蜡剪纸形象拼合而成的繁复绚丽的《青鱼案》，始终尝试以当代艺术的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化生”，从观念、内容和艺术形态等多个层面建构传统与当代的转换与融合。”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具有强烈本土和民族艺术性格与特色的中国艺术亮相1989在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地魔术师”（Magiciensdela Terre）展览以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亮相；到90年代上半叶一批走出国门的艺术家为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开始选择带有火药、拓印和印刷等带有强烈中国元素的表达语言；以及步入新世纪，当文化作为国家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时，国家开始自主选择代表中国的艺术家及群体作为国家形象往外推，以改变国际语境中对中国的误读。而现在这个大的互联网时代，中国艺术市场各项机制得到建立与完善，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不再单纯的借用符合西方市场胃口的中国元素来彰显自身的文化价值。他们开始自主选择文化元素，自省式地用当代艺术的创作形式展开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这种保护与传承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方面，既有国家出台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又有一些院校积极响应国家的文化政策开展非遗传承人学习班等，对传统手工艺进行传承与保护。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的设立就是发扬本土文化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精华，鼓励本土语言的艺术创造。另外，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文化遗产系也在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近年来，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不仅是发展和保护了一批非遗传承人，更是抢救性地保护了一批岌岌可危的传统手工艺。但是，大众参与文化程度不高、青年群体作为文化继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与参与不足等等，都是现在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社会公益团体和学院的跨界合作无疑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回应。
在这次展览中，作为主办方的陈一丹慈善基金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正如陈一丹基金会的发起人陈一丹先生在开幕致辞中提到：“文化像是一条发源于古代的大河，而个体就是文化最好的载体。文化遗产应该更多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系，才能真正“活”起来。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是一种心智资源，两者可以也应该打通，建立更好的桥接。”而作为当代艺术家的邬建安在此次展览中的多重身份也尤为关键。他既作为引介者，发现并向北京的公众介绍贵州本地富于原创表达的（素人）艺术家；又身为教育者，指导年轻艺术家完成了一批“90后”与苗文化“碰撞”的作品；更是作为艺术家与当地的传统手工艺者一起合作创作，在尊重传统手工艺制作方式的基础上，鼓励传承人们打开思路，精进技法，以一种“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促进当代艺术与传统技艺的交流和共生。
二
纵观此次展览，当地艺术家张忠保的油画作品《苗乡组画》表现了一系列苗族神话传说、巫文化等具有苗族特色的形象，这些作品被几匹布料缝合的一个长方形空间包围，空间内不设灯光，参观者只有借助老式手电筒才能对画面一窥究竟。身处其中，我们的感官被充分调动。艺术家石祥宇则用传统水墨在贵州常用的土棉布上创作了一组苗族古歌人物画，结合他用铅笔在展墙上书写的古歌故事，整个画面生动形象。贵州雷山苗家大院创办人苗耀升原是来自东北，但是长年活跃在贵州雷山一带，与当地人相处并建立起了相互之间的信任。所以他被获准拍摄了在此次展览展出的苗族人重要的祭祀仪式“招龙节”。值得一提的是，视频由已经毕业的实验艺术学院学生丁楠协助剪辑而成。
而来自实验艺术学院的学生作品除了绘画，主要有雕塑、装置、影像、游戏等类别。大四学生吴亚哲的作品选择卤化银感光成像的方式，拍摄了一组工业世界的银分子与农业世界的银饰结合的作品，之后又在相片纸上书写自己的观感，既体现了女生对首饰的天然热爱，也用自己熟悉的摄影技术完整地表达苗族文化给自己的体验。研二学生郑嘉燕自小可以左右手同时绘画，并常常幻想假想世界的面貌。在贵族苗文化的考察中，她将自己关注到的苗族绞扎工艺灵活运用，最后制作成了展场中由多种彩色布料绞扎出十二个形状各异的软雕塑作品《异错镇》，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研二学生冯梓烜的感应装置作品《沉默的装饰》，用涨缩有序的气球裹住了多件被固定在机械传动装置上的雕塑人体骨骼局部。观众靠近，作品开始运行十五分钟，意指丰富、庄严有序的民间祭祀仪式，在许多地区和人们的生活中渐渐变成了沉默的装饰。
无论是石祥宇、张忠保、苗耀升等贵州本土艺术家的作品，用传统绘画语言来展示苗文化以及当地人对它的理解；还是青年学生更多地运用当代艺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用两年多时间所理解和解读的苗文化。这些作品都直观、真切地表达了他们对苗族文化的不同感受。这些风格不同的作品，在被安排有序的展场中呈现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的。而作为一次固定由邬建安带领学生所进行的考察作业，学生交出来的作品也无疑是成功的。研二学生寿盛楠的作品将民间手工艺人原来相对弹性的绞扎技法，按照几何、数学的方式固定下来。他的作品《象抽象》，以两块丝绒扎布作为衣服的前后片穿在模特身上，让观众自己动手去体验“扎”的过程，是一次成功地对传统的苗族文化进行当代的实验探索。等等。中央美术学院王川教授在观展时直赞：“真好，邬建安带出来的学生的作品都不一样！”策展人艺婷在接受艺讯网专访时表示，这也是此次展览副标题为此定名“苗文化的多维观想”的原因。
三
走进今日美术馆的展览，我们会被展场错落设计的数百根染上蓝靛的竹竿所吸引；而走近这片竹林构造的空间，我们又会为左右视野均可见的一幅幅纹样精美的手工织布、苗衣驻足。它们一部分来自苗族刺绣收藏家曾丽女士收藏；一部分由苗族绣娘刘正花搜集于民间。穿梭在这条搭建的竹林空间，老式灯泡的暖黄光线打在竹竿上，投射在地面的束状光影就像是正在竹林深处上演着一场苗寨表演。展厅光线昏暗处，打开展场安置手边的悬挂手电筒的光线，就像是在沉默漆黑的舞台上忽然为其投下的一束聚光灯，打在这批珍贵织品上助其绽放自身的万千模样。
穿过这片竹林，深处的开阔空间展示着邬建安的大型装置手工作品。这件作品由数百根竹竿作为支撑，支撑着一个素色的，绞扎、缠绕、缝合的巨人头像，“身体”内部则悬挂着手工织布、牛皮胶布、蜡布乃至蜂巢等贵州当地的自然和人工制品。这件作品被命名为《大身体：我们的身体来自祖先，乃一切奇迹降生之地》，源自艺术家相信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远古挥动巨斧劈分天地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幻化的。脚下的大地是人的血亲，人立足其上最终融入其中，人的一切成就与骄傲在其间飘荡聚散。人的身体是祖先对人间的馈赠，人间的一切奇迹，都降生其上，并在祖先的目光中得到祝福与见证。展览定名“事苗”，“事”在古文通“侍”，意“恭敬的侍奉”：而“苗”，广义上指代苗族文化对于祖先的重视。整个展览的理念：致敬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共通的人类祖先，既通过“事苗”一词得到了概括，也通过邬建安的作品给出了最好的诠释。
受邀前往黔东南，邬建安曾“很有信心展开一个针对苗地传统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项目，探讨当艺术如何介入苗的传统文化，并在其丰富多彩的手工艺中找到适合转化的资源，成就一批审美古老而独特，制作精湛且富于新意的实验性作品。”但是在与淳朴苗民的实际接触中，在看到学生递交的阶段性作业时，邬建安感受到了强烈的来自于苗文化带给大家的感动：他们看到，苗族同胞“用彩线将人祖姜央绣在身上，在每个盛大的节日与他相伴，那些伴随着人祖在洪荒时代就护佑人类的巨人与神兽，与他们的创始者云雾、水泡与蝴蝶簇拥在一起，同在针线中载歌载舞。”他们意识到，“我们的神话似乎早已远离了日常。”
“我们从哪里来？我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是高更面对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原始淳朴生活后对自己的提问，他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同样，苗族同胞用多样的手工形式回应着对这一古老又充满哲学的思考。而身处都市的我们，双手早已被忙碌和繁琐复杂工作与生活占据全部，面对这一问题时，我们除了惶恐便是逃避躲闪。但正如邬建安所言，“也许当我们提出正确问题的时候，是会得到奖赏的。制造惶惑感的，其实是内心已经洞悉的真相。”
对苗族艺术的观想与讨论，开启了我们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当代化转换的实验性尝试。今后，学生对多元民族元素的进一步探索也可能已借由此次展览真正开启。身处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我们，未来有多少文化元素被当代艺术创作采用，又有多少传统文化被激活？有更多像陈一丹慈善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投入力量，有更多像邬建安老师带领的团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长期考察，有更多类似“事苗”这样的展览介绍给大众，我们所想的一切都不遥远。
文、图/杨钟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