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总有一些经历会让人难以忘怀，这些经历相对于人生长河来说，可能只是浩沙中的微粒。但那烙蚀般的感受，实在是刻骨铭心。
这种经历开始于1978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对于一个刚刚从十年动乱年代走出，心中揣着艺术梦想的懵懂青年来讲，进入美院无异于是梦想成真!
五个“老头”
记得那年中央美院雕塑系专业分六个考区、其中北京考区准考生21名，油画系80名，版画系50名左右，其它系不详(此数字摘自我当时的日记，不一定准确)。雕塑系招生简章上注明只招收四名本科生，而且是将被插入已经二年级的上届班级。各项考试结束后，我们进入了最后一项面试，按考号顺序单独面试。我的考号是4001，排在了第一个，当时我是既懊悔又紧张。一进门，就看到迎面一排沙发上端坐着五个“老头儿”。都是一个表情：笑眯眯地望着我。我意识到这几个老头儿肯定都是听说过、没见过的雕塑大师。心不仅马上跳到了嗓子眼，而且还掉不下来了。他们一定是因为我曾就读过舞台美术中等专业，所以上来就问我：为什么要改学雕塑？有没有一辈子做雕塑的决心？我的回答不仅坚定，而且很明确。最后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黑线专政论？”这是那个时期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虽然现在已经记不得确切的释义，但当时我是相对正确地答了出来。这几个当时并不都是很老的“老头儿”，就是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刘开渠、付天仇、司徒杰、钱绍武等雕塑界前辈。以后的几年中，正是他们的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改变了我的人生，确定了我要用一生来跋涉的路。
高干子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美院七八级的新生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雕塑系七八级本科生最终只录取了五人，其中四个来自北京：彭小佳、李雪丰、从众、张慰先，外地生只有我一个。来到美院一段时间后，他们良好的专业基础逐渐显露出来，让我心生佩服暗暗使劲。五人中我不仅岁数最小，个子也最小。那时的我们年少顽皮、好开玩笑。不知是他们中的谁知道了我父亲是位省直干部，便调侃地叫我“高干子弟”。一段时间后，当我知道他们每个人不仅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艺术中专的学习经历。而且父辈也都有显赫的地位，有国家级博物院副院长和国家某部副部长的，还有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的著名作家。由此，再喊我“高干子弟”时，小巫见大巫的我用愠怒终结了自己的“高干子弟”身份。
我们五位新生所插入的上一届还有六位同学，西藏的阿里、郭林新；湖北的陈玉村、罗士平、吴桂珍；山西的赵新平。我们五位新生与身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师哥师姐之间，恰似两段历史的接点，我们的加入似乎象征着一段特殊历史的结束。事实上，当时的美院每届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各系和年级间的交流和友谊是现今无法想象和比拟的。在这种差异的表象背后，是我们共同对失去光阴和机会的共同追讨和渴求。大家心中都明白这种命运的不公平，更清楚只有靠相互的鼓励和自己加倍努力，才有可能获得平衡与突破。
人体窃听
那时，我们都把自己的学习成绩看的比什么都重。当时雕塑系评定学生专业成绩的方法是先让学生们离开教室，先生们再关上门对作业逐一评判。为此大家都有很大的心理压力，特别想更多地知道老师对自己的评价。忘记了是哪个同学想出了“卧底偷听”的办法，因我个子小，被推举为此行动的最佳人选。在老师来教室前，大家先将我藏在一个用桌布盖好的课桌下面，充当人体窃听器。任务是要尽可能多地记住每位老师对每位同学的评议。当时因为先生们看的仔细、评的热烈，窝憋在狭小的课桌下的我，眼前只有来回移动的熟悉鞋子。耳朵支愣着、大气不敢出，既怕听不清，更怕被发现。直到被返回教室的同学像抬雕塑一样把僵硬的我抬出。望着我惨白的小脸和一时无法伸屈的肢体，没有安慰没有问候，都一个劲儿地问着：“老师怎么说我的作业了？”“还有哪位老师说我的了？”当我拼命喘透了气，回忆并转述老师们的评议时，我看到了大家无法掩饰的难过或抑制不住的兴奋。呵呵，这种表情和心境，我在桌子底下就先体验过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们多么纯真呀，真后悔当时没编点话吓唬吓唬他们。
还有一次上泥塑人物写生课时，轮到我值班负责按时转动模特台，就因为分秒的误差，从众不无恼怒地把转台转回到他刚才的角度： “还差30秒！”从众理直气壮地说。我也据理力争，话赶话地差点动起手来。为此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俩打头碰脸也不过话，尴尬至极。后来，还是从众拿着妈妈送来的美味点心收买了我。回想此事，心中发笑。这仅有的冲突还是因为学习，求知、上进也存在着公平竞争。更可笑的是，一块点心居然就能把我打倒？！
湘蜀美味
提到好吃的，便想起当年那艰苦生活的情形，至今还让人长吁短叹。那时的校尉胡同5号老美院，学生食堂与王府井东风市场内的湘蜀餐厅仅一墙之隔。餐厅的几个排气窗开向美院，飘忽的美味不想闻都由不得你。一到饭点，闻着湘蜀的诱人美味，看着美院的食堂菜谱，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胃口全无。同学中常常念叨着一个菜谱顺口溜：“素炒白菜、醋溜白菜、豆腐白菜、粉条白菜，左一盘白菜，右一盘……”记得我那些年的伙食费大约月均15元左右，可想再贫困一些的同学又会是多少呢？
天籁之音
我们那时的在校生活远不及今天这样让人眼花缭乱，强烈的求知欲和资源匮乏的反差，更增加了我们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在我的印象中，总能在油画系的计红宇那里听到令人惊奇的新鲜事儿。那时各系间学生交流非常密切，大家统称同学，系别概念很模糊。一天我串门至油画系学生宿舍，还没进屋，突然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闻所未闻的歌声传入我耳中，当时我真的怀疑自己的耳朵，疑惑这是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而且那伴随的音乐也充满了异样的声响。寻声而去，发现这声音来自计红宇那名贵的录音机。计红宇望着我那一脸的惊奇，得意地问：你知道邓丽君吗？得！从那天起，邓丽君就成了我们的重点话题。计红宇也够哥们，又特意邀我去他家中小住一夜。那一晚，我们如痴如醉地欣赏了他家收藏的海内外现代音乐，哼着唱着摇着晃着……。殊不知时过不久，满大街都劝说着大家“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现代音乐大潮也同现代美术一样席卷了全中国。
电影话题
当年美院学生的业余生活中，看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元素。那时国内电影界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的学术创新成果，而不断引进的国外影片不仅影响着电影专业领域，在社会层面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影片《追捕》在国内放映的盛况和产生的效果，至今仍让那个年代的人记忆犹新。杜丘的人格和形象，不知打动了多少当时的中国男性，而杜丘的冷峻和柔情，又让多少女性膜拜为偶像。要是那时有fans 之说，恐怕高仓健会红透整片天。以我的感觉，人们不自觉地都从潜意识里开始改变自己的形象，甚至在外形上也模仿杜丘的板寸直发和立着领子的黑风衣。当时的北京长城风衣，是最时髦的男性服装。我和学弟尚晓风在看完日本影片《远山的呼唤》后，一肚子感慨变成每日见面时的口头语：“武志!”(该片中一位小主人公的名字)。后来，十几年未曾谋面的尚晓风变成了一位澳大利亚人，天各一方的我们相见时，一句“武志”叫得我顿时如鲠在喉、思绪万千……。
化装舞会
美院有一个传统一直在延续，这便是每年元旦的文艺联欢。据说在这一传统中，前辈当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表演人才。他们炉火纯青的表演才华，早已在美院的校史中传为佳话。我入学后的第一个元旦，全院联欢的形式是化妆舞会，各系都紧锣密鼓，节目却秘而不宣。等到开场，才发现每张都被修饰过的脸和千奇百怪的着装，亦真亦假、千姿百态，爆笑到直不起腰来!就连平日熟悉至极的人还要面对面地指问：你是谁？
藏族同学阿里反串的朝鲜族阿妈尼，让许多男生抢着搂着跳到跳不动。李雪丰扮成文革时的红卫兵小将，不停变换位置一本正经地手持“红宝书”于胸前，现在想来，整个一个行为艺术。我脚上反穿一双大号破皮鞋、身穿大号连衣工装裤、找了个黑丝袜充当蝴蝶结、唇沾一撮小黑胡、头顶礼帽，模仿喜剧大师卓别林。随着音乐，自由发挥，满场“飞”到忘我。我的模仿秀着实让大家惊奇了一把，后经学生会评议，居然还获了个一等奖。现在院里元旦联欢，一旦找我，都是欣然应允，恐怕这也是那时落下的“后遗症”吧。另外，版画系的马刚化装的日本鬼子，举着东洋刀，满口叽里咕噜的听不懂，那张扭曲的脸看的让人心生畏惧。油画系两个男生表演的《新郎娶亲》情景剧，在一片爆笑中结束时，红盖头下露出了新娘子王应权那张无法形容的脸，众人不禁惊叹：太丑了!
师恩如山
与同窗好友们每每回忆往事时，总会不约而同地回想起教育我们成长的每位先生。他们用最朴实无华的言行，精准无误地传授给我们从艺做人的学问。翻看当年的日记，先生们当年的教诲历历在目。难忘王临乙和司徒兆光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我存在的问题，一点小小的进步也会被不失时机地细心加以鼓励。特别是对于学生的个性化探索，临乙先生是倍加呵护。看到我的一件创作放在室外已有些破损，他就叮嘱我“要想法把作品保存好，如果没地方放，可以先放到我的工作室去。”
当年的解剖课教师陈伟生先生，他的敬业精神至今让我难以忘怀。一次人体解剖课上，陈先生捋起衣袖向学生展示手臂肌肉组织时，露出了布满红蓝粉笔线条的胳臂，同学们都没感觉的时候，陈先生却红着脸喃喃到：“哦！这是上次画的，我忘了擦”。让在场的所有学生忍俊不禁。后来听说那段时间，陈先生是克服了家庭的许多困难坚持来给我们上课的。教具中有一副马骨骼，是陈先生在那非常年代下放农村期间，偶遇死亡马匹为美院制成的。陈先生平实无华的行为，蕴含着令人肃然起敬的职业精神和师者尊严。
司徒杰先生为我们介绍潮州木雕艺术时，让我们了解到司徒先生为了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雕刻艺术，付出了持久的坚持和超出想象的努力。至今完好保存在雕塑系的潮州民间木雕，无一不为绝世珍品。
早年留学西洋的曾竹韶先生，念念不忘奔走呼吁筹建中国古代雕刻博物馆。提案、报告曾写过无数，我与曾老的接触中就每每提及此心事，可见先生对于中国传统艺术研究和发扬的良苦用心。如今，百岁老人对此仍念念不忘、惦记在心。真不知道竹韶老这个极富重要价值和意义的设想，何时才能得以实现？
刘士铭先生在我的眼里，更像是一位在世罗汉。先生的身世和艺术，令我至今仍然不断揣摩和思索。当年第一次接触刘先生，就象是结识一位憨厚、纯朴的长者，他那毫无修饰，甚至寒酸的穿着，还有那毫无流行元素的言谈，似乎很容易被人误解和忽略。然而，直至今天，我总是能够在刘先生的人格和雕塑作品中发现新的成份。这是掺杂在些许通俗、些许朴素、些许温情和幽默之中的高贵和超然。在刘士铭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一种令人伤感而又怦然心动的美。这是一种极高境界的美。我曾为刘先生做了一尊肖像，先生收下了，当见到我时，刘先生说了句“你把我做漂亮了!”
付天仇先生是一位富有神秘色彩的老师。记得时常在与付先生不期而遇时，先生会没头没脑地向你发问，多为艺术上的问题，而有时也看到付先生似乎在自言自语。我们常常在下班时间看到付先生来到系里办公，而人们来上班时，他又悄无声息地出了校门。据传，有一次付先生给学生做讲座，开场白就说：“我今天要把做雕塑的秘诀告诉你们”。而直到讲座结束，先生似乎也未提及秘诀。学生忍不住追问，天仇先生沉吟片刻，表情严肃地说：“看准了，再做！”
从美院毕业十多年后，我又回到美院任教。我那些各奔东西的同窗好友们，只要有机会来到北京，就常常来我这里聚首，见面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美院。我很清楚，不是我多么有向心力，而是每一位从美院走出的人，无论游走到何方，中央美院就象一块永恒的磁矿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身心!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 王少军
200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