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绿草地上，牧童睡着了。浅草淹没了他稚嫩的身子，树荫轻拂着他的梦。一头山羊痛快地踏在树桩上，仰头大嚼那枝上的叶子。——这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中的情景。此件作于1956年3月，属于晚期作品，他时年75岁。我以前在巴黎毕加索馆没有见过毕加索的这一幅画，它不但是具象的，而且有情节。不过光是具象和情节叙述不可能传达出田园诗般的抒情、画里自由轻快的意味以及他的“后立体派”方法之巧妙。我十分欣赏这一幅！可是在各种带图的目录里都找不到它的复印本。

记得上次来此在1987年。14年过去了，今天又在这里呆了半日。我集中注意于他的晚年这一段，高兴地感到找到了一点什么。集中起来说，是一个多变的天才在经历过时世的种种变迁与长期的创造生涯之后，一种带总结性的晚霞之光。曾经有书说他到这时是一个“英雄年代”，有人重视他在这个时期借他人旧作重新发挥的变体，有人重视他此时风格之泼辣肆姿，有人强调性描写的放纵，也有人说他的晚年不行：滥了。我曾注意到他最后的一幅自画像，释之为顽石自况。我至今仍然无能在众说之上作一个明白的认识概括，只是在再度观察他一生的踪迹之后，我觉得毕加索晚年的艺术境界，从其精神与技巧的结合上说，出现了某种宏大的光照。

他年轻时在巴黎倡导过立体派，其实是西方绘画变迁的文化需要，因为西方人在造型艺术中的形式结构传统，到这里需要通过立体派式的形的分解，才能突破拘泥于目然形态的限制，而得到精神与方法上的双重自由。在这项“运动”中，格里斯建树不多，勃拉克最为尽力而后期综合成生气盎然的静物和风景，毕加索则同行了一段之后退出，他始终留意着具象造型方法的作用，始终不放弃，这使他巧妙地保持着一种“似与不似之间”的宽阔余地。新古典主义的短暂涉猎使得形神走向浑厚。后来加入了超现实主义一伙，在我看来，这有利于他在艺术内涵上的拓展与深化，否则难于把自然与神话的东西、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东西融化在一起。《格尔尼卡》的产生就有生灵荼炭、天人共愤的效果。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侵略、家庭纠纷等等，使他曾自谓一度进到“人生最困难时期”，于是后来出现了战前不久和战时的绘画，如哭泣的玛尔、咬雀的恶猫、窗前的牛头骨等作品。今天在馆中看到他加入共产党后的党证（党费证）还有他赞斯大林为火炬的一幅速写。他当时的左翼政治积极态度是真诚的，有基础的。我始终认为，他是逐渐跟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脱离劳动人民这一点曾使许多西方思想趋向先进的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而左翼力量的帮助和反法西斯斗争却使毕加索在这方面前进了。所以战后他的许多作品里更多有人民的精神形象在，只是有些评述对此视而不见。在生了两个孩子的时候，他画了童趣、鲜活的动物，许多巧趣横生的作品。其中，我特别注意到这一幅题为《春天》的大作。在晚年的毕加索心中，出现了牧歌的主题，这多么有意思!记得他还运用过渔火，今天在这里又看到那头山羊雕塑，不是后来铸成一体的那一个，而是他用多种材料复合的山羊原件，以及作为“姊妹篇”的那幅山羊油画。一方面，立体派实践使他把形的分解与重组弄透了，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这山羊身上的箩筐、铁条木板、黏土等一样样“若合符节”，用得巧妙极了。不懂得西方结构造型方法意义的美术家，从这里应该得到启发。另一方面，这山羊又是如此生动，生动到“土味”十足。在中国农村生活的经验使我在这山羊身上看到以粗糙的物质条件表达丰富的艺术内涵的可能。毕加索杰出地做到了。我把这山羊、牧童的《春天》一类作品看作毕加索艺术的晚霞之光。

下面抄译一段很有见地的馆内展品说明：

“毕加索年过九十以后所画的最后的作品反映出一种超常的复兴势态，一种具象语言的更新，他藉这样的语言以显示出重新篾现画中形象的抒情力量。强烈明亮的色彩，为塑造具象形体所使用的狂放转折、大块涂抹以及泼洒和厚色等种种运笔，都显露出一个艺术家的生气与动力，对于他说来，绘画高于生活。毕加索在他的老年时提供了一个回归到艺术‘童年’状态的成熟的范例。他常常说：‘还得要画下去’。毕加索的整个一生可以归结为：他是一位做出了同时代各绘画潮流的创造预言之圣者”。

这段话的意思指向毕加索晚年最后艺术的多个方面。它既说了具象语言的复兴，又说了抒情性与技法结合；既说了他的生气与动力，又说了回归艺术之童年。我自己所感到的晚霞之光是某种宏大的光照，似乎与这段话有相近处。但我尤其重视它没有谈到的一点，即普通人的人生情味始终活跃在毕加索的艺术深处。

文/钟涵
11月8日于巴黎毕加索，雨中候晴之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