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一个展览是通过提问去寻找答案的话。那么,“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需要给观众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本届双年展是在围绕一个贯穿摄影发明至今,不断缠绕并裹挟其中的问题——公共性与私密性之间及其含混复杂的暧昧关系。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本文将从一种新的日常书写与表达媒介出发,围绕摄影和社交媒体的紧密关系,进而探讨它在日常的公共性与私密性中间扮演的角色,由此探讨摄影可能带给人们思维方式上的“话语改变”。因此,本届双年展我们将摄影置入一种越来越日常化、民主化、社会化,抑或“名词”化的现实情境中,用一种复杂的组织形式对其加以整合;从而去想象、思考和探讨这是怎样的一个摄影世界?这个摄影世界跟未来以及我们的关系将会怎样?我们在怎样的语境中策展?今天,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日常书写[1]、手机摄影、社交媒体、人工智能
大约两千四五百年前,中国的首位科学家墨翟(墨子,Mo-tse),做了世界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这个实验被记录在他的《墨经》中:
二临鉴而立,景到[2],多而若少,说在寡区。
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障内也。[3]
这段表述是人类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与近代照相光学所讲的原理完全吻合。随后稍晚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有如何将小孔成像用于观看日食的记载。但后来小孔成像对中国绘画艺术几乎没构成什么直接影响[4]。然而却在西方艺术史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绘画大师们纷纷利用透镜和小孔暗箱这个手段,在画布或纸本上描摹图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隐秘知识” [5] 。在这个意义上看,小孔成像和暗箱手段在视觉艺术上的应用,为西方写实绘画奠定了最重要的技术支撑。到了19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科技的进步,用这种传统手绘方式去凝固时间和细节的方法,终于被一种新的更为科学的视觉手段打破——摄影术被发明——它为人类的总体视觉艺术带来了一场巨变。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认为:摄影的黄金时代,是它刚被发明的头二十年。人类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雄心和热情去拥抱摄影,并不断尝试这一传奇媒介的各种应用和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的摄影充满活力,以至于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y)会提出他那著名且大胆的预言:在未来,不懂摄影的人,将会成为文盲。此时的摄影似乎更像是个“动词”。
回到中国,古人的日常书写和表达完全依赖用毛笔蘸墨在纸上书写。少有开窍的精英,便可成为“书法家”(Calligrapher),再有艺术天赋佳者,则成为“文人画家”(Literati painter)。于是,画论中便有了“书画同源”或“以书入画”的说法。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从日常书写到精英表达的媒介逻辑。今天,且不说毛笔书写,或许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距离你最近一次提笔写字是什么时候?写了什么?是信用卡账单签名?还是为了记一个电话号码?
2017年,拉萨•史密特(Rasa Smite)等人策划的一个名为“数据流”(Data Drift)的展览曾指出:“如果绘画是古典时代的艺术,摄影是现代时期的艺术,那么数据的可视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媒介。”从一方面看,精英化的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已越发变得“古典”;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又是一个不断传播、蔓延并涉及多学科研究的广泛领域。事实上,它的传播速度之快,使得人们很难把握摄影的独特内涵,这一情形至今如此。[6]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带来的变革,虚拟键盘和虚拟快门键(甚至辅以虚拟的快门声),成为人类的一种新日常书写。那么,它是否也会催生出一个新艺术媒介系统呢?在这个摄影新时代,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已经明确存在的媒介现实。首先,从纸质媒介的照片阅读转变为屏幕阅读。从前,我们看照片是通影集或上手直接拿着照片观看。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对着一块巴掌大小的手机屏浏览或传递信息。在屏幕前,我们写作、阅读、观看、表达以及探索未知。其次,伴随着Instagram(简称Ins)、微信等社交媒体被广泛应用,手机摄影作为一种新出现的人类日常书写与表达,正重新定义着摄影。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观看体验,更改变着我们的视觉表达方式。正如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总结的那样,Ins正以一种日记性(diaristic)、秒看(brief glances)、视觉短记(visual jottings)以及单行体(one-liners)和随写性(notational aspect)的特征,平行于人类日常、情感的时间片断和“记忆碎片”,不断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表达习惯和交往方式。于是,人类的日常书写与表达,已经由原来的文字书写,更改为拍照上传。而我们通过观看分享在社交媒体里的海量照片,体验整个世界的疏离感、诗学、假设和隐喻,去观察和感知他人的生活与存在,并在这个摄影图像建构的庞大帝国中迷失。
摄影让我们最接近一个没有图像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只有存粹表象的世界。人们说在泛滥的图像中真实已经消失。但是人们忘了,在现实的演进中图像也已渐渐消失。[7]
——让•鲍德里亚
对摄影而言,进入手机拍照和社交媒体时代,它迎来的是进一步地祛魅。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上世纪五十年代由MoMA出品的“人类大家庭”能吸引超过900万人次观展;1979年4月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摄影展,也能够吸引十几万观众。[8]与其说,如今拍照片的人远远超过看照片展览的人;不如说,普通大众已经很难辨别,除了画面高清之外,那些悬挂在美术馆展厅里的照片,与他们用手机偶然捕捉到的得意之作有什么区别。对摄影的分析与评判就在屏幕上进行,我们似乎不在需要纸质的照片图像了。就像电视普及了之后,电影观众流失的情形一样。于是,家庭与电影院,手机里的照片与展现场的照片,也正好构成一组公共性与私密性观看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是否也意味构成着一种表面与深度、材料与方法、存在与精神之间混合参照的关系?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是自媒体广泛发展导致的精英摄影被消解?是图像泛滥使人类对照片已经麻木?或者是摄影展览已经很难给人们带来精神与灵魂的提升?还是当代摄影越来越曲高和寡而脱离大众?抑或是作为艺术媒介的摄影的媒介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人类是否应该反思自身?时代变了,是不是我们也跟着变了?变得不再有耐心;不再懂得如何通过一种内观性的方式去探究未知;不再被某种深刻和静止的图像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摄影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发生变化。从每一代人生命中最开始接触的照相机之间的差别,即可发现这一点。[9]
如果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摄影的认知更多还是一种介于高雅和低俗之间的“中庸艺术”(a middle-brow art)或是一种“中产阶级趣味的艺术”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摄影的“大众”化,已经完成。于是,我们发现,精英摄影似乎变得越来越固化,或者变得越来越小。摄影越发由一个“动词”变成为一个“名词”。这也许恰好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差不在过去多二十年中,已经看不到新的摄影大师诞生。[10]而另一个显著的倾向是,老大师斯蒂芬•肖尔最近两年开始对Ins着迷,以至于在他供职了28年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专门开设一门Ins摄影课。甚至,今年他在MoMA开的个人回顾展以一组呈现在iPad里的Ins照片作为结尾。当所有人用的照相机(指手机)和社交平台都开始同质化的时候,在斯蒂芬的Ins照片中,似乎很难一下子区分一个摄影大师与普通人所拍照片的区别。但细细品味,你还是会发现他在尝试探索和感知一种新的摄影言说方式。
那么,摄影如何重新回到“动词”呢?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在一个新的技术和文化环境中,审视这个“名词”。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些围绕摄影的思维方式,所展开的当代艺术创作,比如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11]的作品《来袭》(Incoming) [12],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摄影开始回归为一个“动词”的希望,而这个“动词”与之前的完全不同。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如何将摄影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抽离出来,则成为这次变动的重要思考方向。也许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是艺术吞噬摄影而不是摄影吞噬艺术。[13]因此,我们是否应该去解放摄影,使摄影从艺术的藩篱中跳出,并对摄影“清零”;进而,从一个更为广阔的现实、历史和文化场域内,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可能,新脱胎出来的摄影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它不再是物理与虚拟意义上的摄影,而是变成一个抽象出来的摄影思维与观念,或某种灵魂与精神;并以此作为新的逻辑起点,生长出全新样貌的“摄影”,带给人类以新的启发。 好了,写到这里,我们似乎都是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中推进,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摄影不断跨界的多元性使我们把握绝对意义上的摄影,变得十分困难。同时,传统的艺术家媒介(画布、颜料、墨汁、毛笔、雕刻刀、照相机等)亦正在被各种日常媒介(你能想到的所有日常用品,包括手机)所替代。
让我们回到两千四五百年前,墨子、亚里士多德发现小孔成像或是柏拉图(Plato)想象“洞穴”的那个年代。在柏拉图看来,彼时的艺术还仅仅是为了一种模仿(Imitation)或显像(Appearances)而存在的。在他想象建构的“理想国”中,艺术与映像、影子、梦幻和幻象一起被放到最低的层次。而到了桑塔格所谓的摄影黄金年代的到来,摄影确立了逼真的标准;从此,艺术摆脱了模仿或背离了镜像,逐步获得自由。在阿瑟•丹托(ArthurC Danto)眼中,雕塑和摄影在20世纪70年代改变了艺术自觉的中心。在那以后,一切皆可行。随便什么东西都被当成艺术。[14]然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随着“云脑”(将人类意识上传到云端处理器)的来临,电脑智能与人脑智能兼容的那个神妙时刻的所谓“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alarity)终将实现。在这个数据景观(Datascape)的情境里,人工智能非常有可能自我建构出某种有别于人类的,属于它们自己的充满个性的情感与审美。计算机视觉(Computational Vision)将对人类的视觉艺术产生巨大冲击。“当代艺术”会否迎来一种人机结合的变革,或者走向终点?或许,我们作为“人类”的日子真的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终将成为“后人类”! [15]未来的一切不可预见;或许,正如本次展览的英文主题(Troubled Intentions Ahead)所暗示和隐喻的那样,展现一种“交困的意图”。
蔡萌 博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策展
本文曾发表于《世界美术》2018年第4期
[1] “日常书写”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物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邱振中:《日常书写:书法史的重构及其他》,《中国书法》,2014年第2期,第108页)而那些以艺术为目标的书写,例如为写好字而进行的书写练习,为创作书法作品而进行的训练和书写等,则不在此一范畴。
[2] 到:通假字,通“倒”。
[3]二人面对平铺在地面上的镜子站立,镜中的影是颠倒的,由于距离镜中影看上去比实体小,这是镜子所能照的区域有限之故。光线照射到人,如果人在下方,影子就会投射到上方;如影子投射在上方,人就在下方。因为足部挡住了自下而来的光,因此成影在上方;头挡住了自上面射来的光,故而成影在下方。光通过小孔照过来,投射到或远或近的墙壁上,就会形成倒立的投影。《墨子》,方勇 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3、353页。
[4] 也许五代绘画和宋画中偶然出现的写实性,与此有关。比如:上海博物馆藏的(传)徐熙《雪竹图》。
[5]这一点在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西方绘画大师的失传技艺》(万木春等译,浙江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有深入细致的讨论。
[6](英)戴维•卡帕尼(David Company):《摄影与电影》(Photography and Cinema),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页。
[7] 让•鲍德里亚:《消失点》,向在荣 译,费大为 校,刊《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展览图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2年5月,第9页。
[8]1979年,由王志平、李晓斌等人发起,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名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览,这是1949年之后首次非官方的民间摄影展览。“四月影会”应运而生。展览期间的观众达到16—18万人。平均每天参观人数达到5000—6000人。
[9]我很清晰的记得童年时期家里的一台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产的幸福牌120画幅照相机,是我的玩具。以至于快门被我按坏过两次。而今天,我那刚刚出生六个月大的女儿,会时常好奇地盯着对准她拍照的手机。
[10] 当然,这也不排除笔者的孤陋寡闻和目光短浅。
[11] 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 )1980年出生于爱尔兰。曾获得过古根汉姆创意奖,2011年因血色刚果系列作品《Infra》被马格南图片社破格提升为马格南摄影师,其作品颠覆了马格南黑色纪实的风格。他2017年的新作品Incoming(三屏幕录像投影)是一件沉浸式的多频道影像装置作品。理查德与作曲家Ben Frost及电影摄影技师Trevor Tweeten进行合作。艺术家用一件先进的新式温度记录武器(热成像仪)与边界成像技术进行创作——它们可以看到30公里以外的东西,记录下相对温差的热量信号。该设备被分类为国际武器交易规则(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s)下先进武器系统的一部分。理查德•莫斯一直在使用这一受出口管制的相机来对抗它原本的用途,创作了一件与难民危机有关的艺术作品。
[12] Incoming(来袭)是战术用语,表示敌人的炮火来了。比如敌军导弹、手雷飞过来了,队友就会喊这句话。
[13] 让•鲍德里亚:《消失点》,向在荣 译,费大为 校,刊《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展览图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2年5月,第11页。
[14](美)阿瑟•C.丹托:《何谓艺术》(WHAT ART IS),夏开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版,第1、3页
[15](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封底。 “日常书写”指的是日常生活中为各种事物的需要而进行的书写。(邱振中:《日常书写:书法史的重构及其他》,《中国书法》,2014年第2期,第108页)而那些以艺术为目标的书写,例如为写好字而进行的书写练习,为创作书法作品而进行的训练和书写等,则不在此一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