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0日，“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研讨会于青岛西海美术馆召开。此次研讨会始于艺术家刘商英十余年的创作路径，聚焦展览的具体作品和呈现方式，邀请与会嘉宾围绕工作方法、创作思想、绘画语言等维度展开发言与讨论。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西海美术馆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院长戴士和，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新平，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邱志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张子康，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喻红，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刘商英，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主任、教授白晓刚，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刘晓辉，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邬建安，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王郁洋，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教授章燕紫，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端廷，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师冯雪，独立策展人、评论人贺婧，罗布泊历史博物馆馆长武宗云受邀出席了此次研讨会。研讨会由“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策展人郭小晖主持。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 ，研讨会现场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研讨会嘉宾合影
研讨会嘉宾观看展览“无蔽之地”纪录片
研讨会伊始，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范迪安分享了对刘商英艺术多年来的观察与感受：其一，刘商英在十二年间坚定地走向西部荒漠之地，将自己置身于不可预料的自然景观之中，既是对原有艺术状态与积累的不满足，也是对自我过往经验的放下。范迪安院长强调了自我“陌生化”对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意义，这种“陌生化”并非仅仅局限于表达题材和创作技法的更新，更为重要是实现精神的游走，从而进入到新的“无”或“空”的体验与境界之中；其二，从这批作品来看，刘商英的创作越来越“去风格化”。就风格而言，刘商英不断进行着自我超越。在自然现场创作时，他并不将已经熟练的技巧作为风格依托，更多是在调动所谓的绘画经验之外，对此情此景的“在场性”作出直观反应与表现以获得绘画方式，因此他的表达日趋放松。
以范迪安院长的观点与观察为起点，与会嘉宾进而围绕以下话题进行了交流：
1）人、自然与风景的关系；
2）绘画的边界与绘画性的坚守；
3）艺术家的性格、基因及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
4）不同场域的创作“展示”。
一、人的史诗：自然与风景
在艺术史与当代艺术现场，艺术家面对自然、描摹自然、深入自然的情形屡见不鲜，“走出画室去写生”更是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术院校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在中国，尽管纯粹风景画创作在某些阶段被视作“小品”而作为其它创作的点缀，但创作者将身心投入自然山川之中，仰观天地之大以寻求精神开阔的创作路径与哲学观自古有之。因此，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应该如何处理人、自然与风景的关系，并赋予其时代新解，是一代代艺术家们始终在思考的议题。
作为刘商英的老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士和先生在研讨会中谈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油画事业突飞猛进，创作面目日趋多样且创作品质也越来越好，刘商英的创作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新尝试。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创作风景画时配合历史上的探索并结合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作品中往往呈现“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时代诉求与极富感染力的现实主义精神。刘商英的创作在风景创作之外，更体现了一种人的史诗，从一块石头起伏的小局部来传递自己对整片自然的感受，其应被视作一种升华了的风景画。刘商英表现的自然之景的局部中充满着“人味儿”，充斥着人将自己逼到生死边缘之处挣扎而出的响动，非常动人。
回应戴士和先生的分享，刘商英回顾了自己学生时代跟随戴先生去大兴安岭写生的经历：一张始终不满意的写生被刘商英狠心刮掉了细节并迅速涂抹了几笔以应对检查，但戴先生却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刘商英敢于在错的基础上破釜沉舟，这种始终忠于自己内心的品质十分可贵。或许正是受教于此次经历，刘商英在日后的创作中才敢于不断放下已有经验、敢于一次又一次的“破釜沉舟”。
延续戴士和先生“人的史诗”的观点，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邱志杰认为，刘商英的这批创作带来了一种英雄主义气息，营造了一个孤独探索者的古典形象。在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已经成为年轻人常态的时代中，一个艺术家来到荒原中的意义不在于对城市化的反思和对全球化的反抗，而是企图重建人与世界的最基本关联——一种如古人般敞开身体获取世界信息的直接关联。在画天地而非画一角风景的“行动”中，刘商英将绘画还原成了“留下痕迹”的原始意义，由此形成了所“画”风景和自然间的一种响应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端廷同样分享了他对于刘商英创作中“痕迹”的理解，认为其启发着我们回到了绘画原始的起点。刘商英的这批创作不算是再现性的风景创作，而应是艺术家生命体验的痕迹表现和一种真情实感。这种生命体验源于刘商英和沙漠戈壁、高原荒野等自然景观的对话和较量，启发着我们重思人与自然、绘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王郁洋认为，刘商英在行动绘画之外进行着一场身体的体验，这不同于面对景物作画的创作方式。在刘商英的创作中能看见一种中国传统哲思和美学之中强调的“天趣”，那些刮过的泥沙留下的自然痕迹和在其中的人形成了一种混合关系。
独立策展人、评论人贺婧则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辨析了写生、大地艺术与刘商英的创作间的不同维度：写生意味着自然被搬入画布之中，是“平面”的，而大地艺术则意味着人走到自然里面去。梅洛·庞蒂曾用“自然在内部”总结塞尚的艺术观，塞尚认为自然中存在着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其中横向代表着神的视野，纵向即是自然的“深度”，也就是人立在自然之中的深度。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上，“在世界之间”似乎提供了一种模糊的方向性——刘商英的创作并非是将自我完全扔进自然而被彻底吞噬，也不是所谓的自然在人内部的自大，而是强调将“人”的社会身份剥离，由此在生命层面建立人和自然的关系。
作为罗布泊历史博物馆馆长，武宗云一路陪伴着刘商英挣扎、行走于罗布泊的险境中。在研讨会中，他从二人的生死之旅出发，谈到了人在自然之中、绝境之中的坚强与韧性，而艺术的能量正是诞生于苦难与挣扎之中。当这种能量达到顶峰时，如刘商英创造的画面一样，罗布泊之景将自然而然浮现于画布之上。
刘商英“荒原计划”工作现场，新疆罗布泊
二、绘画的坚守：传承、边界与突破
对于接受了学院美术体系训练的艺术家来说，学院的教育与艺术精神的传承既是土壤与滋养，也是在一定阶段不得不突破的束缚。在刘商英看来，学院的教育带来的对于经典的认识、技术的体会永远无法丢掉，接下来面对的挑战是需要在自己的时代实现突破和转换。今天还坚持在绘画领域深耕的艺术家面临的困境是多维度的，一方面他（她）们需要反思绘画这种经典艺术形式的新动力源自何处，一方面也须直面其它艺术形式和日趋多元的创作媒介带来的挤压。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新平结合切身经验，谈到了传统学院教育出身的艺术家实现转换的困难。学院的教育与积累是艺术家得以实现转化的基础，但基因、性格与成长经历的独特塑造对艺术家创作转向的意义应与知识技能同样重要。苏新平认为，刘商英这一阶段的创作，在和自然极端条件的对抗中呈现出了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这需要一种强大而无限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这种精神性的力量无法言说或准确定义，但或与刘商英的蒙古族血统和幼时在草原上奔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
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喻红在面对刘商英的创作时有感于一种艰难，其不在于恶劣自然环境对身体的折磨与冲突，更在于内心。绘画的历史非常漫长，且伟大的艺术家不胜枚举，对后继者来说绘画本身就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与眼前的画布搏斗是每一个画家都需经历和面对的。此外，喻红还在刘商英的这批创作中看到了一种“自洽”，蒙古人血统中那种对自然的热爱和搏斗，以及和自然之间构成的游牧式关系，浪漫、强悍、温情而伤感的情感都在作品中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出来，这也回应了苏新平此前对艺术家基因和成长经历的整体性强调。
刘商英在传统写生与经典绘画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由此得到了这批集合了绘画、行动与影像的创作，然而，这种勇敢的尝试无疑触及了绘画边界性的问题。正如喻红的提问所示：绘画对你（指刘商英）来说是否还有终极意义？刘商英自己的回答是：他信仰绘画，一生无法抹杀。
同样论及艺术家的性格对其创作的影响，作为刘商英多年的同学与朋友，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科基础部主任、教授白晓刚谈到，刘商英在多年的行走中慢慢找到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和他整个人的性格是同频的——他乐于将自己置于危险的绝境之中，他对未知的风险和危机是亢奋的，独特的经历让他对生死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体会。
就性格对创作的独特塑造而言，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刘晓辉谈到，刘商英是非常善于用心和直觉来画画的艺术家，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率真和浪漫的气息，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质。在纪录影片中，他对小鸟、蜥蜴、野驴和牦牛等动物的特殊捕捉也对这种与生俱来的观察视角有所体现。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邬建安则借马修·巴尼与因纽特人的例子来反思刘商英创作中对绘画语言和形式的突破。马修·巴尼在早年作品《绘画抑制》(Drawing Restraint)中，将身体置于极限边界和失控环境中来试图发现绘画的新思路，而因纽特人所呈现的素描作品则显示出他们非凡的目力与观察视角。邬建安认为，因纽特人极强的目力和他们的生存紧密关联，因此，将自己扔进绝境或许是为了唤醒已经沉寂的非凡目力与感知体验。
三、展示的意义：自然之中与“白盒子”内
“沙子泉与祁曼塔格的彩虹”在地展览画面，新疆阿尔金山，2021
刘商英《足迹》创作现场，新疆，阿尔金山，2021
在此次研讨会中，基于刘商英在自然场域中留下的“展览”与回归美术馆白盒子空间中的展览二者间的不同意义，与会嘉宾还就创作的展示场域展开了交流。对于这批诞生于天地间的作品而言，是将其作为大自然这张画布的延伸，还是带回城市空间的白墙之上，再次赋予其传统架上艺术作品的意涵与价值？刘商英坦言，自己对这批作品的展示方式和呈现场域也产生过犹疑与困惑。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教授张子康从美术馆发展的视角，关注了刘商英的作品在自然界、美术馆空间和以屏幕为媒介的互联网传播中的不同展示方式。今天艺术的功能和美术馆体系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了“生长性”的重要意义，这种“生长性”与不同人群对艺术作品的阐释与理解息息相关，每一种视觉和认识都形成于独特的文化认知，并不错误但会构成一种偏差和局限。而今天人们在美术馆中看到的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的经历、审美甚至记忆不断生长、迸发的产物，也是艺术品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人不断阐释的意义集合。对于美术馆公共空间来说，刘商英这批作品的进入也给发展中的博物馆、美术馆体系带来了一种认识艺术品的新模式，并为未来“白盒子”展示空间在社会关联与文化建构上的扩展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
如何在美术馆中更好的展示这批作品，并更直接而顺畅地和观众建立联系？邱志杰、王端廷、王郁洋等嘉宾都提出了自己的感受与建议，包括在展厅中绘画与影像的关系、节奏与逻辑的布置调整等。此外，如喻红等嘉宾所指出的，即便在美术馆空间中为这批创作精心策划了展览，但就展示效果来看可能终究不如将这批作品留在自然中显得有力量。在美术馆展览现场中，这种作品作为自然延伸的震撼力量透过航拍的全景式影像直观呈现了出来。
而作为在额济纳旗现场亲历了刘商英自然之展览的观众，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教授章燕紫却认为，自然的无垠与天地的广袤不仅吞噬了作品，就连身在其中的人都显得前所未有的渺小与无奈。因此，恰恰在美术馆空间中的展览保留甚至凸显了刘商英创作带来的震撼，影像作品中刘商英逐渐远去于沙洲的身影，在美术馆场域中，反而显现出了人的伟岸与力量。
内蒙古额济纳旗野外展览现场
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师冯雪则在此话题语境下，进一步谈到了风景画在时代语境和国家叙事中的当代价值。当代美术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许在于告诉汇聚在此的观者，人与人之间的视角、感受与表达是如此的不同。西海美术馆所在的西海艺术湾本身即是一个特别的自然景观，而刘商英的创作却为大海之中带来了数千公里之外的风沙与黄土的苍劲之力，观者在这里看到的是有一种异质的风景，但同时也会意识它同样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壤与山河。这是风景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独有史诗性，其揭示着今天如刘商英一样的中国美术家，用身体对自己的文化与土地作出了当代的回应。
“在世界之间行走：刘商英”展览现场，西海美术馆
2015年，中国美术馆的个展集中呈现了刘商英彼时在西藏阿里地区现场创作的巨幅油画二十余幅，作为展览策展人，范迪安院长借“空故纳万境”来归纳刘商英的艺术状态，称其超越了具体的、情节性叙事，在自然中追求一种精神性的宏大。2022年，在西海美术馆“在世界之间行走”展览中，刘商英在数个行走项目中展现出了一以贯之的心境与追求，在对绘画的信仰与坚守中，不断放下固有经验、寻求突破与新的出发。正如范迪安院长在研讨会中所示，刘商英的创作经验及此次研讨会聚焦的论题，或将为立足于时代文化坐标上的中国当代艺术提供工作方法和未来发展层面上的启发。
文｜周纬萌
编｜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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