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李洋在《美术》杂志发表《写生作品化》一文，这是他多年在教学与创作中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其目的，一是链接中国画教学传统文脉，将前辈大师总结出的艺术教学方法和艺术实践经验衔接今天的中国画教学。二是反思人物画教学中写生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力图在写生作品化的要求下捕捉体悟对象的内在神蕴，提炼造型，惨淡经营，进而生发笔墨语言，以形写神，提升意象造型之美，在写生作品化中探索水墨人物画的意境与美学精神。
面对中国画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统一，李洋潜心于研究中国水墨人物写生创作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和近现代艺术教育的蕴涵，苦苦探究广阔的传统美学精神和前辈艺术大师们历经多年的艺术实践和经验，同时在个人多年的教学与创作实践中不辍思考，从“画若布弈”的创作思想和“意象色彩”的问题意识到明确提出“写生作品化”的主张，由意象到意境，追求的是中国画的理想，因而对于艺术教育和创造实践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徐悲鸿先生倡导“要以人的活动为艺术中心”，蒋兆和先生以巨著《流民图》展示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艺术震撼力，践行了以画笔“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李洋力图秉承前辈艺术大师的人物画创作观。多年来，李洋的足迹遍及祖国南北东西，先后随中国美协文艺志愿者服务团赴四川巴中培训中小学教师，近年陕甘宁和云贵川闽粤等地采风写生，深入生活，观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情风物，不断提炼生活的本质美，深化时代气息。他喜用题跋记述，“2016春节前夕赴广西隆林县德峨镇采风，正逢当地几十年未遇大雪，天气异常寒冷潮湿，深切体悟生活之艰辛。”（《烤火》）“2013年伏月赴山东胜利油田老河中区钻井队采风写生，时逢酷暑高温难耐挥汗如雨，记录工人师傅辛苦工作。”（《采油工伉俪》）使切肤感受成为采风写生创意的动力，在上下求索中体悟中国百姓的精神世界。同时将古法与客观现实相印证，寻找发现它的规律，并从生活中去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以激发艺术的生命力。
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行万里路以接近自然和丰富阅历，藉胸怀与阅历助推艺术创作的境界和格调。正如顾炎武《与人书一》所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从陕北农民到城市边缘人群，从云贵川到粤闽桂，从陕甘宁到内蒙古，以及近年如人类学者田野考察般的遍访，无论傣族、白族、苗族、彝族、哈尼族、壮族，还是蒙古族、鄂温克族……，都在李洋的画笔下展现各自的风采，是李洋艺术创作题材上的转换与追踪，也是他多年探索以艺术创作关注社会问题的成果。因此，他把“行万里路”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为一种生命境界。在与人、与自然、与深厚博大的心灵和苍茫自然的血脉气象的遭际中，锤炼贯通主体心灵的往还互动，与对人性的通透理解。
二
1、城乡风景：
在农民工、城市人群、少数民族的采风写生人物塑造中，李洋不脱离生动的直观，在从自然中得来的新鲜感和具体性中探讨人性、笔墨经验、色彩和新程式。“向纸三日”，凝思结想，生发多样的面目和多样的生动意态是李洋写生作品化的前提，在“经意之极，若不经意”的过程中，探寻手段方法与意境的统一。
李洋一直以他的画笔表现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多重冲突中，农民工的自我重塑与生命构筑。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作为城市一线的建设者，某种程度上重组了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与经历了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60年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缘于信息社会的发展，他们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不同于上一代人。
2012年前后李洋创作了一批《城市风景》《边缘人物之八零后》《写生作品化》，既有保安、小时工、打字员、装修工、纺纱工，也有收银员、服务员、美容师、临聘教师、物业管理员等等，虽然称为边缘人群，但其实涉及了新一代的城市建设者们，他们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有着更强烈的城市认同感和寻求更好的生活发展契机的渴望，李洋把他们与城市人群并置，捕捉认识他们的精神的实质和对时代生活真实强烈的情感，强调直观切入的形象的细致刻画，丰富的面部表情，人物构图的穿插聚散形成的动感，昭示了被画家的感觉和心灵浸润的土地上这一人群的质朴、渴望和憧憬。
而《上班族》表现了小雪纷飞中熙熙攘攘的打拼一族，短促飘动的线条与淡墨的皴擦，更增添了细雪拂面寒风瑟瑟中的繁忙氛围。人物内在的憧憬透过色彩的躁动，象征着跳跃飘浮的生命的渴望，呈现出心理世界的丰富，拨动观者生命深处的通感。而李洋在画面中探索运用构成、分割、并置、拼贴、重叠手法进行创作，构图中人物的起承转合关系，愈显出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素描造型的束缚，也打破单一的时空观念。
当城乡二元的不断突破与融合，当人们的生活空间不断多元，李洋敏锐地捕捉到的是当今青年一代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激情，是青春的锐气和活泼的生命力，他以更多元的表现手法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
2、水墨写意：
对于人物画来说笔墨和造型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人物画只有多方借鉴才能获得新生命。多年的教学实践，李洋说：“传统人物画家如陈老莲、任伯年等也多兼擅山水花鸟，而中央美院国画系的水墨人物画室的临摹课上，基本是以传统的花鸟、山水画作为临摹来学习传统笔墨技法的。”苏轼的论画今人耳熟能详“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矣。”生动地概括了察物、立意、造形、写意的有机联系和相因为用。而明代李日华认为梁楷所画佛道诸像细入毫发，而以树石点缀则极潇落，借此可助雄逸之气。李洋也在水墨人物画中，添加山水花鸟元素，并创造性地融入山水花鸟的笔法墨章。
《新路》《太行筑路工》是李洋为太行深处筑路工的传神写照，人物面部雕刻着风霜，目光流动着沉郁，源于个体的生命经验而生发出的雄强、曲婉、苦涩、沧桑、悲壮和敦厚朴实的风骨，也打着时代和环境的烙印。画面兼顾描绘的真实性与水墨的写意性，大面积用墨造成强烈的整体感，大处以墨色求单纯，勇于恣意纵横；细微处以笔线求丰富，不失精雕细镂。斧劈皴形成的太行山般的衣纹处理，用笔类于书法，贵于笔力，描述性和色彩大大减弱，而表现性和水墨黑白大大加强。漫长的筑路岁月仿佛将躯体融入了山的厚实、山的浑朴、山的胸怀、山的性格。
《四川巴中巴山背二哥》表现的是大巴山区如马帮般的背运队伍中的一员。以背力为生的主人公面部实，服饰虚，喇叭形背篼与丁字拐的工具愈显巴中汉子以肩膀讨生活的坚实步伐。人物形象蕴含的平和坚忍，以自然、真实和内在性而牵动人心，画面水墨淋漓，腴润而苍劲，隐喻了山高水险、艰难行路的谋生之途，运用了山水画的笔法，用笔遒劲，“线忌草、忌梗”，“宁颤勿率”，浓淡干渴与皴擦中仿佛山中的路、水与云气的贯通游动，情景交融而展现出郁郁苍苍的气韵。画面体现了李洋在理性反思中透露出的沉郁的悲悯，触摸人的尊严和本质体验。
《苗族筑路工》表现的是苗族壮汉，焦墨勾勒出正侧面的外轮廓，下巴微颔，纵笔挥洒身体的浓淡，腿部与雨靴留出亮度的反光，铁铲的通直增强了耿直而倔强的性格。临场发挥中所形成的肌理、渗透、渍痕、迟涩而呈现出的时间、空间、风雨、光影种种感觉，似乎化作难以言说的生命体验和灵魂颤动。正如前辈们所说行笔要高度控制，“笔落春蚕食叶声”，李洋也在用线的平圆留重中体会变化，他说用笔要慢才有味道，线的均衡弹性和皴劲厚重体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情与内在。
在《苗族老汉》的题跋中，李洋写到：“此幅作品以速写手法迅速完成，记录画家对对象一种感受，即以意立象，以形写神，意象合一，形神兼备，带有很大主观表现品格，所谓借物抒情，缘物寄情也。衣纹皴擦非结构，而是一种需要。”作为画面的重点，苍劲的脸庞与双手以淡墨加褐色渲染，胸部的空白愈加映衬正面直视的目光和略显夸张的脸庞和双手。让我们联想到芥舟学画编中称“观人之神如飞鸟之过目，其去愈远，其神愈全。作者能以数笔勾出，脱手而神活现，是笔机与神理凑合，自有一段天然之妙也。”胸部几道疾速笔触是画家在整体效果中对微妙变化的关照，似乎也在加强对人物性格的暗喻。平凡的生活性主题中体现出的劳作与自足，李洋以他的平和理性在笔墨形式流淌中咀嚼人生。
李洋尽心于中国画笔墨法度与气韵神理的钻研。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国画的灵魂。天道酬勤，李洋攻书法，临碑帖，体味书法奥妙，偏爱在画面中张扬线条的“骨肉血气”，它们的存在价值体现在其纵横开张、巍然独立的架构，以及黑白虚实的造形效果之中。李洋体会，笔墨不只是水墨画造型和表现的形式手段，在美术史的发展历程中，它也在不断积淀丰富，彰显着审美观念、思维方式、人格力量和人文精神。
3、墨色相融：
中国画中的设色不同于客观事物。李洋认为以林风眠为代表的彩墨画，目前还有进一步探索的价值和空间。在少数民族题材的采风写生作品中，他醉心于探索彩墨画的实践，试图在彩墨设色中进一步抒发借物写心的创作目的。
南方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与繁茂花果之乡的世界，迥异于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这里的人们在平凡的劳作中呈现出安然坦荡的生命状态与人性底蕴，尤其从体态、服饰、装扮中透露着美的基因，与自然融为一体。
《傣族演员》《哈尼族妇女》《彝族女子》，人物形象大多保持着平实的静态描述，以浅淡或似断非断的线和笔法的韵味塑造面部的秀骨，以墨色长裙和彩色上衣为特征。众色的相同，一色的变化，设色不掩笔意而浓淡交错，灿烂中仍具笔情墨趣和水晕墨章，墨色相融增加了诗意的抒情性。赶摆场景与农家生活重叠错落，鸡群、瓜果、农具与竹笼、芭蕉、繁花杂糅。在和风细雨、清浅小溪的氛围中，感受她们的坚毅、真挚、憧憬的情感世界。以生动性和通透性展现了生命的活力和诗情，塑造了一种精神世界，也倾诉了画家的心境。而《百色卫校学生》虽然遭遇了广西隆林县德峨镇多年不遇的湿冷，但少女端庄平静中透露着自信与质朴的意态与神气，长发披肩和对襟短衣是“玉颜光粉色，罗袖拂花钿”的展示，平朴清隽的视觉感受仿佛“慢而密切，快而稳”的琴曲，灵秀韶华的韵致贯连于画面中。
《牧歌》和《快乐呼伦贝尔》则挥洒了北方游牧民族的豪爽，呼伦贝尔草原敖鲁古雅使鹿部落的驯鹿姑娘，黑白对比强烈繁复的服饰表现仿佛民族志，是对莽山中的狩猎民族触摸古情今韵的历史记忆。而草场上红色的蒙古袍与远方的蒙古毡帐与牵黄擎苍，则是马背民族逐水草移徙，四季周而复始的人文意象，以艺术的语言表述了历史的记忆和智慧的诗意。
李洋的水墨人物画作，不是再现自然之形，在创作过程中根据描绘与表现的需要，应感兴会于水墨的千变万化所呈现的微茫惨淡与丰富微妙，以中国画的传统笔墨媒介，造形写心。既重视精粹的中心，也不忽视配景，摈除生活表层的繁杂，呈现生命的单纯和心灵的清明。宋代画论“着眼于颠沛造次，应对进退，颦頞适悦，舒急倨敬之顷，熟想而默识，一得佳思，亟运笔墨，兔起鹘落，则气王而神完矣。”赵孟頫“画人物以得其性情为妙。”由此，我们也看到，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中，如何能够捕捉最富生活化的姿态和角度，强化自然的生命状态，以造型、笔线、墨色，吐露生命的历程和人性的深沉，也是李洋不断用力之所在，他在水墨人物画中颂扬的是绵延无尽的生命演进，积淀着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深隐的关切恋念和人道情怀。
三
面对当代中国诸多文化现象，以画笔剖析之，将生命中所深切感受的真情化为绘画的语言传递出来，李洋为自己也为后来者就近观察生气淋漓、充满动感的社会凝成了一个个形象经典，并借此保持与当下文化建设的联系，“立此存照”呈现历史的核心内涵，它本身甚至可以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传神写照，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乃中国画重视主观表现，画者笔心也，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涵泳我手，客观对象经过画家心灵陶融注入自己之感受陶冶灵魂。”（《采油工伉俪》）“乙末腊月十六正逢大雪封门，于广西隆林县德峨镇采风写生。中国画强调写意精神中的主体精神世界之表现，寓物于意，寄情于画，古人云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个体之意直接联系着精神品格与道德理想。”（《赶圩上》）李洋在多幅作品的题跋中表达了写生作品化的主旨。
李可染先生对“意境”下过这样的定义：“意境是客观事物精粹部分的集中，加上人思想情感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也是诗的境界。”周思聪亦在个人的艺术创作中践行着“意境”的创造，她说创作关键在于捕捉生活的深度“意境”。2010年北京举办卢沉周思聪的展览，李洋提出了写意人物画的“意境”说，他指出周思聪更关注用多种绘画手段创造意境，更多精力用在画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正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现代水墨画的“道”，应当是也只能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个发展、转化，这种发展和转化包括对亲和自然、天人和谐、明道救世、弘毅进取、强调内在超越、讲究格调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大胆探索和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境遇与心灵世界，寻找传统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结合点，现代水墨画的“道”，既要从思想中悟出，也要从艺术创作过程中发掘。这种发掘，只能是不断地以水墨的方式关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寻找它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独特处和长处。李洋多年来注重从研究生的培养上对先辈的学术与思想进行传承，近年指导的硕士论文，包括对古代以及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物画传统的研究，从学术生涯的形成时期开始培养他们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能力。
2016年酷暑时节，李洋又将前往“海滨邹鲁”之乡福建惠安。他说现在每每画一幅作品需要很长时间收拾，需要不断调整和丰富画面。李洋也在不断思考：如何在写生作品化中，面对想象力和理性思考力、生动与深刻、具体与概括、客体描绘与内在表现的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心理、情感与思维过程；如何在简繁之间求索而突出画眼；如何在写生作品化中突出笔墨的表现力和相对独立性，把握笔力、笔势、韵味，以及如何在关照笔墨意趣的表现时又能关照“直面血肉人生”的主旨和独立而强大的思想力。
正所谓：真者，精诚之郅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渔夫》）传统人物画给予中国艺术增加了文化的厚度和重量。今天在更高的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层面上，审视当代中国画发展的路径问题，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为人民大众，为历史的“剧中人”和历史的“剧作者”们抒写、抒情、抒怀，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和贡献中国色彩，李洋任重而道远。
张鹏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报《美术研究》副主编，
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