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勇力（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主任，国画家）创作太辛苦没毅力做不了
搞主题性创作很苦，我现在画《新中国诞生》，正处在疲劳困难时期。这幅画比较大，五米高，四十米长，比之前画的一幅大四倍，画中人物都是真人大小。画起来很辛苦，除了创作初始的感动，当你把一幅作品放大以后，画面的线条、色彩，所有的关系就跟着变了，其中包括每个人物形象的具体刻画，各个方面都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和体力。这幅画的创作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我已经犯了三次美尼尔氏病，疲劳过度，天旋地转，连床都起不来。医生说是因为疲劳过度，压力过大，这个压力就是创作的压力。主题性创作确实是很辛苦，这个过程中，它会有很多障碍，需要你一个一个去突破。
在创作大的主题性作品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个疲劳期和攻坚期，像攻坚战一样，你看不到效果的时候会非常焦虑和迷茫。这个画将来会怎么样？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自己可能都不确定，不断怀疑能不能画好。但是我自己总想着，只要是天天去画，哪怕一天画一点，总有完成的一天。
搞主题性创作，除了语言、技巧、构思等各个方面的能力，毅力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搞主题性创作，更主要的是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总要有点毅力。
马刚（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油画家）：不要“看不上”“能画好”是硬道理
在完成历史画创作任务的过程中，我有一个体会，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可拖延，有的画我特别喜欢就慢慢画，不要赶。比如说山东省请我画“毛主席视察山东”，允许我自己选题，我就选择了毛泽东1952年在孔子墓前的情节，毛主席在犹豫，这种在孔子墓前的犹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是我非常想表现的，表现毛主席犹豫的动作设计我就用了一年半时间，画到我觉得好了为止，这个画我可能一直要画两三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赶任务，我觉得有些任务是必须面对的，这种应时应事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独立作战，而且还得画好。这些年接受这种任务，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是有提高作用的。技能是当下非常重要的、要加强的，能不能画出来，能力的条件是要有准备的。老实讲，改革开放以后，院校在这方面的积累削弱了，这方面的教学变弱了，画家这方面能力并不强。这种任务式的创作，要求二、三个月完成一幅大创作，对一个画家业务水平的提升非常重要，不要看不上这些东西，能画好是硬道理。
现在大家经常讨论历史画的当代性问题，什么是历史画的当代性？怎么和当代结合？我觉得这都是画出来的，光说想法不行，要去画。艺术家逃不出当代，只能去画，这样当代性就会慢慢显现出来。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史论家）：主题“沉重伟大”表达也须有温度
我们使用“主题性”这个词汇只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五六十年代把这个概念叫起来，之后约定俗成，叫“主题性美术创作”。它最初从俄文翻译过来，指有情节的历史题材绘画、风俗画；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情节性绘画”，而“主题性”最早是音乐概念，指乐曲中最具感染力的一段核心旋律,即一段乐曲的主旋律。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跟情节性绘画、叙事性绘画、历史画这些概念混用了。其实主题性绘画在今天的语境中，面临的任务仍非常艰巨，可以说是沉重而伟大的。
前一段在中国美术馆有一个俄罗斯主题性绘画展览，一个叫瓦西里·涅斯捷连科的俄国当代画家画了一幅关于克里米亚的作品，叫《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直指当前国际关注的军事政治时事热点，从国家、民族的视角出发，画风也呈现了一股清整的浩然之气。其实一直到今天，俄罗斯和欧洲的主题性绘画传统一直在健硕地延续。写实性绘画在现在欧洲的美术学院里，确实非常式微了，被观念艺术、装置、设计甚至3D打印等新技术、新媒介、新观念所覆盖。但写实性或者主题性绘画仍然有其学院属性和延续性，在欧洲，人们对于这类题材、风格的当代创作是崇敬、认同的。
反观国内的创作，我们每次的毕业展和研究生展，很多老师已经提出意见，为什么严肃的、带有学院属性的作品越来越少？好像大家都不愿意花精力去画严肃的题材，都取巧或趋新去画一些观念性的作品。中国的美术学院有20世纪以来深厚的学院传统和学术体系，然而今天的很多毕业生却抱着某种避重就轻的心态，这是需要反思的。从学院属性来讲，今天需要更多地从技术性、理论性、史实性层面去梳理主题性创作的问题，使更多的80后、90后学生对主题性创作产生今天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激活这一学院传统，让它鲜活生动起来，有温度、有思想、有深意。
主题性艺术创作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也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命题。在这方面，我认为要更多吸收欧美经验。好莱坞电影对国家社会主旋律的弘扬不遗余力，而且往往不留痕迹，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价值观渗透进去，具有很强的人性观照与亲和力。我觉得主题性艺术创作需要吸取这种文化战略性的养分，把一种弘扬个体人性的真与善、民族历史的艰辛与奋斗精神的价值观，融入到我们的欣赏兴趣里面，这样才能有效地激活这种题材的感染力与表现力。
毕建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国画家）：把史实变成史诗有时要靠“神助”
今天的人们，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或者历史画创作通常抱有不屑的心情，觉得这样的创作方法过时了。可让抱此心态的人来画一下，真未必能画好，因为这种画不但成功率很低，同时需要的技术能力与知识储备也相对全面。历史画或主题性美术创作，一方面前辈大师林立，艺术上超越难；另一方面每张画都得从零开始，并在很多时候往往以失败而告终。所以选择主题性美术创作或者历史画创作作为个人的艺术追求，实际上就是一种充满悲剧性的矛盾选择。艺术家一方面希望冲击前人的高度，同时又怀念个人艺术创作的自由。
我们所说的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大略是指从西方主要是从前苏联传入的、并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进行的美术创作。一方面，中国在文人画之前即具有历史画创作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所面临的问题语境已经发生改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不同，现在面临的是全球化语境，艺术整体趋势发生了改变，现代后现代艺术已经成为了欧美艺术创作的主流，同时前苏联的艺术在欧洲也多有歧见。在这样的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下，中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怎么发展、怎么进行价值选择与文化重构，这是理论与实践所共同面临的矛盾。
主题性美术创作是由意识形态主导方所主导的、艺术家个体来完成的艺术性行为，意识形态主导方会表现为国家体制性力量，包括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家领导集团的意志，也包括以政府采购形式出现的国家资本力量；但是作为创作行为具体执行人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思维、感受、表现方法与技术水准，都是以个人形式而存在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的主要矛盾就集中体现于此。对这种创作方法有所诟病，也主要在于没有把这两个矛盾性关系协调好：如果二者之中任何一方存有问题，这样的艺术创作就会丧失历史价值；即便二者都没有问题，但是二者之间没有形成有机关系，也不会出现力作。只有二者协调互举，这样的以个人形式完成的、国家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才能够上升为国家的历史印痕与民族的精神记忆。
随着时间的长期推移，主题性美术创作或历史画中其内容的成分会逐渐弱化，其艺术性的成分则会逐渐上升。所以，以我个人的创作体会，主题性创作最后还是要以艺术性为终极追求，以艺术性带动内容的表现；但同时，如果对于所表现的内容缺乏深刻理解与历史视角，也不会具有完美的艺术性。
一件好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能够“留下来”，不仅是因为艺术，还因为这样的艺术能够潜移默化地融入民族精神，以文化基因或精神遗产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它承担的责任以及现实与历史价值应该大于一般的个人创作。尽管创作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痛苦的，中间也常常累得想放弃，但作为艺术家个人的艺术生涯中有几件这样的创作，是非常值得的。
主题性美术创作不仅需要艺术与技术的能力，同时也需要更全面的综合能力，包括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于民族精神的认同、对现实的敏锐感受能力与判断力、对于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立场、对于世界整体艺术趋势的价值选择等多方面，这就是主题性美术创作成功率很低的原因。
创作中艺术的表现无疑应该是第一性的，但同时也要求艺术家要具有历史学家的学术态度，对于当时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历史学家所给出的历史景观又往往是从知识角度而非从图像角度出发，与艺术家进入历史事件的入口不一样，因此只有充分地了解历史，才能从历史中把事件的艺术性景象提炼出来，我最近在画《迁都燕京》，对此有所体会。
这样的创作其实是要把史实变成史诗。重要的是有画面感，有画面感才会有诗意、有艺术性，但史实往往并没有多大画意。我画《东方红——杨家岭1945》的时候，到延安中央大礼堂去找当时的画面感觉，却怎么也没有，这样的状态折磨了我半年多。有一天深夜读文献直到天蒙蒙亮，突然想到小时候到了这个时间，广播里就该播放《东方红》了，这给了我灵感。查了一下历史资料，《东方红》是1944年下半年发表，1945年开始流行，正好与“中共七大”的时间重合。于是我把这个历史事件的表现与《东方红》的意象融合。如果在创作中不找到这个关键的构思点，就会是一幅历史照片，一点美感或诗意也不会有。在创作中找到这种构思点，非常艰难，有时甚至要靠“神假人笔”。
高天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如果心存疑虑创作必定失败
现在大家搞历史题材创作，都重视文案工作，尽可能通过文献资料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这是对过去缺憾的一种补充。但比较起来，反而建国初期的一些作品更有感染力——有一种概括的力量，它们在历史考据方面可能做得并不是很从容，但在表达一个主题的时候，却能够准确把握历史的本质，找到表现的一个切入点，这个非常关键。
第二点就是情感一定要浓烈、饱满。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激情的事，如果无动于衷，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心存疑惑，感情肯定调动不起来。现在观念多元，有人甚至觉得连要不要抗战都可以怀疑。历史画创作如果不能把一个正义的、真实的民族记忆展现给观众，不能传达一种崇高的、具有历史深度的情感，注定是失败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孤掌难鸣”，一个艺术家的天才，一定要跟生活相互撞击、融合。我翻现在一些画家的画集，只有少量的早期画的主题性创作，主要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花卉、人体。从道理上讲，这时候大家没有任务、没有主题性的限制，完全是个人内心真实的表达，但我一看还是那几张老画好。除非你是一个大天才，花卉、人体里面确实包含很多东西，但情况往往并非这样。而那些早年画的东西，是艺术家投身到生活当中，真正参与到当时的劳动、行军战斗的现实里去，他在才情与生活的撞击当中受到激励、滋养，艺术家在感受方面获得了高强度的补充和丰富，在作品里形成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共同结晶。
我觉得今天应该对已有的历史画经验，不论远近，包括前苏联的、新中国的，进行充分研究。我们现在的美院教学，对这方面是缺乏关注的。这种主题性绘画，实际上就是要求经过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认识和概括，产生主题和构思后，把多个人物组织在一个特定的生活情节中，并使其具有艺术感染力，这对作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
——载于 北京青年报 2014年9月2日
图/陈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