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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川:谈中国的新兴木刻

时间: 2020.12.9

中国新兴木刻的产生到现在不过十年的光景,他经过了许多波折,因为有前卫意识的培植和大家的爱护他渐渐长大。而现在是被公认为是宣传教育和组织大众抗战的武器了。

如果我们严格的问一声,中国目前的新兴木刻是否以尽了他应尽的任务和尽善尽美了呢?!我们说他年轻、还幼稚,起了一部分启蒙的作用,他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认清了他的任务,他站牢了他的岗位,但他的缺点还相当多。首先我们说木刻一直到现在,有许多做法还不够大众化,原因在那里呢?

第一,中国的新兴木刻不是由中国过去的木刻慢慢发展来的,而是受到西欧新木刻的影响重新创立的。中国过去的木刻和西欧过去的木刻一样是复制品,打画稿的是一个人,刻的又是另一个人,当时的木刻家是被束缚在画家的创作底下,他是死板板地依照着画家所画的点线面来刻的。西欧过去的木刻,像素描、像照相,中国过去的的木刻是白描如绣像。中西各国过去的木刻作品是缺乏创作性,因为他只尽了当时复制的作用,所以当西欧的印刷术发明能作电版、镍版以后,而复制木刻也就无形中衰落下去了。后来西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美术家又把木刻的浪潮煽动了起来,他们提出的是“创作版画”,意思就是说,一张木刻画的产生是木刻家自己打画稿、自己刻、自己印出来的作品。鲁迅先生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木刻是属于这一类的木刻作品,如朝天社出的《新俄木刻选》,马赛芙尔的《一个人的受难》,在内山书店印的,梅菲尔德的《土敏士之图》。当中国一部分的美术青年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正抱着怀疑的态度时,看了这些作品立即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的新兴木刻初期的作品可以说多半采用这些新的手法。

第二,从开始到现在努力于中国新兴木刻的工作同志不是刻字铺里刻图像的工人,而是从艺术学校里出来的美术青年,他受过许多为艺术而艺术的毒,他或多或少还沉醉在唯美的圈子里。他有意无意的时常会感觉到把艺术更加大众化、通俗化有点不够味,马上就把艺术的价值降低了,甚至有人还向着这方向走。他们过去一向过的是艺术之宫和房子间生活,对于现实生活是隔膜的。他们在理论上也许懂了,艺术是反映现实作画的,动机也许是忠于现实的。但因为生活的隔离,因此自然而然跑到幻想或标语口号的路上去了。(我们并不是说,政治口号的木刻要不得,而是说千篇一律都是张开口,握着拳头喊口号是反映不出更复杂的社会现实来,看多了也很容易感觉到乏味。)就是有些比较写实一点的作品,有许多是从画报上抄袭来的,甚至有从外国画报上抄袭来的。所以作品一传到社会现实里来,立即就会令人感觉到中国初期的新兴木刻题材非常贫乏,没有抓到问题的中心,而只是一种概念的东西。甚至有许多画面上的人物不象中国人,而他的表情和态度也是外国式的,这些都不会没有原因的吧?!

第三,自中国的新兴木刻产生到现在,虽然虽曾开过许多展览会,得过许多好评,但这些展览会多半是在大都市、大楼大厦里面开的,除了知识阶层的人们能够自由的去参观外,大部分的劳动群众是不敢进去,为了生活的关系也是不可能进去参观的。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新兴木刻只吸收了知识阶层的意见,(我在1933年曾把木刻送到嘉、绍一带去展览过)没有广泛深入到农村和劳动群众的区域里去,让中国占大多数的老百姓看看中国新兴木刻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欣喜程度如何,去接受大多数文化水准非常低的大众的意见。也就是说,过去的木刻同志只把知识阶层的意见当尺度,没有拜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绝对占大多数文化水准非常低的大众作老师。

第四,缺乏木刻理论上的指导和探讨,没有一个讨论木刻问题的中心刊物。虽然有许多木刻研究会,但能经常作集体研究的可以说还很少。也没有一个中心刊物讨论木刻的各种问题。因此木刻上发生的问题没有集体的作用,检讨和改正缺点,使木刻更加健全起来。当年杭州开展览时也曾听说过:老百姓看不懂我们的木刻,老百姓看不出画面上的人脸上一半白一半黑的是人还是鬼。我们听了这些话,不但不惭愧,反而听了心里有点气。以为是有人故意讽刺的,还是关起门来,还是刻自己的木刻。老百姓看不懂我们的木刻,照目前的事实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不是讽刺。鲁迅先生曾出版《北平笺语》,但在中国的木刻界没有多大的影响,也许有许多人还没有看过这本书。后来中国的木刻工作者看到了鲁迅出版的《引玉集》和良友书局出版的《苏联版画集》,甚至有许多木刻工作者,亲眼看到了,苏联原版的创作木刻,在中国的木刻界起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有大多数人的作风改变了,比较写实和细腻了,甚至有些作品是用排刀刻的,创作的态度也更加严肃起来了。因此有许多人在说,中国的木刻进步的非常快,有些作品简直和苏联刻的一样。但我们说中国的新兴木刻确实是进步了,但他主要的缺点还是不够大众化,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

鲁艺木刻工作团收集了许多名贵的木刻,差不多全国木刻工作同志的作品都收集齐了,除了在延安大礼堂外,把这些作品带到过吕梁山游击区的山沟里、敌人的后方士兵的队伍中、偏僻的村庄里,开过各种各样的展览会,观众的成分不同了,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来看,给我们批评外,还有大多数的工农士兵。他们感觉到稀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木刻画。看过以后他们不会在批评簿上批评,因为他们多半不认识字,以前没有这个习惯。你如果问他好不好,他们立即说:“很好”,你如果再问他懂不懂,他就会说:“啊呀!那就说不上了。”甚至摇摇头笑嘻嘻,好象很难为情似的。在表面上看来,并不是看不懂,而是一种谦虚。后来我们觉得用探问的方式还是很难得到他们的意见,因此我们改变了方式。混在老百姓里面,装着自己也是来看展览会的样子,不使老百姓觉察到你在注意他们。这样一来我们发觉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有的老百姓一声不响的,对于画面并不十分注意去看,很快就看过去跑走了。有的老百姓看得比较仔细,但他时常站在画前,皱着眉、歪着头、轻轻的咬着牙齿,把空气很急促的吸到肺里去,在他的齿缝间还发出一种咋咋的声音。有的老百姓对于一张木刻看了许久之后,立即跑到其他的老乡面前,问:“那一张是不是人”。那被问的老乡立即跑过来看看标题,然后告诉他:“那是汉奸”。那位老乡再皱皱眉,轻轻地点点头,表示他明白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有的老乡一边看画一边和老乡们议论着:“那黑脸孔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鬼子”。因为在他们的脑里,总觉得那有阴影的黑脸孔一定不是好人,或者是倒霉的人。他目前还不会想到,那是因为光暗的关系。他们对于画面上所刻的细线条,也看不出好处来,反而在他们的同伴间说;“那有些像花脸”。但也有许多老乡看到骡车、自卫队拿着矛子时,他们会立即告其他的老乡,指手画脚的说:“这是骡车,那是自卫队”。这也在说明着,他们对于看懂了他们所熟悉而比较单纯和明朗的画面时,他们是感到非常有趣。

中国的新兴木刻不但中国的大多数文化水准很低的老百姓不大容易了解和接受,就是外国人看了,也觉得中国的新兴木刻有点象外国人刻的,而不是代表中国的木刻。这些都在说明中国的新兴木刻,不够大众化和民族化。现在已经有些木刻工作同志向着着个方向努力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关于怎么使中国的新兴木刻更加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我提出几点意见给中国目前的木刻工作同志当参考:

第一:要把狭小的圈子打破,使木刻变为大众的所有物。大批的吸收工农士兵来参加木刻的集团,使他们不但可以欣赏木刻,同时使他们有学习和创作木刻的机会。这样一来可以使中国的木刻复兴运动更加广泛的开展和更加迅速的跑到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上去。

第二:每一个木刻工作同志都是抗日的战士,只有参加目前民族解放斗争,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熟悉的,才能表现出中国目前的现实来。我记得以前在上海曾看见过一个机械工人,他没有学过画,但他在一张纸上能够画出他所熟悉的机器和画出有几颗锣丝钉,一点也不错的画那些锣丝钉是钉在什么地方。我们不是说一个机器工人就是一个成功的画家。我们也不是说,要画一张拉黄包车的画如果没有亲身拉过就没有资格画。而是说,要反映现实就非熟悉现实不可,专凭想象是表现不出现实的真实来的。没有到过晋东南,没有看到这里的相片,是不知道这里的老百姓是住什么窑洞,想不到这里的妇女是穿红大裤和梳长头,至于其他更复杂的社会现象更没有法子可以想象出来。

第三:要不断地学习。过去有许多木刻工作同志忽略理论,不去研究社会发展法则,不注意中国当时的中心问题,因此所选的题材和刻出来的木刻时常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作品。社会现象太复杂了,假若什么都表现出来是不可能,而且也不需要什么都表现。因此对于主题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抓到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才能提高中国新兴木刻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意义。

第四:有了好的内容,如果没有适当的形式把他传达出来,而这个好的内容也就无从表现。因为内容和形式是不能分开的两个东西,他们是互相起作用的。如果把内容和形式应用到实际上来时,就应该和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形配合起来。如果忽略了这一点,虽然有好的内容和某一部分的人看来是好的表现手法,而这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目前绝对占大多数的大众所不容易了解和接受,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作品在目前不能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只管个人的兴趣,一点也不关心大众的文化水准,考虑他们是否能够了解和接受,那么我们说他是或多或少的在解除新兴木刻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提出几点给大家当一种参考:

A:要写实、轮廓要准确、要有透视,但可以不必像照相那样。

B:画面要明朗,主题更要明朗。要老百姓看了马上就懂你刻的是什么东西。

C:线条要清楚、简练、而有力。但不要像野兽派、表现派那样忽视内容,只在技巧上买弄花样。我们要实实在在使画面上的线条令人一看,没有一条是多余的。假若一条线条就可表现出你所要表现的对象,那时你就不必在再画蛇添脚了。要使每条线都担负着传达内容的思想情感的责任。线条应该要有粗细、有韵律,而他的粗细、软硬又应该以内容的实质来决定。画河水的波澜用粗硬的线条是不适当的。表现铁石而用柔软的线条也不适当。

D:为了使观众更能起一种实感的作用,应该注意到画面上的空气和时间性。白天和晚上的情景是完全两样的,而表现的手法当然应该两样。使画面不至于平板,能分出远近和轻重来。对于黑白也是非常重要。但要把这些手法处理得非常适宜。因为中国过去的画和木刻都是不注重光暗的。

E:画面的调子要和谐,要使人看了那比较单纯的地方不会感到太单调、比较复杂的地方也不至于令人感到太琐碎。要使画面里的人物站得牢,但也不要使他变为铁石一样死死的摆在那里,而应该是活的生气勃勃的。

G:不要把木刻变得千篇一律,要在大众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发展每个木刻工作同志独到的、能为大众所欢迎的表现手法。

H:要在大众目前能接受的水准上渐渐的发挥木刻的特殊性。要使人看了以后觉得不是照相、不是素描、也不是白描,而是一种特殊的新兴木刻。

第五:要注意地方色彩。为了要反映出中国目前现实更加真切起见,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的民族性地方色彩。不但要注意分别出中国人的眼神、鼻梁、表情、姿态与外国人不同,就是在国内各种人物的特性和发展过程、某时某地的人情风俗、住所、服装、生活习惯都要非常确实,而不能随便加以瞎描写。

第六:要虚心地去研究中国旧有山水、人物、年画里的章法和笔调,我们要发扬能代表中国民族性的好的方面。但我们也要学习西欧科学的手法。因为一切都在发展,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和以前不同了,比以前更加复杂了,过去的形式是没有法子可以容下了。西欧的科学的手法也千万不要机械式的搬家,而应该要按着中国的实际情形来使用。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新兴木刻的大众化、民族化不是单纯的使画面上的人物穿上龙袍,也不是强迫中国目前乡下的老百姓马上穿上西装,而是发扬能代表中国民族性好的方面和灵活的贯施科学的成分的总合体。

第七:要面向大众拜老百姓作老师。在未刻画以前,对于某一桩事不懂和不十分清楚时,应该随时随地去请教老百姓。把刻出的作品也要经常亲手交给各种文化水准不同的老百姓去看,注意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脱离了群众的判断时常是不准确的。

第八:要多创作目前需要的木刻标语、木刻传单、单幅木刻和连环的木刻小册子。要大量的印刷,单用手印是来不及了。要利用一切时机和方法多开展览会和广泛把这些作品散发到农村、队伍里、工厂区、街头巷尾、每一个角落里去。收集各方面的意见,集体的讨论和研究中国新兴木刻复兴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问题。

当抗战转入到新阶段时,敌人的政治阴谋更加毒辣了,他利用一切的形式来散发。转回头来看我们的宣传品那真正太可怜了,我们的物资条件虽然比较差,但我们也有许多优点:敌人所没有的真理、正义、群众。然而我们的宣传品数量没有他那么多。因此我们觉得不应该把木刻的问题当木刻工作者个别的问题,而应该把它变为民族解放、生存斗争的武器的问题,我们要大家来改正和使用这个武器,使它能配合目前抗战的需要和完成他在这伟大的时代里应尽的任务。

(1939年1月21日晚于《鲁艺木刻工作团》于长治县,为《战斗日报》写的一篇稿的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