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普拉多国家博物馆迄今为止在华的最大规模展览——“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在上海浦东美术馆正式开幕。展览横跨16至20世纪的艺术长河，汇集普拉多博物馆馆藏中70幅油画真迹，集中展示约50位欧洲殿堂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品，旨在以全人类的艺术瑰宝，作为西班牙“黄金时代”艺术、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历史面貌的生动见证。
本次展览兼具艺术审美价值与历史研究意义，由一个特别策划的聚焦单元和美术馆十个主题单元构成，分设在美术馆一层和三层：前者以一件作品为中心，围绕普拉多的《蒙娜丽莎》这一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真迹，通过文献与多媒体等形式，诠释该作与原作的密切联系、揭秘达芬奇的艺术创作；后者以时间为主要线索，借助画作真迹、时间轴、家谱等物料形式，展示西班牙近五百年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演变。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开幕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重磅作品之一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开箱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
无论是进入展厅时使用多媒体影像还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普拉多博物馆馆内的布展场景，还是再现诸如画作背后的拱形背板和石膏装饰线之类的“普拉多同款”空间元素，都能表明展陈设计团队有意从原展厅中汲取灵感，为观众打造置身于普拉多博物馆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以一层公共区域中的超大幅蒙娜丽莎图像为起点，观者得以透过一系列摄影原作、复制品和动画，了解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在博物馆各个时期、不同展示方案中的展出情况，深入探索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在修复前、修复期间和修复后的历史，并在多幅细节放大的高清图像中欣赏作品的精美。展览同时设有“可触摸版的蒙娜丽莎”，附有盲文展签，旨在为视障人士感知作品服务。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达·芬奇工作室，《蒙娜丽莎》，约1507/1508—1513/1516年，木板油画 作为已知的蒙娜丽莎版本中最古老的作品，普拉多《蒙娜丽莎》的意义远不止“最早的复制品”。通过红外反射成像技术手段比对：现藏于普拉多博物馆的临摹画作《蒙娜丽莎》和现藏于卢浮宫的达芬奇《蒙娜丽莎》原作是同期作品。两者构图调整相同，其中最重要的调整体现在蒙娜丽莎的双臂，右手手指，以及头部。例如两幅画的面纱轮廓都有缩小的迹象，面纱轮廓被处理的更窄。变窄的处理在临摹画作中体现的更明显，原作中所有的修改痕迹都在临摹画作中都被处理得更明显，可能由临摹者的笔法或材料所致。诸多线索表明：在达芬奇创作现藏于卢浮宫的原作时，普拉多《蒙娜丽莎》同步在达芬奇的工作室绘制，其作者与达芬奇在部分时间一起作画，由达芬奇指导完成。
普拉多《蒙娜丽莎》最初被认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常用材料——杨木为基底，经检测，其绘画基底材料是胡桃木，且未使用当时常用的石膏加胶液的基底，而是使用一层白色，一层橙色的双层油性基底，在当时并不常见。然而，英国国家美术馆与法国博物馆研究和修复中心对达芬奇及其合作者的作品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最初居住在米兰的那段时期，达芬奇使用胡桃木作为基底材料，并在油画中使用油性及双层的底胶。换言之，普拉多《蒙娜丽莎》所使用的方法非但不罕见，反而是达芬奇及其艺术圈子在特定时期内很常见的做法。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近年的艺术史研究和作品技术检查表明，达芬奇工作室临摹目的是教学和盈利。普拉多《蒙拉丽莎》进一步揭示：达芬奇教学的独到之处在于给予临摹者一定的自由发挥空间，临摹者在复制一副作品的同时，往往能通过微妙的个人解读表现出自己的艺术风格与个人特点。
临摹者在具有反光特性的基地材料上作画，基地上赋有一层分布不完全均匀的橙色底色，而在橙色之上，画家又新加了一层灰色的渲染色，这种灰色被画家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称作“水彩渲染墨水”，它通过分布光影，自下而上的产生明暗效果，作画时无需在表面另行着色绘制阴影，因此临摹者使用非常薄的一层透明涂层，另灰色渲染层得以显现在作品表面，并用非常细小的红色笔触进行点染，只有在近距离观察画面时才能察觉到，这些笔触在蒙娜丽莎的嘴唇和脸颊上最为明显。此类技法吸收了达芬奇手稿的绘制方式，与之相似的有人物眼睑内侧使用红色线条描绘的表现方式，例如现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达芬奇《圣母头像》中的圣安娜。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工作室中，临摹画作一方面能作为绘画教学的材料，为教师提供一系列样本，供学徒模仿；另一方面，临摹画作可以为工作室盈利，老师提供样本，工作室其它成员进行复制，将这些批量产出的画作拿去售卖。不同于二十世纪早期先锋主义艺术运动中文化思潮对临摹的偏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临摹画作带有伟大艺术家的名人光环，签名和印章，被赋予社会价值，受到收藏家的推崇，以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大师原作为蓝本的临摹画作令人心驰神往。
普拉多《蒙拉丽莎》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16世纪上半叶达芬奇工作室的工作方式，还原当时包括但不限于技法材料、艺术观念、审美品味等层面的艺术面貌，更重要的是，作为与原作卢浮宫《蒙拉丽莎》同时摹绘、修改的作品，通过与原作的对照研究，普拉多《蒙拉丽莎》有助于回应美术史乃至宏观历史领域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和阐释的问题，即其如何与历史乃至当下语境发生关联和互动。伴随观者对其意义的理解与再阐释的丰富，新知不断产生，价值不断涌现。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西班牙的“光辉时代”
普拉多博物馆的元素遍布展览空间各处。美术馆三层主题展厅内的红色墙纸既是对普拉多展厅色调的致敬，也是西班牙王室的象征。展览从时间上覆盖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和波旁两代王朝，与其统治时期对应的展厅墙纸中也隐藏了相关元素——哈布斯堡时期的尖塔建筑装饰以及波旁家族的金百合图案，使观者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得以熟悉同一历史时期常见的视觉符号。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三层公共区域中的长展墙上设有趣味互动打卡点，排布的四组人物群像以真人比例呈现，分别取自展览中的四幅画作，邀请观者前去合照。这面墙的对面是一条贯穿展览年代的时间轴，分别体现了这段“光辉时代”里西班牙、中国，以及艺术领域三种不同框架中的历史。涵盖十大主题单元的三层展区，时间线索始于16世纪的查理五世时期，终于20世纪初。展出的馆藏真迹以视觉文化的形式生动展现16世纪至20世纪宫廷庆典、王朝政权、神话故事、精神信仰和民众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以及这五百年间西班牙历史的重要篇章和欧洲艺术发展的关键历程。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开幕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三层开篇的两个展区，其一呈现了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部分重要肖像画，包括费利佩二世、费利佩四世、卡洛斯四世等君主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的肖像。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绘制的肖像《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Philip II on Horseback) 在画中人去世后创作，复刻“征服突尼斯”系列挂毯中《拉达行军》上的查理五世肖像。身着盔甲的骑马君主形象在查理五世时期便已流行，他也常以此种方式入画，此后该形象在西班牙王室成为一种典范，专用于表现国王及其亲信。
另一展区陈列了一系列描绘庆典和娱乐活动场景的画作，观众能够由此一窥西班牙王权统治下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安东尼奥·卡尼塞洛·曼斯奥Carnicero Mancio)的《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Ascent in a Montgolfier Balloon in Aranjuez)以写实手法记录1784年的载人热气球首次升空的瞬间，画作中冷调的背景传递出科技感，而众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或讨论，或仰望透撤云层衬托下的热气球，仿佛在向往因科学进步而诞生的新的乌托邦。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锡根-1640，安特卫普)，《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约1630-1640年，布面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安东尼奥·卡尼塞洛·曼斯奥(1748，萨拉曼卡-1814，马德里)，《阿兰胡埃斯的孟格菲气球升空》，1784年，布面油画，1896年购藏
展览的其他部分则聚焦普拉多馆藏中的核心绘画体裁，俳优画和宗教画是其中典范。委拉斯开兹(Carnicero Mancio)的《俳优卡拉巴西亚斯》(The Buffoon Calabacillas)展现了现代历史早期西班牙宫廷的显著特色——通常带有某些身心缺陷，供国王和贵族取乐的“俳优”形象。由于不受委托人的限制，这类人物的创作通常给予画家更多的自由描绘空间。委拉斯开兹就在该作品中运用其最为娴熟的肖像绘画技巧，如对空间的模糊处理和对头部的轻微虚化。该作也是毕加索1895年首次造访普拉多博物馆时临摹的作品之一。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展览现场，浦东美术馆，2024
埃尔·格列柯(El Greco)及其工作室的《传道者圣约翰》(Saint John the Evangelist)是其为教堂和私人客户创作的大量宗教题材作品中的一例，这类对基督使徒的描绘通常有固定的构图:人物为半身像，手持象征身份的物品，在此作中是装龙的圣杯。虽然格列柯的众多作品以深色为背景，但在此作中，背景似乎是开放的风景。
《传道者圣约翰》，埃尔·格列柯及其工作室，约1605年，布面油画
人体画展区的布置呼应普拉多的“秘室”（Sala Reservada），许多裸体画名作曾秘藏于此数十年。《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Venus with an Organist and Cupid）展示提香（Titian）精湛的人体技艺。维纳斯(爱神、美神和生育女神)与丘比特一同出现，被解读为一种寓言。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将视觉和听觉(后者在此由一名音乐家象征)视为认知美与和谐的桥梁，因此这两种感官被认为优于其他感官。画中其他物品也反映对爱的思考:狗象征幸福，驴子暗指永恒的爱，孔雀则象征生育。
静物画展区则全面呈现该体裁在西班牙和佛兰德斯地区的演变。《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Table with a cloth, salt cellar, gilt tazza, pie, jug, porcelain dish with olives, and roast fowl)的作者克拉拉·佩特斯(Clara Peeters)是现代早期为数不多的女性画家。其静物画中常常展示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奢侈品和佳肴，多为海外珍品，深受当时佛兰德斯社会精英的喜爱。其作品中展现的朴素与和谐，以及对物品和食物细节的精准捕捉和细腻描绘，使其画风在佛兰德斯独树一帜，视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广受追捧。
《沉醉在爱与音乐中的维纳斯》，提香，约1555年，布面油画
克拉拉·佩特斯(约 1588 / 1590，《静物：桌上放着桌布、盐罐、金杯、糕点、水壶、瓷盘上的橄榄和烤禽》，约1611年，木板油画，来自王室收藏
戈雅(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的作品被认为是现代艺术的开端，展览终章通过呈现戈雅的8幅真迹，追溯从浪漫主义到普拉多馆藏中后期杰出画家索罗拉(Joaquín Sorolla y Bastida)的艺术发展轨迹，展示西班牙绘画在近代的长足发展。
《阳伞》(The Parasol )是戈雅初入马德里宫廷，担任王室挂毯图稿设计师时，为做挂毯而创作的同等尺幅画稿。启蒙运动时期，贵族们开始寻求新的公共休闲场所享受闲暇时光，如长廊和公园，并对平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兴趣。画中的青年男女置身于大自然中，虽佩戴贵族的专属配饰，却身着平民服装，展现当时贵族流行的生活方式。该作因其精湛的光影处理和丰富的色彩而备受赞誉，展示戈雅早期标志性的优雅风格。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萨拉戈萨省丰德托多斯市 - 1828，波尔多)，《阳伞》，1777年，布面油画，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
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1863，巴伦西亚 - 1923，马德里塞尔塞迪利亚)，《女演员玛丽亚·格雷罗扮演的“傻姑娘”》，1906年，布面油画，1933年购藏
展览收尾之作是索罗拉《女演员玛丽亚·格雷罗扮演的“傻姑娘”》（The Actress María Guerrero as “La Dama Boba”）。玛丽亚既是索罗拉的邻居，也是西班牙戏剧史上的著名女演员，致力于推动“黄金时代”戏剧作品的复兴。该作品捕捉了玛丽亚在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的戏剧《傻姑娘》（La Dama Boba）演出结束后回到后台的生活化瞬间，仿佛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抓拍，画面充满活力与动感，松弛而随意。画中玛丽亚身着《傻姑娘》女主角菲内娅的服装，被视为索罗拉对委拉斯开兹及其描绘的公主肖像的致敬，公主们常身着类似的银色和胭脂红相间的西班牙式宫廷裙，右手拿着手绢。
经由珍贵的馆藏真迹与精妙的展览布置，观者进入跨越时空的西班牙奇妙之旅，沐浴在普拉多博物馆的“往事光辉”中，得以见证西班牙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的历史面貌。作为跨国的馆藏作品展，本次展览也是一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在使观者感受西班牙文化底蕴的同时，加深两国间的理解与友谊，为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据悉，该展将持续至2024年9月1日。
文 | 川流
图文资料来自主办方
展览信息：
“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
展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4年9月1日
展览地点：浦东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