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1日下午两点，中央美术学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相约丝绸之路”系列讲座“在丝绸之路上寻觅故乡：一个展览的研究与策划”于博雅报告厅举办，人文学院副院长李军教授担任主讲，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王颖生教授主持讲座。李军教授以其策划的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为核心线索，结合该展的学术背景、策展结构、展品故事等内容让观众领略了一个多元共生、跨越时空的文化体验的研究方法与构建过程。
“但是，血统、乡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文学亦如此；
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些东西的东西，那即是人类。
在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
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
并对那些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喜欢。”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我最心爱的读物》（Liebeslektüre）
李军教授首先引德国作家黑塞在《我最心爱的读物》中所写的“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喜欢。”解释了这个诗意的讲座主题来源——即在某个最遥远、最陌生的他乡找到最熟悉的家乡之感，历史是人的历史、人类生活的历史，包含了人类的情感感知，这种似曾相识的幸福感指向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展览的主线以“13至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为核心，整合了来自意大利和中国博物馆里最为精美的藏品资源，讲述着13至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艺术之间不绝于缕的交流故事。
“丝绸之路（Silk Road）”如今已是一个热门词汇，它最早由19世纪末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在他的概念中，这一词指汉代时期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文化交流的通道，李军教授说道，“如今我们更多认为的是它代表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朗、菲律宾等国家的文化交流关系，这是稍稍偏离它的原始概念的，‘丝绸之路’原始含义是更为宽广——包含了从中国的汉都到意大利的罗马以及这条线路之上的各个‘驿站’国家之间的文化、商贸的连接，是一个从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到红海、地中海的辐射范围圈。”
其次，为何要选择13-16世纪的时间节点呢？李军教授向观众解释了这段重要历史的时代背景，“16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地理大发现时期，意味着近代的开始，也是近代西方崛起的开端，” 他表示，“根据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学说中的‘世界体系学说’观点，由于地理大发现，世界被连接成整体，西方国家开始变成世界主导”。但世界体系学说的内部产生了一种批评与抨击，他们认为16世纪所存在的体系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的世界体系，而是作为“欧洲霸权”之前的世界体系的延续。最早的体系实际可以追溯到13世纪，也就是蒙古西征、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崛起的时代——杀戮、征战摧毁了伊斯兰帝国，西方失去了强有力的统治对手，旧世纪的封锁挣脱，国家之间的壁垒打破——政治、经济、贸易、宗教、文化得以频繁交流，各地区主动或被动地交互相连。因此，13-16世纪是世界历史上最关键的时代，是中世纪转向近代的转折点，“如果对于这个时代不够了解，我们就不能知晓西方为何崛起、不了解为什么会有地理大发现等等的一系列故事。”
李军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展览的主题线索——欲以五个单元展现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巧妙构成一个回环往复的构架，展览“序篇”后分别是“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方” 、“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五部分展区，最后再折回“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序厅。秉承跨文化的视野和“从研究到应用、从学术到艺术”这一全新的策展理念，在时间发展的基础上，为观众梳理了什么是“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以及“我们能寻找什么”、“这样的寻找有什么意义”等。
展览的框架结构呈现着策展人的学术思考和梳理过程，李军教授挑选了部分重要展品与观众分享。“序篇”中采用美人像和青花瓷器这两组展品直接点题，是为呈现欧亚大陆两端艺术成就中的某些相似性现象。《木美人像》上两个梳着中式高发髻、穿低领汉式襟衣的中国仕女的相貌却呈现强烈的西方人特征，且画面构造让我们联想起藏于卢浮宫内枫丹白露画派的重要代表作品《埃丝特雷姐妹》，这种巧妙的、不得解的两个东西方作品暗含的“似曾相识”引人细细思考。
“上千年来，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就像两个蒙眼巨人，只能彼此摸索着感受对方的存在。”从 13世纪开始，东方和西方不是两个仅凭想象和传言互相摸索的蒙眼巨人，在蒙元帝国开创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的背景下，无数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的足迹开始穿越重重山海的阻隔，从而将整个大陆变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整体。第一展区“从四海到七海”回顾了13世纪之前意大利和中国艺术的基本面貌，以及其间零星的交流活动。镂空花金珠、含有显现中国丝绸元素的罗马绘画和雕塑作品、东汉胡人牵马佣、《华夷图》、《托勒密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等物件就是东西方真实交往的现象展现。第二部分的“指南针指向东方”主要关注中世纪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探索活动，并通过第三部分“大都的日出”部分重现了他们眼中天堂般的蒙元帝国。
作为整个交流过程的高潮，第四部分“马可·波罗的行囊”从丝绸、珍宝、陶瓷和蒙古仆人这四个方面展示了西方人带走的东方“特产”。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至今无法定论。但不论这个“人”是否来过，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代表着千千万万个跨越了漫长东西方之路进行交流的行者，“马可波罗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李军教授阐述道。展览也选取了凤凰、天马等承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意象作为不同单元的主体符号，例如锡耶纳油画中圣母身着的袍子印满的凤凰与长沙窑出土的陶罐上的凤凰图案就极为类似，仿佛是东方的凤凰一路西飞，“飞”到了西方女性的裙裾上；洛伦采蒂的作品《好政府的寓言》中的耕作场景就与南宋《耕获图》中的基本相同，这种“巧合”也让人惊叹。
第五部分展区“来而不往非礼也”讨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影响。例如游文辉这幅中国最早的油画《利玛窦像》就直接受到西方油画的技法影响，唐寅的《送子观音像》与西方圣母子图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五部分观展结束，当观众返回“序篇”后，东西方文化成就的相似性不再引发讶异的感受，而是被升华为一种“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亲切感。
通过丰富的展品和结构梳理，一个展览的学术研究和策划过程逐渐清晰开来。讲座的最后，李军教授表示“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艺术的恩惠，正如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文明相互交融，丰富独特、多元共生的艺术珍宝成为一个个例证。至此，我们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发现异国并不是他乡，也是故乡。
文/张译之
图/胡思辰（作品图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