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醉心于“油画民族化”的口号，最近一年来，想法却有些变化，渐渐觉得这个口号也有其含混不清的一面。含义不明确的口号还是不提为好，因为它也可能被当作帽子和棍子，将艺术引向与“民族化”的本意不符的地方去。因此，我认为“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可以不提，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画家如何去学习民族文化，如何分辨出其中的精华并掌握一种好的学习方法；而这样的学习应当被置于充分地表达艺术家的个性这个前提下去进行。
学习或创造一种艺术的语言，实在是增多一种制约，而通过这种新的制约，却能取得一种新的表现的自由。学习得越多越广，懂得的制约便越充分，越细微。那么，在有限的条件下，会使你得到更多的表现的自由。
一个画家，应该用一辈子时间去学习，去寻找新语言，追求新风格，以便更充分地表现自己。他将赤城的心面向生活，面向整个宇宙，插上想象的翅膀，角触到梦幻的世界；他极其虚心地学习，对中外古今的艺术世界，无不涉及。
作为一个画家的最高理想，是创造一个独特的、艺术的世界。这首先要求你具有一双慧眼，一个广阔的心胸和一双得心而应的手。这每一要求，都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你总是在或多或少地力求某个大师的眼睛去看世界的，或者是搜索枯肠，去寻求与大师相吻合的联想，从而暗自增强自己的信心，或者躲到小山坡上去哭泣，因为没有什么比不能理解一位大师的艺术更叫人伤心的了。大师们一生的习作可以使你在他们的每个时期找到某种师承关系的线索。但是同时，每一位画家又都是在力求保护、发现、发展自己的个性，力求更主动，更有选择，更巧妙地吸取前人的经验。所谓发现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寻求扬长避短的具体途径。
艺术上的流派，固始是创造，是发展，从另一角度看，也是某种方式的退让，是适应，是疏导得法，甚至是一种令人愉悦的“骗术”。最大程度的最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和最严格最有分寸的制约相结合，可能产生高级的举世无双的艺术。一切艺术上的可能性和制约都取决于艺术家自身的决策，这种决策又受到两种因素的作用，即对于自己素质的了解和艺术理想的明确。
学习的过程，从泛泛地练习“基本功”，发展到主动地、有选择地讲究方法（形式）的学习，实在是一次质的飞跃。这意味着建立起比较明确的艺术理想和艺术鉴赏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艺术的修养，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把美术学院的学习比作为每个学生设计一架电子计算机的过程，老师将和同学一道完成这个过程，每一架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设计是不同的，在学习过程里将选择不同的软件，怎样去安置这些不同的软件，怎么设计程序是考验老师因才施教的能力和学生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主动性就是选择性，是以正确的判断为前提的。美术学院的学生固然要训练素描、色彩、创作等等的基本功。但在我看来，为了能充分地、准确地、得心应手地表现所必备的能力就是基本功。艺术的判断力，识别力和鉴赏力正是必不可少的和起到制约作用是重要因素，是基本功的基本功，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断断不行的。这些因素将决定你的艺术理想如何成为具体的形式。如果说素描、色彩等等是不同的软件，那么，艺术的判断力、识别力和鉴赏力对决定程序设计的形式，则是有更大的影响。
“油画民族化”的口号，似乎是着眼于作品的民族形式的探索，似乎有一固定的结果，有一种现成的样式，这可能成为一种束缚，至少，不应该是适应于一切人的口号。
如果，谈的是学习过程中重视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吸取、应用，虽然最终也将反映在作品上，但这却不会成为一种人为的束缚。本来，中国人学油画就是重在杂交，不论你愿意与否，都将是一种中国式的油画，这是必然的结果。
我以为，学油画的人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学习，这是为了油画的发展，也是扬长避短的必然选择。向西方的现代派学习，向中国的古老文化学习，向中国的民间艺术学习，正是油画的出路所在。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滋养，有广阔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以开发的地段真是太多了。
今日中国艺坛的问题，与其说是“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不如说是如何使画家解放思想，如何在艺术里尊重个性，充分地表现个性的问题。三十年来，艺术家在精神上的束缚实在是太多了，无怪乎画家对每一个新的或者老的口号都存有某种戒心。
向民族文化学习包涵着极丰富的内容。作为一种艺术理想的表现，我们民族有许多极成功的例子，大如敦煌、云岗、龙门等气度宏伟的石窟，小到陕北农妇的一张剪纸，一张泥玩具，一只布老虎，无不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大度宽厚的精神。
比如说，在现代的艺术里不是常常缺少那种博大厚重的感觉吗？现代生活的节奏也许不允许用几百几十年去经营一件宏伟的艺术品，一刀一划，一砖一石去结构艺术的殿堂，那么在小型的艺术品里不也应当去追求博大吗？或者说这是否也反映了在我们的个性里太缺少这种博大的气度呢？
民间艺术，常常能够保留一个民族最美好而纯朴的那种部分精神气质，体现出最健康的民族性。如果近展出的陕西民间艺术，无不显示秦汉以来，数千百年作为中华名族文化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的文化素养之高，艺术风格之纯朴生动和厚重有力。这样的文化遗产，能在十年浩劫之后重见天日，实在是令人激动不已。艺术的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民族的生命力，在生活比较贫困的农村，尚保存着对于美的赞颂，连穿在脚上以后便看不见的袜底，也用密密麻麻的针脚千针万线织出对爱人的情思，这艺术的威力能不使人感动！这威力对于布老虎，不在于对布老虎的表情刻划，那表情只是一种幽默，而在于制作过程所透露着的情思。布老虎的造型千变万化，因为制作过程已经给作者以最大的精神满足，制作时自由的心境带来造型上的自由奔放，这一切不值得学油画的好好思索吗？造型上高度自由的表现，实在令人惊讶，对于习惯于素描造型方法的专业画家，不是一种有力的挑战吗？
下面我仅想以一件凤翔泥塑为例说明我的感想和看法。
在许多展品中有一件泥塑，非常精彩。这是以脸转向左侧的大型泥塑辟邪。它的造型处理简洁洗练，形体结实有力，富于雕塑感。你看着它端坐在那里，很厚重，似乎搬不动（虽然它是纸浆和泥做的，并不重）。这种整体的厚重感，正是许多雕塑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终其生所要追求的。
我想，陕西关中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这是无容置疑的。上至周朝下至唐朝，一千几百年为国都所在，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文化自然深厚，有些泥玩具的造型早在商周青铜器的纹样中就有已有了启示，这正说明民间艺术渊源的深厚，绝不可等闲视之。同时也说明在人民中有这种活的民族精神存在。
这一件辟邪就是在造型上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由于脸部侧左，左侧就成为这件泥塑的主要装饰面。它又是朝前坐着，因此，前后两面也必须耐看。从侧面看，最有趣的是面部的处理。面部仅五点突起，中间是鼻子，眉弓突起斜向发际，分为两点，嘴巴两侧鼓起，象两个半球体俏皮地鼓着。这简约的处理使着色勾线十分自由，造型也显得凹凸分明，个性很强，变化的余地也大。面孔画的勇武、敦厚，又有点象钟馗，还透着点调皮劲儿。身后长出两只巨大的耳朵，就象国王身后的两名卫士，威严而耿耿忠心。翠绿、桃红、黄与放射性线条所积聚的力量仿佛要溢出。一条黄色的装饰带鲜明地舒缓地运动、回旋，将那要放射出去的力又带回到形体的内部，这力变成一种动势却又保存在雕塑里了。霍去病墓前的那头卧虎仿佛也是这样“活”了下来的，这生命，不是那虎的生命，而是这形态的力的生命啊！力以运动的形态存在，它才是生命的象征。
有趣的是，这件泥塑仍不失为一件玩具，因为它是很幽默的，有一副可爱纯朴的表情。这样高贵的玩具我确信是可以培养起高尚的审美趣味的。
这件雕塑最特殊的造型特点是它的宽度。这宽度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造型增加了特殊的魅力。尤为妙的是作者在着色时保留了这宽度大约三分之一的白底色，并以一条相当宽的代表脊梁骨的黄饰带轻松地将这白色划开，虽宽而不觉其蠢，既自然而又别开生面。我想，倘若全部画得满满的，这宽度就可能成为造型上的负担了。
全身最宽的地方适在前足之间，这一处理是同样巧妙的，雕塑强调了从前胸到前肢大腿根部为一饱满的弧线，及两足向外撑的动势。从前面看，这分开的两腿象是积聚了无限的力量，保护着自身也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如果将两只前足连成一条线，那末这条线则成为正前方同时也是与地面接触的两组等腰三角形的同一个底边。这力学上的有利地位，使之可以用两根灵巧的细腿有力地撑住整个形体，并显得既厚重有力又机智灵活，充满着生命力和动势。
色彩处理的紧张、强烈和造型上的极度夸张、凝练是十分协调的。它们互相补充，互相配合，表现手法很自由，它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愿望和强烈的爱憎。在这动物的身体主要部分竞画着盛开的莲花和莲子，尾巴部分索性画着一个胖娃娃坐在盛开的莲花之上。这是多么天真纯朴的艺术语言啊！这个并没有存在过得动物和盛开的莲花，只有在作者主观上的联系，我认为，这是首先取得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自由才可能取得内容上的自由表达的一个例子。
倘若凡画画必须是写实的，你就没有在这动物身上画两朵莲花的自由。除非你认识到写实只是一种艺术手段，正如你还有其他许多手段一样，否则写实也将成为一种禁锢思想的锁链。我们最缺少的或者正是精神上的认识的自由。
好的民间艺术往往具有这样的素质：它既是十足民间的、非常之士气的，却又是极适于放到任何一个现代艺术博物馆或任何一个现代建筑里的那种非常“现代的”艺术品。
一个现代艺术家的平庸，往往表现在他虽然认识到“现代”的重要，而不能认识到民间艺术的美好。他只会欣赏一架新式录音机的精巧，却不懂得一张陕北民间剪纸在艺术上可能是更富现代感的。
“现代艺术”的精华也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不断发现的结果，它既能容纳现代人用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产生的梦呓，也追求着古己有之的宝贵艺术遗产的再生，当然，还有现代生活的苦恼和某种希望、理想。它的精神不过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宽容罢了。新的德拉克洛亚和新的安格尔是断断不会那么水火不能相容的。我深信，只有宽容的时代才有真正丰富的艺术产生，凡是那些闭塞的、沉闷的时代，它只能为艺术播下压抑的种子，却永远不会成为收获的季节。
剖析一个例子或者可以有所启发。仅此民间艺术一例即可知民族文化对于现代艺术的重要性。遗憾的是，即便是对于堂堂的敦煌艺术，我们的研究还不是只处于初创阶段吗？至于说到充分的吸取、挖掘、发展，那还差得远那呢。现代派大师毕卡索称他虽然朝思暮想到中国看看，但还是不敢在老年时实现这一愿望，因为他怕中国艺术对他的冲击，是他老年人的身心所经受不了的！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赞誉啊！
我相信，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将出现受到很好的民族文化薰陶的一代现代艺术家，他们既是民族的，也是现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将是极有个性的富于独创精神的世界性的艺术家。
原载1981第二期《文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