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我们手里的坎土曼一直没变，外面的世界却早变了。——刘亮程《凿空》
只有真主知道我们在大地上喘气的时间。——阿拉提•阿斯木《好姑娘》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新疆，去吐鲁番的夜车在路旁停下，黑暗茫茫无尽，大地上没有一点灯火，一泡热尿后眼睛才能适应过来。此时仰望星空，千万年的时间萦绕在头顶，顿觉人渺小到尘土里去了——强烈的时空感伴随着尿颤，像电一样击中身体。当时想，这样一个地方，一定生长着大智慧。及至后来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发现他从不“念天地之悠悠”，却带着显微镜般的眼睛，向下细察地上的万物。他看地上的虫子，阅读一棵树，听风，“在一场风中洞悉古往今来的所有信息”；他在一根木头旁睡一觉，“从木头的开裂声中获悉生命的全部意义”（引自我与他的访谈）；他书写村庄，构建的却是自己的哲学。这里的思想者靠的不是经典，而是自己感受世界和生命的独特通道。
新疆正是如此不同，它吸引我再次前往。旅行者在这里，容易被它的壮丽地理吸引，却无法深入它的现实，更不用说触及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头脑。于是你只能借助阅读和交谈，去寻找它的密码。汽车在南疆植满白杨树的公路上奔驰，一个个隐伏在原野边上的村庄转眼即逝。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外人却无从知晓。于是我去读刘亮程的《凿空》，通过这本书去认识绿洲农村无所不在的毛驴子，去辩识维族的坎土曼和汉族的铁锨的异同，去体验一个阿訇的临终，到村民们开凿的地下世界探秘，去目睹一次抓“东突分子”的过程，从一个铁匠铺的变迁走入一个村庄的历史，从“西气东输”工程的热潮感受一个民族的兴奋和伤痛。我看到的不再是无垠的星空，而是被剖开的历史和现实。
我去过不同的巴扎，却从未见过“万驴齐鸣”的奇观，那是它们因为要被汽车取代而发出的抗议和哀号；我也曾到过一个不知名村庄的麻扎，却不知死亡也有市场，墓地也有秘密交易。只有在文学的世界，我才能窥见一个陌生地方的秘密。《一个人的村庄》是个人的抒发和玄想，《凿空》是站在高处俯视兴衰，见证生死。前者是观察与思辩，后者是虚构与叙事。《凿空》里的阿不旦村是无数维族村庄的缩影，它不再是形而上思考的一个模型，而是纠结着文化冲突和现代化阵痛的样本。在这里，毛驴要给摩托车和汽车让路，坎土曼敌不过挖掘机，真主也不能阻止石油钻机刺入大地的心脏。外面的世界早变了，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仍扛着坎土曼，梦想与时代分一杯羹。
在莎车县的街头，我见过无数坎土曼，那簇新的黑，连接着耀眼的刃，陈列在阳光下，如同沉默的兵阵。我闻过它的气息，它来自一个铁的时代。《凿空》里说它是一种刨土工具，它朝后刨土，干的活都在后面，刨土是动物性的动作，因而它更古老；而铁锨是挖土工具，它往前挖土，干的活摆在前面，并且可以手脚并用，还应用了杠杆原理，更省劲，因而也更先进。用坎土曼私挖地洞的农民，越挖越上瘾，就像动物一样；但很多坎土曼放在一起，你并不知道哪把干了私活，所以说，“哪个坎土曼没有一点隐私”！我看到的农具摊上的坎土曼，就像新出生的婴儿，如果它被和田的挖玉人买去，它挖到什么价钱的玉，没人知道，于是它也有了隐私。
但用坎土曼挖玉显然比不过挖掘机，如同《凿空》里挖掘机抢走了坎土曼挖埋石油管道的活。2009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里说：“当奥运奖牌将使用和田玉为原料的消息使玉石热潮攀上顶峰时，在和田市玉龙喀什河河道中进行采玉作业的挖掘机达到了顶峰，八千余辆。这甚至引起了国外军方的注意，观看卫星照片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绵延几十公里的工程场面意味着什么。”这也是阿拉提•阿斯木在《蝴蝶时代》里所写的时代：“现在南疆一带几乎是全民挖玉石，山上山下，河流戈壁沼泽房前屋后都是挖玉石的大军，民间企业的技工们也都跑去挖玉石了，内地制造挖掘机的企业也把销售部门搬到了南疆。现在南疆热闹了，几年就把几千年来沉睡的玉石都挖完了，人们醒着睡着都在挖玉石。”
我到达和田时，玉龙喀什河是枯水期，河滩上仍有人在用坎土曼挖玉。每个坎土曼都有个梦想，它渴望挤入一条从乌鲁木齐通往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经济链，把它挖到的和田羊脂玉呈送到这些大城市里一掷千金的新富们的客厅，它每天的劳动成本只是几块馕提供的力气，但挖到玉却可一夜暴富。艺术家刘小东也在这里搭起了帐篷，但他不是来挖玉，而是来现场创作，画挖玉的人——处在这条经济链最低端的人物。他笔下的维族男青年阿不都•克里木目光如刀子，锐利，警惕——那是一双萨满之眼，如同作家阿城所说，流露着动物性，充满生存的直觉。他漂亮的洋岗子站在旁边，是他要保护的对象。新疆遍地是宝藏，他要在这里争夺自己的生存空间，他要他的洋岗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刘小东用画笔准确地捕捉了他眼中闪烁着的欲望。
在阿拉提•阿斯木笔下的乌鲁木齐，我曾窥见这种欲望的镜像。如果你是一个过客，你根本无法接触到维族的上层社会，而阿斯木小说中的人物，几乎全部来自政界、商界和文化界，是维族社会里的成功者，也是底层民众欲望里的楷模。在这个都市精英世界里，有江湖情义，也有不择手段的恶斗；有纯洁的天使，也有淫乱的魔鬼；有真主的威严，也有无奈——要与财富、权力争夺人间的信仰。他的叙事里时而喷发着维族民间传说的浪漫气息——流水、风、花草和动物互相对话，对新疆风物的诗意想象以及对真主智慧的生动转述；时而充满凌厉的现实感——每个人物都有外号，大量流行俗语，肮脏的利益交易，能闻到汗味和精液味的性描写等等。阿拉提的小说如同一面魔幻之镜，照出新疆当代社会的剧变以及它背后辽阔汹涌的欲望。
在喀什，我只停留了一夜。周涛笔下的“身着空军军装的维吾尔族探亲女兵”今何在？我找不到作家的梦，也没时间去看香妃墓和大巴依的庄园，只能乘着夜幕的掩护，潜入已经不开放的老城去看高台民居。建在黄土崖上的房子跟随维族人的世代繁衍而不断增生，它有自己的生命逻辑，完全无视规划和建筑学的法则，房连房，楼叠楼，只听从生活在这里的人的需要。在这里，是生活在塑造建筑，而不是建筑在规定生活。想一想，那些想用规划来控制空间的人们是多么可笑！规划只彰显权力，而生活只为自由。隔着吐曼河，远望对岸新城被灯火簇拥着的摩天轮，那正是内地大城市的援疆规划师们的“杰作”。面对千百年来从日常生活中自发生长的民间智慧，这种迪斯尼乐园式的移植，竟然毫不惭愧。
内地与新疆的联系，建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层面。刘亚洲曾在他的《西部论》中力主新疆在塞防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战略重要性，这也成了中央政府的共识。疆治问题一直为历代中原政权所重视，但要说到内地对新疆的影响，最大的也许要算毛泽东时代派遣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中国的屯垦制度为新疆带来先进的农业，令大量荒山变良田，也形成极富新疆特色的兵团聚落。董立勃是在兵团成长的作家，他的两部姐妹长篇《白豆》和《白麦》从文学层面，生动记录了新疆当代的屯垦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兵团初建，大批军事移民都是未婚的年轻人，随着扎根日久，人人争着组建家庭，兵团的空间组织方式开始变化，在集体宿舍之外，出现供有家庭的人居住的小房子，而随着时间流逝，有人生老病死，当坟茔出现，他乡于是开始变故乡。董立勃所书写的生产劳动，柴米油盐，争风吃醋，爱恨情仇，正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光流转中。
兵团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仗，却极大地改变了新疆的生产方式，它令农业与牧业的比例开始出现倾斜。石油工业的进驻，同样改变了新疆的经济命脉，也改变了新疆的空间景观——兵团和石油曾令石河子和克拉玛依这样的新城崛地而起。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沿海城市的发展也开始辐射到新疆。阿拉提的小说写到不少在那个时候到广州和上海做生意的维族富商，他们赚到的钱，又回流到新疆投资房地产和商业。当然，新疆也向内地输出很多东西。这几年，麦盖提县的农民木卡姆乐团“刀郎之魂”经常在北京和上海演出，让我见识到这种让人荡气回肠的维族民间音乐。在麦盖提县城的广场，在学校的空地，在那些老木卡姆乐手自家的院落，在莎车县公园里的茶馆，我又多次领教了它的神奇魅力。世间为什么有木卡姆？莎车县的木卡姆乐手和木卡姆乐器收藏家依力哈木•热依木对我说，“因为灵魂恐惧肉体，真主为了让灵魂进入肉体的臭皮囊，就给他们听木卡姆，于是世上便有了木卡姆。”
新疆还向内地输出了李娟。在刘亮程之后，李娟那透着阿勒泰山林空气的清冽味道、像北疆苍穹上的云朵般洁白的文字，再次让人们目瞪口呆。那是在水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字，超越了知识，与历史无关，在所有阅读经验之外。她和她妈妈跟随转场的哈萨克牧民，走遍不同的牧场，开小店、做裁缝，在和牧民打交道的过程中记录这种飘移的生活，抒写对自然、劳动和社会交往的感悟。在她的文字中，你能读出不一样的时间，古老、缓慢、平静，浸淫在其中的事物纤毫毕现，透析出来的真理颠覆你的思想。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和她妈妈已在阿勒泰红礅镇购了一处院落定居——几间平房，大片的菜地，是她的版税换回来的。她和我去阿勒泰的夏牧场，那里群山连绵，草木葱茏，性感的大尾羊成群挡住前方的去路。我看到的只是景色，而她曾在其中历炼。只有在她的文字世界中，我才能洞悉曾在这里如羊群过山岗般缓缓演进的生活。天很高，地很远，只有通过她的写作，我才知道其中有人的喘息。
李娟向我介绍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书，她谦虚地说，对于哈族的生活，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叶尔克西才是他们本民族的作家。叶尔克西的《永生羊》写了她小时候在北塔山与一个落伍的羊羔萨尔巴斯共同成长的故事，羊改变不了它要被宰杀的命运，在长大了的萨尔巴斯被宰杀时，她伤心无比，而她的父亲却说：“为一只羊掉泪不吉利。想想吧，如果你命数长，能在世上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你会看到有很多羊为你而死，那么你的泪该怎么流呢？羊死不为罪过，人生不为挨饿。世上的事，就是这么简单。”哈族人宰羊之前，都要说一句“你死不为罪过，我生不为挨饿”，这是一个生命为了生存索取另一个生命时所表达的感恩，也是哈族人对于生命轮回和世界运转法则的理解。叶尔克西从一只羊身上习得她的民族流传久远的智慧，她的文字也成为传播这种智慧的媒体。
她在《脐母》里写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相濡以沫，写哈族人世代相传的人格教化和道德培育，她在“脐母”的榜样下成长，等她成家立室，她又成为别人孩子的“脐母”。她在《新娘》里写哈族的婚嫁礼俗，它不是今天为了迎合旅游者猎奇目光的排演，而是已经消失在时间长河里的古老仪式。叶尔克西从内书写哈族的文化传承，而李娟则在外学习哈族对大自然的谦卑。哈族人从来不伤害牧草，牛羊可以随便吃，但人却不能乱拔。哈族人也狩猎，但总是严格遵循野生动物的繁殖规律，他们敬畏万物。他们很少食用野生动物和鸟禽，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及其交换物为食。李娟在《木耳》里写阿勒泰森林里脆弱的生态如何在蜂拥而至的采木耳的内地人手中被毁，他们贪婪的欲望如何伤害了哈族人的心。“但总会有什么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吧，凌驾在人的欲望之上……”，李娟在祈盼，也在忧虑。
新疆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存在，是胡大寄存在人间的深不可测的秘密，就算穷尽所有经典，使用所有的语言，也解释不了它的千万分之一。沉默的山川旷野，头顶的流云，地上的花草树木，地下的蕴藏，深远的历史，变动的现实，不同的民族和语言……行走在这片大地上，最狂妄的人也要噤声。以前人们把它称作西域，正是因为它是大地上一个陌生的他者。就连这里的时间，也与北京相差两小时——它在东六时区，采用西部时间。在文学世界里，因为语言的障碍，我们无法深入理解不同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因为有阿拉提和叶尔克西这样的双语作家，我们才能找到一个理解的入口。新疆有一个“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每年耗资1000万，致力于打通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汉语读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可惜这个工程的出版物甚少流通到汉语的阅读市场。我们可怜的阅读，只是沧海一栗。
在辽阔的苍穹下，刘亮程的村庄在沉睡，地下却有毛驴子的忙碌，有不同的坎土曼在向深处掘进；阿拉提的同胞们在城市的人海中营营役役，在灯红酒绿中放纵自己；董立勃的主人公白豆和胡铁，在下野地的胡杨林里，赤身裸体，两颗心历尽误解和劫难，终于碰撞在一起；李娟在阿勒泰的深山旷野，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变换着沉沉大睡的地点；叶尔克西在追溯她的民族的来路，在总结她的祖先们的智慧；木卡姆乐手在放声歌唱；诗人沈苇写下这句诗——“没有一种悲伤配得上万物的克制与忍耐”——而我，追随他们的足迹，收集他们的片言只语，在天山南北匆匆行走，只为膜拜此地的神秘。
2013年1月6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