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代衍庆宫功臣像位于金中都太庙衍庆宫圣武殿左右庑，自大定八年由金世宗诏命绘制，至1215年随金中都城池同时被毁，存世近半个世纪。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金代衍庆宫功臣像，仅有片断模糊的文献记载，而没有图像留传。本文通过搜检梳理文献，尝试探索解释其中的艺术史意义。

关键词：功臣像；金代；衍庆宫；美术史

大定二十六年十二月庚午，金世宗谓宰臣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于不纳近臣谗言，不受戚里私谒，亦无愧矣。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过而能改，庶几无咎。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

土木之工即纯粹的汉文化概念，而金世宗所指土木之工中一项重要工程即自大定八年开始的衍庆宫功臣像绘制，及大定十七年对衍庆宫的扩建。这是金世宗政治态度的反映，也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而使用的却是传统的汉文化政治策略与艺术手段和方式。这种以皇帝颁诏表彰功臣，禁中建阁绘功臣像，以艺术手段引导政治舆论是承自汉代云台、唐代凌烟阁、宋代景灵宫、显谟阁、昭勳崇德阁的传统，乃至清代紫光阁一脉相承。

皇帝诏命图像功臣是中国自汉代延续至明清的传统，应该说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功臣像的传统的存在已经形成一种范式，而其中的内涵却在不断重复出现的过程中以“变化”形成文化的互动，成为这一传统得以长期维系的关键，也成为“传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记载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金代功臣配享与功臣图像选择有没有内在关系？图像功臣的遴选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自汉、唐、宋以来的传统的艺术形式？想要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方式传达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功臣像的体裁与样式是什么样？为什么这一工程持续十数年，而又历经数次调整？……可惜的是，这项艺术工程没有图像存世，文献记载中甚至也没有对这一图像的直接描写与叙述，金代功臣配享的政治史研究是一片空白，乃至于不能解决配享功臣是否必然图像，因此上述诸项问题在本文中并不能获得直接而圆满的答案。本着以一分材料说一句话的原则，笔者希望通过搜检梳理文献可以对其创作背景、经营构略、配套工程、遴选标准等有所认识，或可探索解释其中的艺术史意义。未来或许借助更多的考古发现还可以进行图像的比较与猜想式的重构。

一、图像功臣的遴选

《金史》载金世宗大定年间“大褒功臣，图像衍庆宫。”“思太祖、太宗创业艰难，求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图像于衍庆宫，凡二十一人。”此处涉及三个关键词：勋业最著功臣、图像、衍庆宫。

1、衍庆宫功臣像名单与次序自世宗大定年间的屡次调整至章宗明昌年间最后确定：辽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辽王宗干、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习不失、金源郡王斡鲁、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娄室、楚王宗雄、鲁王阇母、金源郡王银术可、隋国公阿离合懑、金源郡王完颜忠、豫国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兖国公刘彦宗、特进斡鲁古、齐国公韩企先，并习室凡二十一人。

2、功臣像名单剖析：³

将金代图像并配享功臣名单与宋代配享功臣比较，金代每庙配享功臣高出宋代近5倍，可见金世宗大定年策勋力度之大。只是所谓文臣武将的区别似不如宋代之明确，除汉人丞相韩企先可以定为文臣外，其他功臣多为太祖、太宗时期倚重之人，大多参加了灭辽伐宋之役，同时有些功臣参订礼仪，如宗翰；有些功臣创制女真文字，如完颜希尹；有些功臣熟知并参与农耕稼穑，如宗雄；有些功臣熟谙祖先之事，如阿离合懑等。他们可谓文武兼得，堪称行政主脑。

3、入选功臣像者为“当时群臣勋业最著者”，那么如何确定勋业最著功臣，其标准、性质、特点是什么？金世宗在位期间求贤若渴，曾言“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其褒奖功臣之举及釐定标准，一方面是不忘祖宗旧业，常思祖宗创业之艰难，而更重要的是昭示后人，即“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此后章宗更是明确了这一功能与意义：惟旌贤显善，无间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褒录忠直之意，并加恩恤，以励风俗。

4、在功臣的遴选上，金世宗虽常与宰臣商议，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事事亲力亲为，掌握着更大的主动权与决定权。最为典型的是在功臣像中加入汉人宰相韩企先，而且特别指出“慎无遗之”！

《金史》记载韩企先为燕京人，九世祖为韩知古，仕辽为中书令，徙居柳城，世贵显。而世宗对于燕人的评价则是：“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贱也。” 那么作为汉人中的燕人，韩企先有哪些勋业而得到这样的殊荣呢？世宗的一段话指出：“如丞相韩企先，自本朝兴国以来，宪章法度，多出其手。至于关决大政，但与大臣谋议，终不使外人知觉。汉人宰相，前后无比，若褒显之，亦足示劝，慎无遗之。”韩企先的业绩包括：

1、太宗朝议礼制度，损益旧章。企先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

2、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

3、企先为相，每欲为官择人，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责任。推毂士类，甄别人物，一时台省多君子。弥缝阙漏，密谟显谏，必咨于王。宗翰、宗幹雅敬重之，世称贤相焉。

4、韩企先为相，拔擢一时贤能，皆置机要，浩与田珏皆在尚书省。珏为吏部侍郎，浩为左司员外郎。既典选，善铨量人物，分别贤否，所引用皆君子。……是时宗弼当国，珏性刚正好评论人物，其党皆君子，韩企先为相爱重之。

因此直到章宗朝还对韩企先时所使用的孟浩等人给予政治身份与地位的礼遇，并对遭到不公的功臣之后予以补偿。

下面据《金史》、《大金国志》和碑刻资罗列图像功臣们所具备的一些共同特点与金世宗时期力倡的女真旧俗及祖宗法度相对照，虽不能认为这就是入选功臣像的原因，但或许会对入选标准有所启示。

1、《金史》记载女真建国之初“风气淳实”，功臣中有为人“敦厚多智”、“家居纯俭”的撒改；有重兄弟之情，“以恩掩义，宁屈法以全之”的习不失，正是纯厚淳风之代表。

2、金兴无敌当世，未及十年遂定大业，缘于将勇志一、兵精力齐，在伐辽灭宋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元老重臣中，有不胜敌则不求生的阇母；有力疾鏖战而破巨敌的娄室；有躬当矢石为士卒先的希尹；还有亲冒锋镝免胄指麾三军，堪称命世雄材的宗弼。

3、女真人天性耐寒忍饥，勇悍精射骑，阿骨打、宗雄射远可达三百余步。而重臣中有被甲周贯马腹，骁捷如风，轮剑入敌，人莫敢当的粘罕；有刺虎搏熊，辈伍无敌，以勇悍知名的银术可；有能左右射的习不失；而宗弼、娄室则都具备矫捷过人的胆量与能力。

4、入选功臣像中的完颜希尹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创制女真大字；而阿离合懑则能默记祖宗旧事，修本朝谱牒，道部族世次。他们对于保存本民族的历史文明血脉做出了贡献。

二、功臣像绘制的程序、配套工程与衍庆宫

正如《管子•心术下》所述：“意以为言，言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人依靠视觉所获取的信息占所获信息量的比率高达85%以上。 衍庆宫功臣像作为传统的视觉艺术手段，对于宣示政权主张更为有力，今天我们从中或可探测到更深层次的经验。

1、程序 ：功臣像绘制于太祖庙的诏命是在大定八年由金世宗下达。其后有司第祖宗佐命之臣，勋绩之大小、官资之崇卑以次上闻。其实在此之前的大定二年就开始逐步为功臣定谥号，如宗雄被追封为楚王，谥威敏，配享太祖庙廷。而大定三年八月世宗下诏：“祖宗时有劳效未曾迁，五品以上闻奏，六品以下及无职事者尚书省约量升除。”同时在朝享礼仪之中以功臣配享太祖、太宗庙廷，之后“次序屡有更易”。应该说功臣像的绘制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开始的。大定八年命图画功臣像的同时还为未立碑者立碑。大定十一年议配享之礼与设位。大定十六年敕议世祖御容安置，同期调整了功臣像位置。大定十七年扩建衍庆宫，同时令有司详考功臣劳绩以赐号，以及抚恤海陵时被害功臣子孙、定功臣谥号和调整功臣配享庙廷。大定十八年再次调整功臣像位次。二十二年调整功臣榜，再次釐定功臣位次，最后确定功臣像21位。此后至章宗朝明昌四年又加入数位功臣配享世宗庙廷，明昌五年后又增加功臣像数位。明昌五年韩玉进呈《元勋传》应当是为功臣的盖棺定论。

2、配套工程：

功臣像绘制的配套工程主要包括定谥号、立碑及抚恤功臣家属后人。

1）、定谥号： 大定二年：阇母、宗雄；大定三年：撒改、宗望、习不失、撒离喝；大定十五年：杲、完颜希尹、斡鲁古、完颜宗弼、银术哥、刘彦完、韩企先；大定十二年后：纥石烈志宁；大定年间：宗翰、阿离合懑、习失、斡鲁 。

2）、立碑： 正隆二年二月，公私文书，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虽坟墓碑志并发而毁之。 大定十七年分别为完颜娄室和完颜希尹立碑，由王彦潜奉世宗命撰，任询书，左光庆篆额。完颜娄室与完颜希尹皆是大定十六年诏图像，十七年配享太宗庙庭。大定二十五年七月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亦有所记载。

3）、抚恤家属后人：由于海陵在天德二年大开杀戒，杀太宗子孙70余人，杀宗翰子孙30余人，杀其他宗室50余人。位列太祖、太宗配享的功臣，有些甚至被海陵帝灭族，因此抚恤其后人及家族成员对政治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而对当世臣僚也具有教化与导向作用。因此金代褒奖死节之臣，既赠官爵，而且录用其子孙。大定十七年正月诏“海陵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者，并释为良。辽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孙，各葬于广宁、河南旧茔。” 章宗朝更是推广先帝褒录忠直贤臣，恩恤后人的政策，通过旌贤显善，从而以励风俗。

3、绘制地点衍庆宫：

贞元初年，海陵帝增广燕京原旧庙，迁祖宗神主于新都燕京。贞元元年（1153），新都建成。海陵王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府名大兴，甚而“命毁会宁府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以坚定金朝的汉地本位政策。到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南迁汴京为止，作为金朝都城共61年，1215年金中都被蒙古军队攻陷，城池完全被毁。

与汉代云台和唐代的凌烟阁不同，衍庆宫乃是金代太祖原庙。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兴建太庙，复立原庙。三代以前无原庙制。三代以前无原庙制，至汉惠帝始置庙于长安渭北，荐以时果，其后又置于丰、沛，不闻享荐之礼。今两都告享宜止于燕京所建原庙行事。于是，名其宫曰衍庆，殿曰圣武，门曰崇圣。”贞元三年十一月奉安祖宗神主于太庙。作为太祖原庙，衍庆宫内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东曰（元）（原）庙，奉安玄祖、太圣皇帝杨割。追尊远祖，起自七代龛福，以下各加尊谥，立庙祭祀。 衍庆宫内有大定二年迁来的睿宗御容。衍庆宫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以及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红者二等。原藏于会宁府和中都御容殿。其中一件便服容后迁至会宁府太祖庙。（金史•卷三十三）东京开觉寺藏睿宗皁衣展裹真容于大定十五年迁祖庙，仍易袍色。大定十六年奉安世祖御容，东西建殿位。大定二十一年圣安寺睿宗御容迁于衍庆宫。大定十七年正月金世宗下诏扩建衍庆宫圣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东建太宗、睿宗神御殿。由此可以看到，大定年间的衍庆宫扩建 、御容陈设与位置调整、功臣谥号、立碑的重新审定，都影响到功臣像的陈设与位次安排。而衍庆宫所藏御容像对于功臣像的绘制起到约束和示范作用。

另外，金中都皇城内千步廊东西机构的安排，对于认识衍庆宫的地位与意义也有启发。进宜阳门后按文东武西设置的文楼武楼，千步廊西边为尚书省与六部等朝政机构，接待宋使的会同馆。东边为太庙、球场、拜天台，接待高丽西夏使节的来宁宫。这种设置安排似乎隐藏着一种机制，西边为汉式的朝政机构，东边为女真族的民族身份，这种机制可以在深层影响着功臣像的艺术处理与表现。

了解功臣配享的礼仪制度可以确知功臣像的受众。有关配享功臣的礼仪是在大定十一年由群臣商议，有关礼仪的设置女真各级行政首脑具有一种开创的活力。 例如完颜宗宪和希尹都主张对于中国制度采取择善而从的态度。宗宪曾经建议：“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 所以天眷二年（1139）大臣请定臣制的奏劄有以下的言论：“臣等谨按：当唐之治朝，品禄爵秩，考覈选举，其法号为精密。尚虑拘牵，故远自开元所记，降及辽宋之来，参用讲求。有便于今者，不必泥古；取正于法者，亦无循习。”（会编卷一六六，页六下引“金国闻见录”中的“奏请定臣制劄子”。）因此洪皓在《鄱阳集》中记载金朝的“官制、禄格、封荫、讳谥，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金史》记载“享日并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应图功臣配享庙廷，各配所事之庙，以位次为序。”《金史•朝享仪条》载：大定十一年十一月，……又设七祀位一于殿下横街北，西街之西，东向，配享功臣位于殿下道东，横街之南，西向，北上。”金代禘祫二祭以功臣配享及朝享功臣设位与唐宋大体无异。在举行禘祫等大典时，自皇帝、太子、亲王至四品以上执事官均可以亲眼目睹位于圣武殿左右庑的功臣像。而五品以下官员则朝拜于圣武门外，八品以下官员则只能立于宫门外。

三、功臣像的工程提控、样式选择与反复调整

1、移剌履授命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是这一工程的总监。

移剌履，字履道，晚号忌言居士，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自5岁做“卧看青天行白云”一诗，展露文学天赋，自是日知问学，读书一过目辄不忘。移剌履先后在世宗朝和章宗朝讲译经史，论史进谏，议定女真进士科考制度，懂历法，精算书绘事，经历定制礼仪、译解经史、外交、修史、为功臣勒铭墓碑等，兼具“史学”、“史才”、“史识”。据《图绘宝鉴》卷四载，他还“善画鹿，作人马、墨竹亦工。”赵秉文有《题移剌右丞画双鹿》诗二首描述其创作的双鹿图卷。应该说移剌履是一位复合型人才，具备提控这样一项耗时、耗资的大型艺术工程的才能。

2、金代自建国初年掳掠和引入大量宋代绘画粉本与艺术人才，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来索御前祗候……金人来索什物仪仗：礼器法物、礼经礼图、孔子冠图、讖竹简古画、祭顺明堂，又取书录及所藏古器……金人来索……靖康二年正月，金人又索诸人物，又取画工百人，正月十日间……工匠人，……以至后苑八作绫文思院及民工悉取之，约十万口。”

画史记载宫廷画家有工画人物的张圭。山西繁峙县岩山寺创建于金正隆三年（1158），其中留存至今的文殊殿金代佛教壁画，为金代“御前承应画匠”王逵于金大定七年（1167）创作。据傅熹年先生的研究，其绘画中大量的宫殿建筑，可能是模仿金中都的建筑格局而较之低一级别。

3、史书记载功臣像的形象特点：

《大金国志•卷二十七•开国功臣传》、《金史》和碑刻中记录有关功臣的形象特点，为艺术创作者刻画形象以及抓取形貌特点提供了依凭，如：粘罕：貌类汉儿，姿貌雄伟。斡离不：为人眇小，性慈仁。希尹：目睛黄而夜有光，顾视如虎。兀朮：猿臂善射。习不失：健捷，能左右射。

4、时代流风：

金代的统治阶层和民间均有画像风习。在统治上层常常为有功之臣绘像予以表彰，如明昌五年图像徒单克宁，之前曾诏画克宁像藏内府。章宗时还诏画移剌道图像藏于秘府。还建有褒忠庙，其中可能有绘塑的忠良形象。这种图功臣像藏之内府或秘府的举措，与宋代景灵宫摹写民间藏画像摹写壁上可谓一曲同工。金代民间也有大量画像风习，如承晖居家寒素，置司马光、苏轼像于书室，曰：“吾师司马而友苏公。”雷渊因偃然不屈不畏权贵，而为人所重，民间闾巷多画雷渊像。可见人物画像在金代的多种用途、广泛流播与深厚基础。

5、功臣像的绘制与样式选择：

衍庆宫所绘功臣为太祖、太宗朝，世宗朝画家要找到他们的相关资料，需要包括走访去世功臣后人，查找文献资料及肖像资料等多项准备工作。从绘制肖像小样、粉本到上壁完成，必然还要经过层层审查。

唐宋以来功臣像的绘制方式与工序有许多相似之处。据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集贤院》载：“自西京倾陷，四十余年，旧日主掌官吏及画像工人沦丧。集贤院元管写真官、画真官人数不少，自迁都洛京，并皆省废。今将起阁，特请先定佐命功臣人数，下翰林院，预令写真本，及下将作八作，与画工相度间架修盖，缘院内有先写夫官沈居隐，画真官王武琼二人身死，即日无人应用，伏撰候敕旨。敕：集贤院御书院，复置写真官画真官各一员，余依所奏。” 唐代凌烟阁图画功臣的写真官、画真官隶属唐代集贤院管理，集贤院职权为编修史籍，考究学问，并参知政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己巳：“诏求李岘……等三十七人画像，绣图凌烟阁云。” （《新唐书》）大中二年七月十一日史馆奏：“续选堪上凌烟阁功臣。除所有旧图形。并有子孙在中外任官。令写进外。三十七人。……宜令御史台散牒诸州。寻访子孙。图写真形进送。” 这份奏章提到了两个重点：其一是以往功臣的画像样本，其二是新敕功臣的画像样本，分别由新旧功臣家属提供画像样本。这可能是与以往功臣画像绘制的不同之处。这样的安排，才能减轻朝廷画工的工作压力，而且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工程进度。

在南宋人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和周辉的《北辕录》中对金中都宫殿有着具体的描写，不仅驰道宏阔，而且宫阙门户金碧翚飞，规制宏丽。金中都的建造以汴梁为参照，负责修建中都的梁汉臣为宋宫内侍，甚至有些材料都是直接拆取自汴京。宋代景灵宫功臣像的绘制或可作为衍庆宫功臣像的参考：“（高宗绍兴）十八年二月，监登闻鼓院徐琏言：“国家原庙佐命配享，当时辅弼勋劳之臣绘像庙庭，以示不忘，累朝不过一十余人。今之臣僚与其家之子孙必有存其绘像者，望诏有司寻访，复摹于景灵宫庭之壁，非独假宠诸臣之子孙，所以增重祖宗之德业，以为臣子劝。遂下诸路转运司，委所管州军寻访各家，韩王赵普、周王曹彬、太师薛居正、石熙载、郑王潘美、太师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侍中曹玮、司徒韩琦、太师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各令摹写貌像投纳，绘于景灵宫之壁。” 吴自牧《梦梁录》（太常）寺内有昭勋崇德阁，阁上绘像文武功勋大臣，自忠献赵韩王普以下二十五人于其上。

元丰七年九月，赠太慰安守忠有“战功政迹，当豫绘像。”景灵宫绘像管勾官误以钦州团练使安守忠充数，后经赠太尉安守忠之孙自言，神宗令户部尚书王存核实后降诏改正。另外，宋代宣和画院要求“上真”前送稿审查 ，严格把关。

衍庆宫功臣像的绘制过程虽没有文献提及，但有两条资料或可有所启发：

1）、“宗浩死，上命其子奔赴丧所，葬毕持绘像至都，将亲临奠。”金代帝王诏命为大臣死后绘制遗像与中国的传统相一致。

2）、金世宗于大定六年“五月戊申，幸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之。”衍庆宫功臣像可能也经过金世宗的御览与审查，其多次调整以及移剌履的误期或许与此有关。

为功臣画像立赞以唐太宗所著《凌烟阁功臣赞》为代表，以文字赞语叙其事咏其美用以成教化、助人伦以备后世纪念、瞻仰、学习。而自金太祖时宗翰访问女直老人得祖宗遗事，阿离合懑撰《祖宗实录》，世宗朝更是大量寻访祖宗遗事，所以推测大定年间绘制的功臣像应该是有赞语，甚或是由世宗本人亲自撰写的。

6、调整：功臣像的调整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作为太庙的衍庆宫内部的改变，根据太祖太宗位置调整配享功臣与功臣像，这是一个整体的调整；另一种是功臣间的位次的局部的调整，其慎重的遴选与修正方案的不断调整，从一个侧面传达了以世宗为主的政治集团的从政态度、利益和理念。名次的调整也是对功迹的认识，为人物形象与史迹绘画作准备，从而进一步突出政治理念与人物特色。遗憾的是《金史》对配享功臣与功臣像间关系交待不明，甚至功臣像中兖国公和特是习室是否配享太祖太宗庙廷都未见记载。

调整方案：大定八年始命画功臣像，大定十一年臣僚曾对圣命拒而不从不知是否与此工程有关。大定十一年功臣像在此前基础上增为20人，特别提到汉人宰相韩企先。大定十四年下诏画功臣像，同期银术可改配享太祖庙。大定十六年左庑迁梁王宗弼于斡鲁上（世宗曾言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大定十七年扩建衍庆宫。同期诏令吏部考功郎详考功臣劳绩，以赐号。大定十七年正月抚恤海陵无辜被杀大臣之家属。大定十七年功臣像应当基本完成，此时仍为20人，有司拟进谥号。大定十八年调整蒲家奴与阿离合懑的位次。大定二十年功臣像应完成，此时诏降移剌履职。大定二十二年增皇伯太师辽王斜也。此时功臣像计21人。

为严格体现每位佐命功臣功勋之大小，在名次排列上亦曾先后三次予以增删和调整：“十六年（1176），左庑迁梁王宗弼于斡鲁上。十八年（1178）黜习失，而次蒲家奴于阿离合懑下。二十二年（1182），增皇伯太师辽王斜也。撒改、宗干、宗翰、宗望、其下以次列。”经世宗亲自拟定的功臣图像，直到章宗“明昌四年（1192），次序始定。”

作为国家级艺术工程，必然有工期、进度和质量上的要求。唐代历次功臣图像的局限性在于：健在功臣难以皆保全晚节，衍庆宫虽不存在这一问题，但仍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出现误期的情况：《金史》记载大定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过期，降应奉。”这一过期原因不明，推断可能与屡次的调整而导致人力与材料的准备不足有关，或许也有体会圣意不明而导致绘制出现失误而耽误工期。在艺术史领域，或可参考佛道宗教造像，以及历代对衍圣公像配享的方案调整，其主要缘由乃是大的时代背景。目前或可借助遗存卷轴画和墓葬壁画猜想金代宫殿建筑与功臣像的面貌。

四、衍庆宫功臣像的绘制动因、目的与影响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至皇统初年已形成“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的态势， 为日后世宗朝礼乐“浸备”的昌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世宗大定时期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既充实和弥补了熙宗等人在改革上的缺陷和不足，又极大地推动了金代礼仪改革向日趋完善的阶段发展，形成礼乐“浸备”的昌盛局面。然而，蓬勃发展至金代中叶的汉化进程却使当时的金朝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大定间，世宗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在世宗看来，要想使大金王朝国运久长，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的忧虑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海陵与宋战败。当海陵王在采石战役中受挫以至被部下杀害以后，军心涣散，充分表现了女真军力的衰颓。中原百姓的不满情绪，自然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于是纷纷起而反金。世宗即位以后，致力于内安百姓，外御宋人的工作。一方面平息华北的危局，稳定政权，一方面讨平契丹的叛乱和抵御南宋的北伐。在他当政的初年，女真政权真是险象环生，岌岌可危。

其次自金初以来，金宋两国使节往来要举行射弓宴，双方射箭以决胜负。金朝前期，金人往往胜多负少，然而从世宗以后则情形颠倒。大定十年（1170年），宋使来贺皇帝生辰，世宗“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纔中其七”。（《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这令金人大失颜面，太子允恭就曾提请朝廷注意这个问题：“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左司郎中粘割没雅遂建议说：“今后所差奉使，乞降指挥预选，令于南京考射阅习。”（《三朝北盟会编》二三三，引张棣《正隆事迹》）

再次，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猛安谋克军户的正军子弟本应是作战主力，但“材多不堪用”，所谓“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愿与诸大臣讲明军政，以为自立之计。”（《大金国志•卷一七•世宗圣明皇帝中》）金朝中期诗人史旭忧思道：“郎君坐马臂彫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

为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金世宗深切感到以女真勋贵为主的贵族统治集团，是兴国安邦，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后盾。为此，他因时制宜确定了复兴女真文化运动的指导方针。恢复女真文化成为金世宗当政之后的首要任务，为国之大政。而诏命在衍庆宫内绘制太祖、太宗朝“勋业最著”的功臣像恰巧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另外，从出身、启蒙教育、人生历炼、政治主张、从政特点等方面，剖析绘制衍庆宫功臣像的发起人金世宗，对于衍庆宫功臣像的功臣遴选、图像形式的选择等措施都会有深入的认识。金世宗从政的特点不仅深刻影响着衍庆宫功臣像的绘制目的、人物遴选、功迹的认定，甚至对于人物画像样式、造型、服饰、武器配置等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兹仅举数例以说明：

1、出身及其对种族的认识：金世宗裒系阿骨打之孙，宗辅之子，其母李氏为辽阳人，东京士族，其妻昭德皇后乌林答氏，二位志节坚贞的女子对世宗影响很大，后来世宗行事的沉毅刻苦，反省向善，深恨海陵，蓄意独立，终为贤君，都与她们长期薰陶，精神的督责，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于汉文化的认识体现在世宗的用史与论史之中，《金史•世宗传》中处处可见他对汉文经典熟悉、对汉文化的自觉、对汉化的身体力行与评论历代盛衰治乱。 金世宗尤其对唐史研究深刻，应该对凌烟阁功臣像不陌生，对其作用必然会很大。他还亲自参观辽代华岩寺中的辽诸帝像。

2、对祖宗基业与女真文化的认识：金世宗生于上京，自立于上京，一生致力于对女真本土化运动的认识与推动，力图以女真文化弥补汉文化的弱势。金世宗有大量 “还古风”、“祖先艰难”、有关祖宗之言论。作为混血儿他对种族的认识是凝结在骨子里的深刻矛盾，他责备唐括安礼曰：“……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对于非女真的燕人，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还有他对辽与西夏保国保种的认识。

3、金世宗以武取天下，少时“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 “既长，统兵为将，挞揽、兀术诣父南征，裒（世宗）未尝不在兵间。”“以仁厚为士卒所推。” 在世宗看来，围猎对于女真人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世宗以“闲习骑射”加强对太子的教育。自世宗大定间创立女真进士科以来，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采取各种办法使女真人保持骑射之长技，如特地规定在女真进士的考试内容中加射试箭。金用骑兵南下，兵机神速，故所向克捷。此为金胜宋败的主因。尤其金人号称“长胜军”的拐子马战术最令宋将头疼，李纲就曾上疏乞募兵买马：“二曰买马。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兵敌之，宜其溃散。”

4、金世宗为政日劳日新，事必躬亲，且识见卓越，经验宏富，他深切感到女真文化没落的问题，试图解决女真族与汉人、契丹共存共荣的问题；调和辽、金、宋的文化与思想的问题；古今兴废与立国治体的问题。他对唐括安礼说：“朕今年（大定十七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谋克当修举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鲜有及朕之寿者，朕颇习女直旧风，子孙岂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焦虑。世宗的用心治国：“朕于天下事，无不用心，一如草创时。……有始有终……察问细微，非人君之体……”。

5、择贤心切与择贤标准：世宗说“为治之道，考择人才最难”，所以自大定初年他就“思得贤士”，“中夜而寤，或达旦不能寐”，申明宰相之职乃是“进贤退不肖”；他以忠信、忠正为贤臣的首要标准，他自己的智囊团队被称为“将帅器”的仆散忠义，不仅喜谈兵善射有大略，而且动由礼法，廉以接下。被称为“国令器”的纥石烈良弼，性聪敏忠正，尽忠于国。石琚、唐括安礼、图克坦克宁及移剌道均以沈厚、忠直、忠实、刚直而鞠躬尽瘁。世宗君臣相知，每每告诫子孙：吾父子今日相乐皆仰赖这些忠臣。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被金世宗嘉赏的张万公，乃唐代名臣张公谨之后，张公谨于贞观十七年图像凌烟阁，张万公于大安元年图像衍庆宫，配享章宗庙廷。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世宗在位29年，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刑政平允，得为君之道。他的上述为政思想与文治武略影响着他对功臣选择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也就体现在了历经十余年的功臣像调整过程之中。

结  语

明昌五年进士韩玉作《元勋传》，因称旨而得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因为明昌四年配享功臣次序始定，该书所收入元勋一定颇具规模，其作为功臣文献资料，堪与功臣像文图相映。

《金史》本纪三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金世宗的语录，尤其有关女真旧俗文化每每有诏命下达，世宗尝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他在大定八年至二十年间完成了衍庆宫功臣像。其间，在大定十三年世宗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第，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大定十三年定制并完善了女真进士科，其后不断加强女真人以及皇室子孙对女真语言、女真文字的学习和使用，以女真字译汉文经籍，倡导女真人习武，围猎骑射等等。

在大定二十四年的上京出巡中金世宗高唱《女真歌词》，在大定二十五年的上京大宴宗亲于皇武殿上，他又自歌本国歌曲，道王业之艰难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也许这时浮现在金世宗脑海中的正是辅佐太祖太宗时的众功臣像。

大定二十八年春三月与群臣欢宴于神龙殿时金世宗又“以本国音自度曲，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思国家基绪之重，万世无穷之托，以戒皇太孙，当修身养性，善于持守，及命左丞相克宁尽忠辅导之意。” 或许这正是衍庆宫功臣像绘制的内因。

有关中国10至13世纪北族王朝的汉化问题，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关注。 宋辽金元时期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通过对金代衍庆宫功臣像绘制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美术史的角度，认识到女真建立的金朝统治者对汉文化学习的深入血脉，论史用史的娴熟与自觉，运用汉族艺术手段与方式以达到“明劝戒、著升沉”和“成教化、助人伦”的目的，由此可见汉化的不可逆转。衍庆宫功臣像的前因后果不啻是一个北方民族汉化的有力例证。

注：
1.《金史•卷八•本纪第八•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
2. 因篇幅所限，图像功臣表格从略。另外金初人才济济，如挞懒、宗雋等人因各种原因未能入选功臣像。《金史•列传第十八》还记载有太祖、太宗时伐辽灭宋的名将二十二人，封为亚次功臣。
3. 袁良勇《宋代功臣配享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朱志学《两宋“写真”的社会功能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4. 《金史•世宗本纪》。
5.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著、倪伟译《视觉文化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6. 因篇幅所限功臣像诏谕年表从略。
7. 张博泉《金完颜希尹碑史事考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4期。
8. 张泰湘、仇伟《阿城金源郡王神道残碑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王久宇《阿城金代贵族墓碑的发现和考证》，《北方文物》2007年第4期。
9. 李澍田主编《金碑汇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10. 《金史•卷五•本纪第五》，中华书局1975年。《时立爱墓志》。
11. 《金史•忠义传一•序》，中华书局1975年。
12. 《大金国志•卷三十三•陵庙制度》，中华书局1986年。
13. 于杰、于光度著《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73页。侯仁之《迎接北京建都八百年》，《地理知识》1953年1月号。
14. 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
15. 《金史•志第十四•礼六》。
16. 因篇幅所限移剌履年表从略。据《金史》、《金文最》、《元好问中州集》、《金史详校》等。
17.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8. 袁良勇《宋代功臣配享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19. 王溥《五代会要•卷十八•集贤院》
20. 《唐会要•卷第四十五•功臣》。
21.《宋史•卷一○九•志第六十二•礼志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
22. 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卷五》，重庆出版社2008年。
23. 何志虎《泾川完颜家族祖先遗像考释》，《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路生《金兀术后代“藏”在甘肃平凉》，《西部论丛》2009年第3期。有关衍庆宫功臣像的一个疑问是对材质的推定：根据前代功臣像及金代各类工艺技术的发展，推测衍庆宫功臣像的材质有可能是壁画、大型卷轴画、后世的所谓贴落、大型绣像等。此前历代功臣像的文献记载相对明确，如《汉官仪》：省中皆胡粉涂壁，画古烈士。刘公兴《望凌烟阁》：素壁绘勋贤。《新唐书•蒋乂传》：左壁颓剥，图像旁之赞残缺。而金代经过履次的调整，是否真的会在太庙中对壁面进行如此庞大的反复动工，令人怀疑。所以有关材质问题留待日后研究。
24. 《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25.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6. 姚从吾《姚从吾先生全集（三）辽金元史讲义——乙•金朝史》，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
27.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28. 《大金国志•卷六•世宗中》。
29.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九，炎兴下帙九。
30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本文获教育部2008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编号NCET-08-0861）

张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副主编，博士，国家艺术发展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专家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