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认为建国后董希文创作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题材的作品干预改变了他最初艺术追求的方向。理由是他到晚年与学生谈起《雅鲁藏布江之歌》色彩小稿时说，“我的感情始终是与这样的情调相通的”，并说“今后我还是要画这样的画”。由此判断，他应该是想朝着抒情的路子来走的。这种论说虽然是带有同情的意味来为董希文辩护，却未必是董希文的“初衷”。

如果我们同意这种推论，无异于同意董希文的自我否定，无异于否定这批具有政治意义作品的艺术与情感的价值，而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要知道董希文的每一幅大创作都是他呕心沥血、精心创作的结果。如果董希文是违背自己心愿来做这些大创作，那么董希文在其中投入的感情和这些创作达到的艺术高度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实上，只要把董希文的系列大创作全部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他倾心重大主题性创作与他追求抒情性的艺术表现并不矛盾。

《开国大典》实际上就是带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激情、畅想与憧憬意味的；《春到西藏》是抒情的；《红军过草地》是以董希文对草地的真实情感体验为基础的，是注重情感的表现的；《百万雄师下江南》所渲染的色调是强调感情的力度，情感的抒发是强烈的；《千年土地翻了身》是深情满怀的⋯⋯综观董希文的所有主题创作，可以看到强调感情的抒发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强调了他的主观感受与感情抒发，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幅作品都给人们带来情感上的震撼，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主义是排斥思想内容的，特别是具有重大主题意义的创作。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排斥甚至反对主题性的叙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论者出于对极“左”思想带来的很多严重问题的反思，往往将具有政治意义的艺术作品归为为政治服务，采取了不加分析的态度，而加以排斥和否定。这样的态度显然失之于简单、偏颇甚至粗暴。任何艺术创作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意识的影响，都是某种思想意识的反映。董希文在油画中追求民族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本身就已潜藏着政治上的态度和选择—契合整个民族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政治的大方向。而与他同时代的仍在追求象牙塔中自我情调的形式和趣味的画家多的是。董希文自觉放弃小我情调，把自己的追求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倾心重大主题性的创作，赞美新的生活，赞美新生的西藏人民，讴歌新生的祖国，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作推动人民思想进步的手段，鲜明地反映出了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需求，这恰恰反映出董希文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的强烈意识，牺牲小我，勇于奉献的担当精神。这正是他自觉地倾心于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因所在。从董希文追求的艺术理想来说，无论是建国之前，还是建国之后，他的追求始终是贯穿一致的，并没有因为政治性题材的影响而改变初衷。也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可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倾心重大主题创作比满足于自我情调的追求要有价值得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创作表现了政治意义，即便为政治服务，这本身并无什么不妥，更没有错误，而是要看怎样去表现！是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赞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或批判假丑恶，还是以虚假造作为前提，粉饰、虚夸、掩饰、虚构生活，真正为某种意识形态所服务、所利用，以达到欺骗、愚弄人民的目的。这种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创作结果是大相径庭、天壤之别的。董希文正是最尊重生活的真实，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而在艺术表现上常常又以抒情的、浪漫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给人真善美的审美愉悦。正因为如此，同样都画革命历史画，特别是“文革”之中的革命历史画，多如牛毛，但多已在历史中消失，而董希文的主题画却把思想的政治的内容与感情的抒发恰当地融为一体，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为人们所记忆、所赞颂。

事实上，真正让董希文陷入痛苦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重大主题的本身，而是审查这种创作的领导意志及其背后的陈规范式的集体无意识与极“左”思潮。《喜马拉雅山颂》、《雅鲁藏布江之歌》原是计划给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画的壁画，为此所画的小稿中以那种迷人优美的诗意来表达对新西藏的眷恋和赞美，这种抒情的方式同《春到西藏》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有的领导并不理解他那抒情的绘画语言，而习惯于图解式的内容罗列，给他提出许多不恰当的要求。他对此无可奈何，陷入深深的痛苦。 而《千年土地翻了身》就是没有听从领导的要求，坚持了自己的意志，获得了创作的成功，这对他应该是极大的警醒。对于那时的董希文来说，如果听从领导意志，那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来创作。如果不听从领导意志，就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这是十分两难的选择。可贵的是，即便在愈加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坚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还是要画这样的画”。董希文表现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自己、对生活高度负责任的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