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正酣，尹光中画了作品《长城》。画面以被缚的男女、累累的白骨，表达对历史灾难的强烈控诉。只这张画，即可知道地处边缘的贵州当年曾运行着怎样的地火；只这张画，即可知道青年时代的尹光中对于中国人经历的浩劫有着怎样的思考。事实上，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尹光中就站在了中国艺术的最前沿。1965年他的第一幅探索性作品《市北街》，开始借鉴修拉的点彩效果，用点状的色彩表现来描绘阳光阴影相互辉映的街景。这在官方意识形态以苏派画法统治艺坛的年代，是怎样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艺术家如此反叛正统所需要的勇气和胆力，是今天的年轻画家难以想象的。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尹光中画了一系列写生风景画，这些作品充分显示了一个青年画家不同凡响的艺术才华。作品吸取了印象派、点彩派、野兽派等现代主义画派的艺术手法，也吸取了贵州少数民族织锦、器皿的色彩感受，画得非常生动且具有视觉冲击力。无论是山野房舍，还是桥头街景，特别是层叠的屋顶和光映的水面，尹光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触来描绘故乡风物。其作对形式审美和色彩表现的探索，远远走在同时代人前面，即使是今天看来，也是极富地域文化特征和个人创造力的优秀之作。因为有这批当年对景写生的作品，贵阳这座城市有幸能够保存那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草木掩映的故居茶店、光影别致的市北街景、鳞次栉比的山城屋面、清澈透明的南明桥头等等。时至今日，这些东西不是被拆迁就是被污染，早已荡然无存。那时候尹光中很少画人，但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的人物肖像《老兵马大爷》，别的不说，就是那顶带有国民党党徽的钢盔，就足以让画家冒着天大的风险。看看他在人物画中对抗战历史的不同认识，看看他在风景画中对生态状况的特别关注，我们不能不说，尹光中是中国画界的先知先觉者。他和当年贵阳那些地下诗人、画家及其他文化人一起，走在历史的前沿，为中国艺术的未来作了必要的铺垫。因为有他们，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写恐怕不得不提早上限。也正是这些原因，促使尹光中能够作为主力干将参加贵阳五青年画展。1979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举办的《贵阳五青年画展》，是中国前卫艺术首次具有政治针对性和视觉冲击力的联展，可谓重启中国现代艺术进程的霹雳之声。在10幅有鲜明批判意识的“主题画”中，尹光中有六幅之多。展览活动及其对后来星星画展的影响，乃至对八五新潮的启动作用，是值得专门研究并写成一本书的。历史应该记住早期前卫的重要贡献，是他们打破坚冰，开创了艺术史一个时代的来临。
八十年代尹光中除继续风景写生外，其创作兴趣更多的转向陶艺雕塑和舞台造型。他烧制了数量众多的砂陶作品《华夏诸神》，后来又循此线索创作了从神到人的《百家姓》。其作以民间傩戏和底层人文的原始形态，表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有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性。但更为突出的，是他参与的一系列舞台艺术造型活动。1985年尹光中曾与后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及林兆华合作，为戏剧《野人》制作面具。1986年曾与国际著名导演伊文思合作，为影片《风》制作风神，作品至今陈列在荷兰伊文思纪念馆内。尹光中于同年获布拉格国际舞台艺术荣誉奖，这恐怕也是中国前卫艺术家最早的国际接轨活动之一。
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尹光中创作了一批构成性作品，以汉字结体、少数民族装饰等作为符号元素，致力于线形色彩的平面回归。这些作品像是艺术家的自我训练，从中可以感觉到尹光中浓郁的贵州情结和山地艺术的特殊魅力。后来艺术家因为此类作品与现实离距较远而另有转向，但即便如此，尹光中也从未放弃过形式探索。他于2005年创作的纸本《线道系列》，就充分显示了他对书写线条和抽象构成的精到把握。可以想见，世纪之交的尹光中曾有过痛苦的创作思考，他时时想放弃那些习以为常、得心应手的东西，为的是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绘画观念和创作方法，以此去触及周遭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
从2002年起，尹光中开始创作逆象绘画，即先用熟悉的方法画一张具象作品，然后再据此画出另一张与之对应的不同作品，就像是摄影的正负片效果。这种画法和中国传统阴阳学说中相克相生的互动性有关，但更有意思的是互反关系和逆向思维中体现的揭示性。因为这种揭示不是话语所指，也不是能指的游戏，而是视觉图像包含意义的直接对比，所以无碍于题材本身，而是在对象去蔽过程中去传达主体意识与精神倾向。画家为思想所驱但不为思想所役。我们从尹光中内容广泛的画题中可从窥见其绘画观念的包容性：东方红、阿炳、霍金、萨达姆、拉登、毕加索、最后的晚餐、灾难、天良、贵州高原、山歌、冬月、林间、人体、永恒的梦、民众、乞讨等等。艺术家在对周遭世界作出反应的时候，观者体验到的不光是画面形式载荷的认知与情感，还有这些人物、事件、现象背后隐匿的真实。仿佛是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相互指证，其思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如果比较一下尹光中几十年前后的风景画，你会发现画家曾有过的放纵的自我表现，到今天已和对象渗透、搅合在一起，变成物我难分的线形色彩之流，典型如1999年《欧洲》、2007年《青埂峰》、2008年《历史》等等。当世界的问题不再仅仅属于对象，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难免共犯的时候，对社会的揭示也就成为对自我的反省。一个有问题的自我、一个不断反省的自我，是当代艺术批判社会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尹光中相互反观的逆象绘画，又何尝不是艺术家反观自我、人生甚至艺术本身的作品呢？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见证者，尹光中自为草根，自甘边缘，保持着艺术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也许少了些他者的认可，也许少了些市场的青睐，也许少了些功名的荣耀，但上天给他的回报仍然是丰厚的，那就是一个人在艺术探索中无拘无束的自由。
对今天的中国语境而言，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难道不正是最值得去追求的吗？
是为序。
2009年12月12日
于蒲田东方国际酒店
原文刊载于《山花》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