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历史和辽代美术史研究要置于唐五代宋辽金元史的长时段中把握，这是历史学者和美术史学者们一直强调的。历史上由于王朝的更迭，对于不同民族、区域、阶层的艺术及其相互之间的融通性，艺术题材、艺术样式、造型手段、材质的影响程度与相互作用，各种艺术元素与艺术思维方式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艺术的传承、创新与传播的关系等等问题，都推动着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近年辽宋墓葬壁画的研究，契丹辽朝在唐宋交聘中的物质文化与艺术风貌的研究，契丹辽朝学唐比宋在美术史研究中的体现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显示出辽代艺术与历史的独特魅力。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安史之乱后高丽、东突厥、回纥、契丹、奚以及中亚胡人的不断迁入河朔地区形成的文化问题尤具有启发意义。以内蒙宝山辽墓壁画为例，历史学和美术史学的研究成果显著，其中值得进一步追问的诸多问题，如画面主题与粉本样式的择选标准、流播路径，乃至与松漠都督府和河朔三镇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放在自唐以来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考虑。

在10至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上，辽金元王朝一度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同时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向延伸，因而在中央欧亚的广阔地域与历史中起到了沟通南北、连结东西的重要作用。要想深入认识辽朝在东西方联系的链接作用，尚需扩大视野。近年来海内外有关内亚史和欧亚史的研究，以及不断累积的考古发现，都提示我们要将辽代美术史研究放在更为广阔的草原丝绸之路的时空坐标中考察。内蒙古锡林郭勒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的考古发现，展示了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欧亚草原的商贸关系，从物质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层面深化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内涵。以内蒙古奈曼旗出土的陈国公主墓为例，其墓葬形制、壁面装饰、墓志碑刻、出土遗物在文化特征与艺术来源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堪称一座小型博物馆。然而，面对这个辽代考古和美术史的完美孤例，如何在材质、技术、装饰等物质文化与艺术史层面寻找突破和切入角度也一直困扰着学界。草原丝绸之路时空坐标的纳入，无疑提供了新的观察方向，年轻学者以陈国公主墓出土带具为例，讨论辽代躞蹀带的历史演化与审美内涵，就是对草原丝路艺术与文化传播路径的初步研究。

契丹辽朝与西域中亚的关系，是草原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另一脉络。近年来通过文献典籍、碑铭石刻、寺观塔庙、墓葬壁画等，探讨萧氏后族与回鹘关系、契丹后族在辽代美术史上的贡献等研究，亦取得不俗成绩。再者，陈垣先生所言“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文明炫耀中亚大陆”，西辽与汉文化的关系亦应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网络中的一条线索引起关注。 “复我疆宇”、 “以光中兴”的雄心如何体现在西辽的直辖领域与附庸国和附属部族的物质文化中，语言、官制、文字、习俗、宗教中的汉文化因素，考古资料中所呈现出的遗址、建筑、雕像、装饰，乃至出土物所反映出的煅造技术等等，以及海内外相关的学术成果，都是需要进一步学习掌握、釐清和反思的。而有关辽宋、辽夏、辽丽、辽金等研究界域，则将研究视野置于东北亚的格局与关系中，学者提出的辽契丹乃是蒙元之师，显示了这一路径线索的深远影响，或应成为美术史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

多年来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对图像的解读与研判给予美术史研究诸多启发和助益。另一方面，美术史学者也不断呼吁有关艺术本体语言的研究，不同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语言形式的择选与运用等等，或许还有更多讨论的空间。

学者们强调要想推进美术史研究，做具体细致的个案研究至关重要，同时史学的研究又亟需整体眼光和视野，艺术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从考古发现与美术史遗迹的偶然性中追寻到历史的必然意义，反思历史的底色，则任重而道远。“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和《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所展现的中华文化景致和魅力，将吸引辽代美术史的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张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报《美术研究》副主编、副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