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深刻的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的革命斗争，一开始被定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总纲，是共产党极其领导的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抗击蒋介石独裁统治、反对国民党专制势力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和精神目标。虽然在日本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暂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放到服从抗日救国的大局之下，但是延安地区的民主氛围是吸引大批彦涵这类高级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奔赴而至的重要原因。这也就解释了当彦涵的同伴认为既然是抗日，在武汉和在延安都可以实现的时候，彦涵执意选择去延安的原因，那就是反专制、反独裁，追求人民当家作主——即新民主。

在延安，民主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党内民主生活作为人民的先进代表共产党领导之下主动、积极地为人民服务，并带领“人民”这个具有多重含义的群体，去向统治阶级和当时的国家政权争取民主。共产党具有本身的党性和统一的组织性。所谓党性，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改造运动中，逐步要求党内和延安根据地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带着各种理想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必须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而服从组织的要求，消除个人的意见和个性，而成为统一力量中的一部分。所谓组织性，就是当言论、行为或艺术不符合这个统一力量时，就会从思想上受到批判、组织上受到处理、人身受到处罚甚至被消灭（延安整风使延安艺术界的大量人员受到审查，被审查比例占20-50%），从而保障革命事业在艰苦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在革命军队和党的内部，民主生活只是组织程序，目的在于对党性和组织性的强化。这部分在彦涵的版画艺术艺术选题和典型形象的选取显现了党性和组织性。

另外一种是社会民主。即解放区所出现新事物、新气象。与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主相比，这种民主更为开明、直接和广泛。这种广泛的民主表现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财产、年龄、性别差异，都直接参加选举以决定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并监督行政运作的公开与平等。《豆选》就是对这样一个情形的描述。这种状态在解放区直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消除财产差异所构成的权力划分，而使全体人民的每个成员（相当于解放区作为一个整体社区的公民）具有了直接选举的权利。这种状态甚至比历史上的希腊雅典城邦的贵族市民选举具有更广泛的覆盖性，比当时美国代议制选举具有更直接的民意表达，所以《豆选》在某种意义上将解放区的政治民主标识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公民意识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表述，从而显现了当时解放区的先进而光明的社会景象，显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

文/朱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