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辽代文献及近年考古资料的梳理拟进一步廓清辽代皇室五仪中的艺术活动、辽代皇室成员的艺术实践和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等相关问题。由于辽代圣宗、兴宗和道宗等多位皇帝大力提倡汉化政策实施文教策略,皇室成员积极参与,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汉化的程度丹青之风盛行,成就了有辽一代的艺术成就，为构筑中华民族多民族美术史做出了贡献。同时本文认为对于多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还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运作,兼容并蓄从而使美术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关键词：辽代;契丹;皇室;画待诏;翰林画院;庆东陵
在辽朝200余年的历史上，始终伴随着草原本位政策与汉化政策的互动，[1]突出地表现在辽代国号的几次更改和南北分治政策的实施。自916年辽太祖建号“大契丹”；938年，辽太宗得燕云十六州，创立新国号“大辽”；947年，“大辽”国号扩展到中原，此后只用于燕云汉地，而在长城以北仍用“大契丹”为国号。圣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改国号为“大契丹”。最后一次改国号是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号“大辽”。[2]称契丹表现了回归本民族的态度，而称辽则有顺从中原的意义，从辽代数次更改国号，可见其汉化的政治态度。同时南北分治政策的实施适合当时北方社会发展，审时度势地处理了境内的民族关系，从而对于辽朝统治的稳定，封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甚而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圣宗朝后期辽代与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之局，契丹提倡文教，因南北通聘，竞求使才，注意文治，抡选官吏，契丹人渐染汉化，也是形成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发展时期。[3]
目前有关辽代皇室艺术的研究多以文献记载为据，庄申、阎万章分别梳理了文献记载的辽代画家史料，其中包括辽代的皇室成员。[4]然而对于辽代皇室的艺术实践及其机构的设置还有诸多疑问有待解决，如辽代是否建立有真正意义上的画院，就是学者们多年来一直讨论，但悬而未决的问题。
近年大量有关辽代皇室墓葬的考古成果及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发表，为进一步认识辽代皇室丧葬礼仪带来了新的契机，如秦晋国妃墓志、宣懿皇后墓志及萧氏后族墓志等，它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帝陵的建制流程、帝后送葬礼仪、宫廷机构对皇族墓的赞助形式，以及葬仪中的官制等等的确凿可信的资料，也为研究辽代皇家审美观念的形成与表现提供了新的资源。
笔者在对庆东陵壁画墓作个案研究时，[5]亦发现辽代庆东陵壁画的丰富的内容为我们认识辽代皇家的艺术风貌提供了研究线索，因此择用更为丰富的包括墓志、碑铭、文物图像等等的成果，使其进入研究视野，将使我们对辽代皇家艺术的认识更为清晰和深刻。
一、辽代皇室五仪中的艺术活动
从现存文献及考占遗迹考察发现,辽代宫廷的艺术实践是配合着五仪活动而出现的。这突出表现在彰显政迹与表彰臣下的殿堂壁画,葬仪中辽帝的各式造像,以及用于外交活动中的艺术作品等等。
辽代的太祖庙里绘有《太宗收晋图》。[6]在太宗亡地栾城建庙并于州之凤凰门绘制《太宗驰骑贯狐之像》。[7]开泰七年(1018年)在上京五鸾殿圣宗诏令翰林待诏陈升绘制《南征得胜图》。[8]这些都是用于彰显当朝皇帝之神武与英明。
神册六年(921年),太祖下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9]会同元年(938年),太宗下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10]招谏图与古帝王图都曾在唐代宫殿中图写,是用于成教化、助人伦,为统治者进行宣传的大型壁画主题。辽太祖曾下诏图写高模翰形象于麟阁,爵她后裔。[11]而清宁九年(1063年)辽道宗下诏画《滦河战图》旌表耶律仁先的战功。[12]这种为臣下画像以表彰功迹,则既可鼓舞士气,又是收买人心的好办法。
契丹旧有青牛白马传说和三汗神话传说,史载：“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13]这是文献记载契丹族统治者第一次建立的祭祀祖先的宗庙。御容画的创作一方面与自唐代以来的传统有关,以及同时代在与宋代交往过程中的交流,但同时也与契丹的祖先崇拜有关。辽代为适应游牧生活,便于及时祭祀,特别创立了随四时捺钵移徙的“行在庙”。这是契丹统治者为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贯彻祖先崇拜的宗庙制度而创建的活动宗庙,也可以称之为“捺钵庙”。中国古代宗庙皆供奉神主,即牌位。而契丹统治者在宗庙中不供奉神主而改供奉先帝的遗像,即御容,并形成惯制。辽代的御容,根据材质和制作方法有不同的区别:画像、泥塑像,如在契丹始祖庙中供有绘塑的二圣(奇首可汗和可敦)并八子神像;金、银、铜铸造的铸像,如祖州二仪殿有以白金铸的太祖像,仪坤州仪宁殿有太祖天皇帝、应天地皇后银像,“行在庙”中有帝及后妃的铸金像,西京华严寺有六个帝后铜像；用石头雕造的石像,如在中京、延芳淀都有景宗、承天太后的石像等。有关辽帝死后要写御容,以备祭拜的记载在辽史中资料丰富。
另外,辽代自太宗开始在先帝和先后的生辰和忌辰礼仪上行拜容仪。自太祖始,有专门陈设御容的殿堂,称为明殿。此后历各代皇帝而有多种名称,如御容殿(玉殿)、影堂和影殿等。这种殿堂分布在辽的五京地区和陵地内。
不仅辽代皇室有御容像及摆放御容的专设殿堂,在辽代圣宗和兴宗两朝,还有帝后命绘近臣于御容殿,兴宗朝绘制有北、南两府宰相萧孝先和萧孝穆像。[14]天祚帝时期,曾追封萧速撒和萧达不也为兰陵郡王,均绘像于宜福殿。[15]
考古发现的庆东陵壁画墓中有彩绘壁画人物形象约70余个,有些人像上方墨书契丹小字榜题,可能是圣宗的臣僚和近侍形象的写真。[16]庆东陵壁画墓以东向的方位设计,与中原观念相同的四季、四方与四神关系的宇宙模式,以及汇聚了山水、人物、建筑纹样等题材的壁画整体布局,其象征意义在干树立辽代封建王朝的正统地位,显示成为中原帝王而非部族首领的政治理想。虽然墓葬壁画有其局限性,不能说是那个时代水平的完整表现,但庆东陵壁画为我们认识辽代皇室的绘画艺术提供了线索,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辽代皇室的绘画艺术风貌。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外交。宋辽皇帝以己之绘画所长相互赠送,《契丹国志》记载重熙十五年,“帝(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以答之。盖当是时南北无事,岁受南宋馈遗百四五十年,内府之储珍异,固山积也。”[17]宋仁宗将辽兴宗赠送的《千角鹿图》悬挂在太清楼下,召近臣观赏。次日,又由皇后邀集大臣眷属们观览。以后收藏在天章阁。[18]宋辽皇帝各以丹青墨笔铸就了宋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另外,在辽兴宗、道宗和宋仁宗之间有一项外交仪式就是互赠帝像,展现了当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文献记载了这一段颇为曲折的历程,同时也记录了擅长写真和默写的辽代画家,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契丹与南唐就有御容交换活动,据《南唐书》记载:出使契丹的南唐使者在幽州“馆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宫,言元欲识唐皇帝面。”[19]《辽史》记载兴宗曾“诏大臣曰:朕与宋主约为兄弟,欢好岁久,欲见其绘像,可谕来使。”[20]道宗朝宋主“遣使奉宋主绘像来。”[21]而“重熙二十几年。夏,契丹主遗使,以其画像献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见,笃兄弟之情。”[22]甚至辽帝将宋朝皇帝的御容安放在庆州崇奉,事中国之君如事天与祖宗,而令宋人“至诚感神,矧兹有苗。”[23]而宋朝臣子对于两国交换帝像一事也有着延续多年的激烈争论。[24]
最值得注意的是,辽兴宗和道宗为见宋帝御容,竟然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即让出使宋国的辽臣暗中画下宋仁宗像,但遗憾的是都未能得其真。[25]这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其作者就是以默写手段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环境、社会风习以及特定的人物群体。默写对提高人物画表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这种提高在当时主要不是出于艺术目的,而是出于列国统治者之间政治斗争的需要。五代宋辽时期,派遣画家以默写手段刺探敌方情报。图写君臣肖像、地形图一类事例屡见于文献记载,擅长肖像画和默写的画家人数不少,水平也很高。[26]
辽代自太祖阿保机开始曾多次迁徙汉人至辽上京地区，《辽史》记载辽太宗时就曾将“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27]辽在获得燕云十六州之后，原本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汉人画家也多为辽廷所用。因此必定还有许多失于记载的中原画家在辽代宫廷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辽代宫廷的艺术活动及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五代后晋时被俘入辽的宫廷画家王霭、王仁寿和焦着。[28]辽代某些御容像的绘制或许有中原名家的参与。画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应是被辽太宗耶律德光俘掠入辽的画家王霭。王霭因长于写真而入神品，《圣朝名画评》记载他追学吴道子之笔意，于佛像人物能尽其妙，笔法豪迈。他曾奉诏绘制宜祖、太后御容和梁祖真像，其所绘人物能停分取像，侧背分衣，周旋变通，不失其妙。北宋时期肖像画的突出成就表现为宫廷写真高手和民间写真画师的活跃,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宋代的帝后画像及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无名氏所绘的王涣等4人的肖像, 虽不能肯定是王霭所绘, 但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王霭客客辽逾十五年，历辽太宗、世宗、穆宗三朝，主要是以画艺服务于契丹宫廷。文献中记载的辽五京皇帝御容及陪臣画像虽不能确认是某位中原画家所为，但一批似王霭这样的中原画家的加盟，势必会对辽代人物肖像画产生相当的影响。
可见，绘画艺术在辽代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活动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辽代发展的盛期，皇室可以比较娴熟地运用艺术的手段来为统治服务.
辽代皇室的艺术实践
辽代自圣宗即位之后，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更加重视。统和十二年（994）诏令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逐道军有勇健者，具有名闻。”[29]圣宗还重视在契丹皇族和子民中进行以忠孝和三纲五常为本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他曾告诫诸皇侄：“勿以才能陵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30]统和元年（983）圣宗曾颁诏：“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31]这种措施与宋朝表彰孝义之门的做法如出一辙。辽代诸朝皇帝的谥号，除太祖和天祚帝之外，皆有“孝”的字眼。在朝廷的倡导下，辽室宗室及民间都崇尚儒家的伦理道德，如辽室宗亲耶律宗允“佩诗书之教，洞若生知，靡苏于弦诵，钟孝敬之性。”[32]在兴宗朝封为宋王的耶律仁先兄弟5人依次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5字命名为仁先、义先、礼先、智先、信先，表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高度敬仰之情。[33]
辽代中央官学号称“五京学”,其设置大体采用了北宋的教育模式，又兼有现实的政治考虑。辽代的中央官学号称“五京学”，其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其师资主要倚重于汉族士儒。辽代自太宗之后逐步建立了东宫与宗室教育体制。《辽史·百官志三》所列东宫官属名目与宋代东宫官属名目基本相同，教育内容突出经学、文学及道德方面。辽代历朝储君及皇帝也多有好学之人。[34]
自阿保机至天祚帝天庆三年亡于女真，所用汉族重臣如韩延徽、唐默记、韩知古等不在少数，他们为辽代的建设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辽朝推崇儒学，辽太祖时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辽朝至圣宗、兴宗和道宗朝更是汉化日深。圣宗后期，汉人地位上升，中层官吏多源于科举，中京的营建及各种文教事业的开展，甚至刊布《大藏经》之类，都是有意与宋争胜。《栾城集》曾记载宋使自辽归朝上书曰：“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35]可见，汉文也是辽朝通用的一种文字，其通行程度在契丹文之上。因此，陈述先生认为：由于宋辽双方对峙而争胜比美，提倡文教，汉人位势渐盛，兴宗而下，吟咏唱和，已经无别于汉家的太平天子。[36]
辽代皇室高度的汉化教育，使其许多成员喜擅丹青。辽代绘画的兴盛和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与契丹最高统治者的喜好、重视、提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自东丹王耶律倍始，到其子世宗耶律阮、曾孙圣宗耶律隆绪、玄孙兴宗耶律宗真，他们祖孙四代都是以帝王之尊，不只是喜爱绘画，而且自己也都是绘画能手。同时迭剌、道宗、道宗孙、天祚帝、道宗后萧氏等还是书法高手。
东丹王耶律倍又名李赞华,聪敏好学，通阴阳，医药，箴灸之术，知音律，善画，工文章，是契丹最早见于纪传的画家。文献记载他善画本国人物，知音律，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37]其画绩及作品还先后被宋元的画史文献所记载和著录。
圣宗则是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38]
懿德皇后也是一位好音乐且能诗善画的女性画家。[39]
道宗皇帝被认为是“上性自然。生知不学。瞻形绘象。调律修乐。君臣宴会。内外宴会。礼文若古。制度复朴。奸邪屏逐。”[40]
秦晋国妃是辽代画史上堪称代表性的女性画家，她“博览经史，聚书数干卷，能于文词。其歌诗赋咏，落笔则传诵朝野，脍炙人口。脍炙人口。性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弦而倒。雅善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其笔也。”[41]
辽代皇室成员受儒家影响颇深，他们通音律，善丹青，还能赋诗吟诵，到兴宗朝后期开始过着汉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
辽代的宫廷绘画机构
绘画机构
辽代立国之初的921年就有太祖下诏绘制前代直臣画《招谏图);937年太宗时期,群工奉旨绘制古帝王事等大型壁画。对于辽代绘画机构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辽代存在画院,其主要依据在于《辽史》有翰林画待诏之记载。[42]另一种意见认为因现存文献记载资料不详,故应存疑。[43]
考察辽代宫廷绘画机构需要参照唐朝和宋朝的相关资料,赖瑞和的《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44]一文对于唐代翰林院的制度有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及成果梳理,对于我们认识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承继关系与制度设立有一定的帮助。由于该文是通过出土的唐代墓志进行研究,给予我们这样几点启示唐代翰林院是在玄宗开元初即位时设立的,分有文采的高官负责掌制语和备顾问地位崇高和书画工艺、医卜天文等地位较低的杂色人,最初泛称翰林供奉,后分为翰林待诏院和翰林学士院,后者专处高官。翰林待诏纯以个人才艺人院备皇帝所需。而唐代翰林待诏所带的职事官衔,正是宋代“寄禄”制度的渊源。翰林待诏除了以文散阶来秩品位之外,还带有一职事官以“挂职领俸”。顾炎武《日知录》载“旧书言翰林院,有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廪之。……陆贽与吴通玄有隙,乃言承平时,工艺书画之徒,待诏翰林,比无学士,请罢其官。……《雍録》日,汉吾丘寿王以善格五,召待诏,坐法免,上书愿养马黄门。金日理与弟伦,没人官,输黄门养马。师古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又武帝令黄门画周公负成王图,以赐霍光。则是黄门之地,凡善格五者,能养马者,能绘画者,皆得居之。故知唐世杂艺之士,供奉翰林者,正用此则也。[45]该文引用的翰林待诏全套结衔,全都属于书待诏,由于书待诏的卜作之一是负责书写碑石,所以他们的结衔得以随着碑石在近代出上而流传下来。鉴于近年辽代考古成果显著,重视出土墓志碑石的资料将对于研究辽代的官制及机构设立有较大帮助。
唐代官方机构中的“将作监”卜又设置“左校署”与“右校署”,其中“右校署”的专门职务为“掌供版筑、涂泥、丹雘之事”,所以按理来说营造皇室墓葬壁画的工程,应是由“将作监”的“右校署”工匠们负责。
辽太宗耶律德光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设立北面官和南面官制度,至辽世宗耶律阮时期南面官制度得以完善。《辽史》记载辽代北面官中设立有北面御帐官,下设近侍局,其中有侍奉辽帝从事绘画活动的近侍小底。而北面著帐官下又有右抵侯郎君班详稳局,内设笔砚局,其中有掌管皇室书画用具的笔砚抵候郎君和笔砚吏。[46]同时该司还设有承应小底局,其中的笔砚小底等“本诸斡鲁朵户析出,及诸色人犯罪没人。凡御帐、皇太后、皇太妃、皇后、皇太子、近位、亲王抵从、伶官,皆充其役。”[47]
《辽史》记载西辽耶律大石“通辽、汉字,善骑射,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承旨。辽以翰林为林牙,故称大石林牙。”辽代官制的北面官中有大林牙院负责文翰之事,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耶律大石系因精于书而幼年时以宫廷画家身份被委任为翰林应奉,出仕天祚帝。
圣宗开泰七年曾见翰林画待诏陈升,写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48]从所受命令的内容可以发现,文献有些地方所载的翰林待诏系翰林画待诏之误。另外,庆州白塔是辽兴宗年间大型工程官式营造组织制度的典型反映,塔的建造是在皇室的直接安排下,组织各级文武官员、佛寺僧官在内的领导机构,并调集了多工种在内的技术力量雄厚的施工队伍。现在其圆首碑铭及残碑上记录有“重熙十八年(1049年),章圣皇太后特建释翅佛舍利塔(今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张)文甫任画待诏,负责全塔彩绘。”[49]与辽史相印证,可知辽代确有画待诏之职,但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翰林画院这样专门的绘画机构,现有资料均语焉不详,难做判断。
御用画家
有文献记载的御用画家,除绘制宫殿壁画的陈升,参与庆州白塔建造的张文甫,善画圣容的耶律裹履外,还有擅长仿御画而免于死罪的卢宝[50]；善画佛寺壁画、绘有懿州宝严寺内炽盛佛坛四壁二十八宿壁画的名手、辽待诏田承制以及另一位“翰林赐绯待诏”刘边等[51]
目前出土完整的陈国公主墓内丰富的随葬品就是辽廷内专门的匠作机构中专业匠师的佳作。由于辽代专任外戚,因此公主地位尊崇,其丧葬所需在出嫁时已由皇家配备。[52]而陈国公主墓中的壁画似与庆东陵所绘有很多相近之处,因此有学者推断陈国公主墓壁画的制作可能会与陈升发生职务上的联系,或有着共同的师承关系。[53]这是目前所见的除庆东陵墓壁画外,辽代皇室成员艺术风范的又一例证。
结语
契丹民族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自己民族的祖先。契丹民族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民族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观。在政治制度方面,他们吸收汉制,官制分北南面,其南面官制度属中原体系,北面官制度保有契丹本民族的特色。在文化方面,制定了“学唐比宋”、“华夷同风”的文化发展方向。辽道宗懿德皇后曾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诗“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深。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蠢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54]真实地反映了辽代华夷同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共识,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辽代视唐代为其正宗的同时,辽代建立政权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就是与宋争“天统”,以得中原文化传承之“正”为目的。[55]甚至作为理学巨孽的朱熹的思想中都相对开阔地认识到:宋辽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政治地位相类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56]而这一积极认识的产生缘于辽代文化本身获得的长足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宋代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来看,唐宋美术史产生了较大的景观变化,唐代文化态度进取而广泛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宋代文化则趋于收敛。而具有浓郁少数民族气息与勃勃生机的辽代美术应该是对唐代民族上升期的高昂气势的发扬。对于辽代美术的研究,将为研究唐宋风格的变化提供新的资源体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美术史不可能是单一民族的。辽代美术的特色恰好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相统一。[57]辽代美术既有民族特点又有地区特点,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化领域中的生动表现,为构筑中华民族多民族美术史做出了贡献。目前对多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还很不够,理应引起高度的重视,在研究过程中应当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作,如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成果,吸收不断发展的新的观点与方法,兼容并蓄,从而使美术史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58]
注：
[1]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8页。
[2]参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3]从富弼的言辞中可见一斑。(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戊午条记载北宋中期的富弼说:“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问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庄申《辽金时代之华化书画家》,《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1966年。阎万章(辽代画家考》,《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2期。
[5]拙文《辽墓壁画研究—以庆东陵、库伦辽墓和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2004年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
[6]《辽史·卷二0·本纪第二0·兴宗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283页
[7]《辽史·卷三七·志第七·地理志一》,第443页
[8]《辽史·卷一六·本纪第一六·圣宗纪七》,第184页。
[9]《辽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纪下》.第16页。
[10]《辽史·卷四·本纪第四·太宗纪下》.第16页。
[11]《辽史·卷七六·列传第六·高模翰传》,第1250页。
[12]《辽史·卷九六·列传第二六·耶律仁先传》,第1397页。
[13]《辽史·卷三七·志第七·地理志一上京道》,第445页。
[14]《辽史·本纪第十八·兴宗纪一》,第212页。
[15]《辽史·列传第二十九·萧速撒·萧挞不也》,第1421和1422页。
[16]笔者曾就此问题请教契丹又字专家但目前尚难断定其文字的确切意义与内容。这里暂依旧说。
[17]《契丹国志·第八卷·兴宗又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83页。
[18](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画史丛书》第一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10月.第85页。
[19]《南唐书·卷十八·浮屠契丹高丽列传》,《陆放翁全集》上册,中国书店,1986年6月。
[20](辽史·卷二0·本纪第二0·兴宗纪三》第246页。
[21]《辽史·卷二一本纪第二一道宗纪一》,第256页。
[22]《契丹国志第八卷·兴宗文成皇帝》,第84页。
[23]》契丹国志第九卷·道宗天福皇帝》,第88页。
[24](宋)李寿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辽史·卷八十六·列传第十六·耶律裹履》,第1324页。
[26]参见余辉《南宋画院佚史杂考二题》、《美术观察》1996年第9期。李松《从乘传写照到默写通神—[韩熙载夜宴图]说到17世纪前后人物画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发表于2002年12月“千年遗珍国际学术研讨会”。
[27]《辽史·卷四·本纪第四·太宗纪下》第59页。
[28](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评·第一卷·人物门第一神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10月,第446页。
[29]《辽史·卷一三·本纪第一三,圣宗纪四》,第145页。
[30]《契丹国志·第七卷·圣宗天辅皇帝》,第63页。
[31]《辽史·卷一0·本纪第一0·圣宗纪一》,第112页。
[32]《耶律宗允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中华书局,1982年,第183页。
[33]《耶律仁先墓志铭》,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第197页。
[34]参阅《辽史·卷八0·列传第一0·马得臣传》、《辽史·卷七二·列传第二·义宗倍传》、《辽史·卷三0·本纪第三0·天柞皇帝纪四》、《辽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纪下》等章节。《契丹国志·圣宗》。
[35](宋)苏辙《案城集》卷四十一,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6]陈述《契丹政治史稿》,第130页。
[37](辽史·卷七二·志第二·义宗倍传》,第1211页。
[38](辽史·卷一0·本纪第一0·圣宗纪一》第107页。
[39]《焚椒录》.陈述辑校《全辽文》,第206页。
[40]《道宗皇帝哀册》,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十第273页。
[41]《秦晋国妃墓志》,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八,第193页。
[42]余辉《唐宋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绘画机构及其成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4期。[43]岛田正郎(辽朝林牙、翰林考上下》,(法律论丛》1963年。金维诺亦认为《辽史》所记翰林画院及画待诏远非后来意义上的画院制度。拙文《辽代人物画研究》,发表于2003年10月《中国古代宫廷绘画国际研讨会》。
[44]《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45](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五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6]《辽史·卷四五·志第十五·百官志一北面·北面着帐官》,第704页。
[47]《辽史·卷四五·志第十五·百官志一北面·北面着帐官》,第706页
[48]《辽史·卷十六·本纪第一六·圣宗纪七》,第184页。
[49]德新等《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第12期。
[50]<辽史·卷二0·本纪第二0·兴宗纪三》,第244页。
[51](金)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
[52]《辽史·卷五二·志第二一礼志五·嘉仪上),第864页。
[5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54]《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陈述辑校《全辽文》卷三，第62页
[55]《圣宗皇帝哀册》,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六,第141页。
[56]《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收录又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7]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58]参见罗世平(鉴古开今水远进取—金维诺教授的学术生涯》,《美术研究》2005年第2期。
(本文为2004年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辽墓壁画研究—以庆东陵、库伦辽墓和宣化辽墓壁画为中心》之第二章第四节,发表时有删改,指导教师金维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