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

经、史、词章的归纳方式，即以前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顾氏认为只是“经籍之统系”——范围太窄，不过是经师们兜圈圈的“家学”。既然现在“有科学之成法矣”，便应打破家学的壁垒，重建一个“科学之统系”。什么是科学的统系呢？在《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里，他提出重编书目的三步法：先拆散丛书，与单本平行，一起做书目目录和著者目录；接着着手更细致的学派目录；最后编制分类目录。分类目录最终要中西“合目”，为的是“与西文书打通界限”。

因此，顾颉刚不承认固有的经史词章是学术的分类，是因为心中另有一套“科学之统系”。他意欲“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其实是回应老师胡适的主张。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义》里，胡适指出：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

中国旧有学术乱七八糟、无头无脑，充满了各种胡说谬见和武断迷信，自然谈不上真正的学术。不再尊奉旧学的后生，像顾颉刚一样“很感受没有学术史的痛苦”。对接受了西学和立意西向的民国新派学人来说，首先亟须改变的就是中国学术“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的乱况，因此“整理国故”的第一步就是“条理系统的整理”——从乱七八糟的材料里寻出一条“科学”的线路来。

可到哪里去寻找路线和头绪呢？刚挣脱传统束缚的顾颉刚，首先想到了图书分类。他一开始认为周秦古籍可以参照经、传、记、纬、别经、别传的旧方，《国学志》立意仿效的对象也是《太平御览》《经世文编》《宋元学案》《经义考》《群书治要》《北溪字义》等古代典籍，仍然没有跳出中学的窠臼。直到大学毕业，在1920年的《图表编目意见书》里，才出现数学、物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历史、言语、医学、工艺、农业、美术等学科类别，只是笼统归并在10个序列号里而已。顾颉刚受老师影响在前，而胡适成文在后。

1923年，胡适在纲领性的文章《〈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号召径直依西洋样式，把传统学术分成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10个类目，往下再行细分。虽然对传统分类法已弃置不顾，但胡适也是从分类入手的。他说，没有经过“科学”整理的国学图书是不能读的，读了危害青年。他要把科学精神从现代贯通到古代，在新的类目框架下重序中学。顾颉刚后来成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得力干将，跟着老师步子越迈越大，最终由订古走向了疑古。

二

中学果真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吗？同样成长于民国的史学家吕思勉后来回忆说：“当时之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掌故源流不甚明白”是每一个初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何况读的还是文选，关键看后来如何解决。吕思勉说，后来他读了《三通考辑要》《通考》《通典》《通志》，才觉得眉目清晰起来。他遵循的其实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径：以“经济之学”为要，从政书典志体进入。以“三通”为代表的典志不仅注重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沿革，还是分门别类的专题考据，所以其续书经常被放进类书里（见第四章第五节）。可见，中国古代学术非但注重源流变迁，也不乏分门别类的专题讲述。从传统路径走来的学者，一样可以从事新式的研究。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一专门的学问，不仅旨在学术脉络的辨析与梳理（章学诚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以学术的分门别类为能事（郑樵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就是顾颉刚提到的目录学。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郑樵指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再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历朝历代无不以类存书，以书继学。若往前追，还有《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述学专篇，向为世人所重。

古人读书以目录学为指引，顺藤摸瓜，登堂入室。直到1875年，张之洞仍在强调“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也依然在践行“门径秩然，缓急易见”的目录学写作。因此才会有晚清西学目录的繁盛（见第三章第四节）。既然分类是中国古代学术的线索和门径，是顾颉刚、胡适重建近代学术的首务和纲要，那么也就是我们考察古今学术变迁和模式转换的绝佳入口。

民国以后，清末盛行的西学目录成为明日黄花，《书目答问》之类的中学指南也无人再问津。面对同一扇门，后来人却发现进不去了。隔着院墙望望，看到的也不再是屋舍俨然，一如看惯了布局规整的欧洲人突然闯进了中国园林，大多会迷失在“乱七八糟”的通幽曲径里。胡适当然不是真的摸不着门墙，有意地视而不见罢了。可后面接受新教育的青年学生，若非专习，真的快连国学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了。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大学，学生出国前不是恶补外语，而是“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方有1923年胡适兴致勃勃地开具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由于粗疏，遭到梁启超的严厉批评。旋即，梁氏以不亚于当年张之洞的热情，另拟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新旧两位学术领袖的图书目录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嗅觉灵敏的《京报副刊》立刻向海内外学者征集青年必读书目，两个月内竟刊出了78个不同方案，其中就有鲁迅“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惊人回复。虽说后来焦点由目录转移到具体书目上去了，但如何读古书、如何区分书类、如何进入传统学术，不同程度地唤醒了国人依类求学和目录为学术之大宗的记忆。有人甚至以补正国学书目成为大学教授，气得革新派的吴稚晖对德高望重的梁启超也出口大骂（《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此处依然是中学研习的重镇。

尽管胡适开列的国学书目有许多不足，与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拟定的“中国文化史”类目也相差甚远，清华学生就质疑过，但是胡适放弃传统分类（仅立工具、思想史、文学史三类）乃至部分核心典籍，以西式学科改造中国学术的立意却是明确的。中国近代学术建立在否定旧学、打倒传统的基础上，胡适表示，矫枉必须过正，不仅从前的学术分类必须抛弃，“国学”本身也是不合科学精神的。不科学就没有保存下去的必要，要接受改造的不仅是学术分类，还有整个的中国传统学术。在接下来的年月里，虽然争议不断，但是胡适义无反顾，乃至被称为主张一贯到“没有最后见解”的人（李敖语）。国学当然不是没有脉络，不过是否定它的线索而已；中学也不是没有分类，而是不承认之前的架构。“整理国故”从条理系统开始，重建学术从重新分类发轫，未始没有受到传统目录学的启发。中国人向来讲究纲举目张，分类是重新布局的关键。

民国初年是新旧学术的交替期，不同的学术取向和治学路径并存。循旧者可以继续沿用往日的经籍注疏形式，刘文典、杨伯峻是也；目新者可以推广西式的中学，胡适、顾颉刚是也；居中者也可以以“不古不今”“即古即今”自命，王国维、陈寅恪是也；当然，半古半今、半中半西的属于多数。若非偏远闭塞，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潮的影响，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早就开始“旧瓶装新酒”。可洋派里头，还有东洋和西洋的区别；西洋里头，法英、法德、法美还是法俄，亦不可执一而论。但形势日趋明朗，新格局的初步落成却并非晚清的科举与学堂之争，而是20年代开始的“整理国故”运动。新类目、新形式、新思路由今至古，鱼贯而上，通吃国学的各大门类，立新的工程全面展开。随着各类学科史的翻译和写作，新学科构架得以落实，西式近代学科体系基本落成。

经过“整理国故”的系统条理，以前的图书统统成为古代研究的史料，之后的分科讨论才是合乎科学的现代学术。古今隔开的不仅是两个时段，更是两套不同的学术体系和思维方式。硝烟散去，进入具体问题的研究，今人却未必能意识到这一点。关注当下的现代学术还好，并不讳言西化了的观念与生活，现代性反思也是常见的话题。可古代研究却总是在语境前置中难辨真假，我们在新的系统里做着西式的中国研究，以近代重新结构的古代叙事为过去发生的真实。渐渐地，把这场由西方话语主导的改天换地，内化为历史的自然发生，或是天经地义的学术进化。如果不能准确定位过去，作为古今过渡的近代研究就不知该从何处讲起。事实上，近代研究从一开始就站在古代研究的对立面上，此消彼长的斗争关系，在战争结束乃至形势已经变化的今天，依然主导着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

四

今天，走进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会看到一排排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图书：A打头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B为首的是哲学和宗教书籍，冠以C的是社会科学总论，D是政治和法律图书，军事在E类里，文学要到I里去找，数学、物理、化学并在O类里，T是工业技术，Z类放的是综合性图书。字母是类别码，哲学、政治、文学、数学等是具体学科。普通读者往来于有限的几个图书区域，专业人员熟悉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图书排架就可以。这种与大学专业挂钩的学科分类，的确减少了图书的查找难度。但若要查找古代文献，眼前就一片汪洋了。

古今之间何止隔着一个近代？经过西学的条理，我们即便想绕开现行秩序和习惯思维的干扰，回到原生态的古代中国，也已千难万难。首先大部分人已无法自由阅读古文，更不要说竖排繁体且没有标点符号的古籍了。如果不能分析一手文献，缺乏切实的感受和整体把握，细节的安置就会模糊甚至错位。福柯之所以能够循绎欧洲历史不同时期的不同“知识型”，是因为古代文本还在。可如果没有阅读能力，又不会自由查找和调取古籍，典藏越丰富，入手就越难。在拆分、遴选、重构古代的近代学术体系里，追迹被改写、被推翻的前一个“知识型”，无异于缘木求鱼。久而久之，必然导致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隔阂，就像现代埃及人并不清楚古埃及人的世界一样。“过去犹如异邦”是每一个学者都应谨记的箴言。

古代里渗透着近代，近代里纠缠着古代，古今之间还掺入一个强势的西方，我们背负着古今中外艰难地前行。这是西方学术不曾面临，非西方文明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对古典的把握变得越来越难。《左传》及其选本在K类历史里，对它的研究却散在B类哲学、H类语言文字学、I类文学、C类社科总论，还有天文、政治、经济、军事等大类里，大凡有多少研究视角，就可以有多少个学科分类。《诗经》《尚书》无不如此，《周易》更是无处不在。专科研究多做资料性的搜索和有针对的截取，通读全书和熟悉周边语境的人越来越少。近代学术致力于对作为整体的经学系统的拆解和稀释，这恰恰是中国古代学术的原点和中心。蔡元培说：“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其实是经学已经被掏空。胡朴安还嫌不够，建议继续拆书：

《易经》一书，其言义理者，可入之哲理学类；其言筮龟者，可入之艺术学类；其音韵者，可入之语言文字学类；其言上古社会情形者，可入之史地学类。《诗经》一书，其本身可入之文章学者；其谱可入之史地学类；其言四始六艺者，可入之礼教学类；其言草木鸟兽鱼虫者，可入之博物学类；其言三家诗用字之异同及音韵者，可入之语言文字学类。《尚书》一书，其大部分可入之史地学类；其赓歌与布告等，可入之文章学类；其言上古天人之关系与五行之性情者，可入之哲理学类；其言历象日月星辰者，可入之艺术学类；其言五伦之教者，可入之礼教学类。《春秋》当全入史地学类，而《左传》之中有文章学类焉。《三礼》当全入礼教学类，而《礼记》之中有哲理学类焉。

如果把核心经典都拆散了，古代学术更是一地鸡毛。好在图书上架，不可能一书三放或四放，更不可能撕了书分篇放。顾颉刚主张拆丛书入专科时，汇刻之旨已是荡然无存。然而，回顾20世纪60年代各大高校各个学科的“参考资料”“史料汇编”“作品选”，不正是胡氏思想的落地吗？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写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在我上大学的90年代依然是最重要的教学参考。它们实际在响应、填充、细化、完善民国搭建起来的学科史框架。

大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学术总体趋向日渐明朗。经过“整理国故”的全国动员和整体布局，落实为三四十年代大量涌现的学科史和学术史写作，由此奠定了此后各大学科的基本叙述框架。后来虽然加入了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但是学科框架、学科范畴、发展线索、写作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此后若干年，一直在进行填充资料和细化论证的工作，以巩固新搭建起来的学术系统及其学科语法。提出重写学科史，已是80年代末的事情，但正如陈平原所言，“‘文学史’永远都在重写”。是章节内容的补充、具体观点的修正，还是学科格局的改易？改写的程度有多大？反思的力度有多深？则另当别论。葛兆光说，我们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此言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