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刚开始，王琦先生从艺60年暨80诞辰美术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了。他的作品使我感到那样的亲切。我了解到许多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也深知作者付出了辛勤努力。想起王先生在灯光下一刀刀雕版创造的情景，历历在目。
王琦先生解放前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种对黑暗社会的强烈的控诉感和批判战斗精神，使人想起1946年重庆的“校场口血案”和当时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我常听王先生讲周总理接见木刻界人士，对木刻运动的高度评价与指导，“中国木刻研究会”怎样进行了毫无畏惧的奋斗，以及“渝、延木刻联展”和“抗战八年木刻展”所引起的社会轰动……中国新兴版画的革命奋斗史及其艺术成就，令今天的版画家引以为荣。
王琦先生解放后的创作，满怀激情地讴歌人民生存环境的巨变，以独特的视角表现生活，艺术手法细腻，构图严谨，黑白处理巧妙，雕版技巧难度极高，风格面貌独树一帜，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在表现工业题材和城市题材方面，作品以磅礴的气势和诗情画意的描写，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和历史的进步。他的许多杰作已载入中国现代绘画史册。60年来他的艺术创作曾有三次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关他的创作成就与评价拟以专篇文章阐述。
王琦先生从50年代初到中央美院，30多年来他的教学比别人都忙，一直是精神充沛地横跨版画系和美术史系，并在这两个不同学科中做出同样的成绩。美院的教授中难以找到这样理论与创作兼长的人。他是一个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坚强信心，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扎实做学问、艰苦研究的人；是一个善于发现新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的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同时又能宽容待人，以理服人的人。下面只讲几件我印象极深的事。
一、首先要说的是对我们的帮助和教育。
我是王琦先生的一个老学生，20岁出头开始接受他的教育，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又在系里做教师，80年代初王琦办画室曾做了他3年的教学助手。我还在他领导下的中国版画家协会工作了10年。回想40年来王琦先生对我的教育、爱护和鼓励，内心是深深感激，难以言表。50年代版画系教师中有许多著名的版画家，艺品人品都很高，每个人风格不同，教育方式不同。大家都知道我曾从严师李桦，他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是以正面教育为主，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我当时对李先生的理解不深，有些话不敢和他讲，直到70年代中，才逐渐改变了这种情况，做到有话就说。当时王琦先生还不是党员，但在版画系的学生心目中却占有独特的位置，受到普遍的爱戴。在我和他的接触中，深感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尊师。我是美院经历反右斗争之后由附中考入大学的，首届毕业的同班同学有四位错划为右派，十几人列入中右，我便是其中之一。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泛滥中，政治问题与思想认识、学术研究的界限混淆不清，在学生中也人为地设置对立面，使被认为是落后的学生在各种运动的检查总过不了关，搞得情绪很灰。同学们深入生活结合工农受到激励后，所搞的创作也受指责。作为一个要求上进的青年，对自己人生之路，艺术之路应怎么走，有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是王先生及时对我讲了许多做人之道和从艺之道，使我懂得做人要正直、无私，胸怀坦荡；从艺要勤奋、努力，永远向前。他以自己的经历和实践，使我增强了前进的信心。记得那时他正在精心创作森林题材的木刻，小屋中光线幽暗，白天工作要靠灯光。冬天室内生一个小炉子很冷，不停的加蜂窝煤，仍要穿着棉袄，有时谈话到晚上十点多，煤也忘加炉子灭了。一到夏天又是闷热不通风。师母韦贤对我们像对他的孩子，从不厌烦，她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对学生们关心备至。他们在这样条件下生活了几十年。王先生的木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王琦先生和我讲过许多有关治学从艺的道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上大学后我读了不少书，世界名著和鲁迅的作品给我的触动很大。而当时创作中那种标语口号式的要求和并非来自生活感受的虚假夸张，虽艺术价值不高，但时髦而流行。对此，我内心里很抵触很苦闷。针对我的提问，王琦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又进一步说明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强调好的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深入生活中要强化对客观事物的深刻理解和感受，重视个性感情表现的手段与方法。艺术家需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要与人民相结合，艺术与政治的结合定将充实艺术家创作的生命，提高其作品的审美价值。
在60年代初听到王琦先生的这些观点，顿使我的艺术理想重新明亮起来，尤其他对我的创作予以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肯定，更使我在艺术上产生了努力实践、一往无前的信心。毕业创作时，学校要求下乡实习两个月，我深入内蒙乌兰察布盟草原，七个月步行两千多里。多年来当我不断整理、反思自己的创作成果时，更加理解了王先生的深刻教诲，也常想起他经常对同学们的一些箴言，艺术家要忠于人民，要有历史使命感，在艺术上要下苦功，不投机取巧，不争名求利。创作中要敢于独创、不因袭古人，不摹仿别人。这些就是王琦先生的从艺准则，也是我的座右铭。
二、从1962年“艺术形式探索”的提出，看王琦先生学术上的严肃探索精神，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的勇气。
60年代以后版画艺术从高峰期迅速滑向低谷。
受50年代后期“左”的思想的影响，使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作了调整，美术学院出现了活跃的学术空气。版画系由李桦、古元、王琦、黄永玉各位先生主持开办不同风格的画室，版画系在教学中也进行了大胆改革与试验。当时教学中创作课占比例大，就以创作课作为突破点，李桦系主任提出了提高创作课质量，深入研究创作规律的教学意见，认为创作不是一蹴而就、不学而会的东西。接着引申到基础课的训练，提高素质修养教育，改进教学整体，重塑中国版画教育体系的面貌。50年代以来，美院在造型技巧训练中片面地照搬苏联一套，虽给学生们一种严格写实的技能，促使版画粗糙、简单化、造型不高等缺点得以克服，但艺术视角不广，版画的多向表现力和个性发挥不足，风格单一的弊病逐渐被发现，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成为探索的难点。王琦先生经过思索和教学实践，提出了加强艺术形式探索的意见，把认识和掌握艺术形式的规律作为提高创作的关键问题之一纳入课程。在当时的背景下，将艺术形式问题作为专题提出研究确是必要的，但所冒风险也很大。1963年美院师生要求王先生在礼堂为全院办讲座，消息传出，就有人认为“艺术形式探索”是宣扬资产阶级艺术观，散布形式主义理论。经过57年反右，大家心有余悸，不少人劝他不要讲，以免引火烧身，但王琦认为他的讲座是学术性的严肃课题，有利于版画的发展以至社会主义美术事业，他还是勇敢地走上了讲台。那天大礼堂听讲的人座无虚席。我当时为表示对他的支持坐在第一排位子上，内心中喜忧参半，真怕这事成了祸根。后来他又到北京其它单位和外地去举行类似的讲座，影响及于全国。王琦先生应吉林美术界请求办了讲座，还出了3个小册子。在一年以后，“艺术形式的探索”果然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王琦先生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名单，《美术》杂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批判他的文章。直到1978年，由吉林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和北京的《文艺研究》分别发表文章，予以恢复名誉。
三、旗帜鲜明，明辨是非的强者王琦。
王琦先生在马列主义基础、文艺理论修养、专业美术知识各方面有很高造诣，并有几十年艺术创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能够把握美术发展的脉搏，在“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干扰面前，善于鉴别正确与错误。他勤于思考，勇于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种种偏向的扭转与纠正。80年代初，他对中国美术界的现状进行了研究，不断发表文章，结合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对美术创作、艺术批评等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有十几篇文章是针对版画而言的。他的观点是文革前一贯思想的延伸与发展。1982年，他写的《创作自由与自由化》一文，明确地指出了“美术界中一些错误言论、主张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艺术上的反映”，“这种思潮来源于对十年文革文艺上的‘左’的影响的反动，来源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这种思潮后来逐步变得更加强劲，到了1989年形成了高峰。王琦先生的不妥协态度，招致一些人的指责，说王琦“原来是右现在又‘左’了”，又“宣传过时保守的老一套”等等。但他并没有被这些言论所吓退。80年代末的两次会议给我的印象很深。1989年8月李桦、力群、古元、王琦、彦涵五老倡议中国版协在山东济宁举行扩大理事会议。李桦先生因身体情况未能出席，会议由副主席兼秘书长王琦先生主持。会议是针对文艺界的自由化思潮而举行的，对版画艺术如何坚持正确的方向，如何促进发展与繁荣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开得很成功，可以说当时这个会议是中国民间艺术团体自觉贯彻党的方针的会议。接着是1990年9月，全国第十届版画展在杭州的举行。在当时的情况下，版协推举王琦先生出任画展评委主任，并决定展览开幕后举行大型研讨会。王琦先生这时已经担任了全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十届版展我是评委之一，在评选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艺术形式的新与旧、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辩证关系等一些问题，王先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评选工作进行较顺利，使版展正确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版画的基本状态与成绩。十届版展的创作理论研讨会在杭州文学院的会议大厅里举行，浙江美术学院版画系师生和全国各地来杭的版画家们济济一堂，大家倾听了王琦先生雄辩有力的演说（请看收入王琦著《美术笔谈》一书中《美术现状与版画创作——在十届版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我第一次听到了他强烈批评学术界有人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错误观点以及美术界有些人提出的“精英艺术”、“纯艺术化”、“国际化”等全盘西化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为艺术而艺术无非是要与三方面隔绝，即：政治、现实生活，人民群众之间的隔绝。同时他又提出思想学术问题，不能简单化对待，要以理服人，不应重复“左”的那一套方式。他提醒大家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研究当前文艺现象，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要从各种流派理论中吸取可供借鉴的部分，不排斥西方各流派的文艺思想，但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否定掉，不能用弗洛依德、叔本华、柏格森等人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文艺工作。根据版画发展的现实与趋势，他指出版画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审美理想决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僵化的统一模式，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多变化的、高标准的美学追求，应具备多层次多样性，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针对一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工具、材料的实验趣味，王琦先生指出，版画面貌的改观在多样化的同时，应注重主旋律的追求，强调作者与广大欣赏者之间心灵上的沟通，在精神感情上的共鸣。这次讲话使版画界一些混乱的思想得以梳理，认识上更加清晰，大家进一步理解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受到了很大鼓舞。它对于版画今后健康稳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版画界因为有了王琦先生这样的艺术家、理论家、优秀的带头人，应该感到莫大的荣幸。历史证明不论在“左”的还是右的思潮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时候，王琦先生都会激流勇进、挺身而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他的思想、理论、艺术创作和人格力量，他的爱憎分明的品质，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