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乔晓光会长曾在北京世纪艺苑美术中心举办个人剪纸艺术展，展出了他的《太阳•老人》、《吉祥的喜马拉雅》、《巴赫的弥撒》和《向博尔斯致敬》等30幅新作。

乔晓光的现代剪纸作品摆脱了以往平面剪纸的局限性，追求一种融东方古代和西文立体派艺术为一体的全新艺术风格，其艺术表现力更为生动和丰富。因此，评论说乔晓光的剪纸是一种崛起于民间艺人“窗花”意义上的全新的剪纸艺术形式，实不为过。而他的这种诠释，则使古老的中国剪纸成为释放现代气息并可与世界相通的高雅艺术。

乔晓光的剪纸艺术，大多是以民族“根基”为主的“吉祥系列”。在他看来，“吉祥”二字本身是一种“祝福”的语言和人类共识的生存价值观。因此，在中国这是一个使用最为频繁之一的词。

无疑，乔晓光剪纸的“吉祥系列”，既是对自己艺术生命追求“无限圆满”的一种“吉祥”企盼，也是对观者的一种“大吉大利”的祝福。大多数中国人对“吉祥”二字，自觉不自觉地存有误导，即人们每在年关节日时，彼此祝福“吉祥如意”或“万事如意”，然而，事实是人的一生“万事不如意”。显然，“吉祥”二字在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虚伪的；但对中国人来讲，无论好坏，人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吉祥”和“幸福”。因为——你曾经活着、生命成长着、成熟着，尽管境遇里不少风风雨雨，生命仍是吉祥的。

乔晓光的剪纸，追求一种简洁明快和充满热情及融东西方艺术为一体的全新的艺术语汇。他那表现古老文化习俗的祭祖、避邪和追求大吉大利的《马社火》，在采用民间门神样式的同时，大量地吸收西方立体派艺术的抽象色块，并以此突出“吉祥”二字和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审美愉悦。

而《巴赫的弥撒》则是乔晓光简洁明快的剪纸艺术语汇对音乐敏感性的另一种体现。在诠释《巴赫的弥撒》时，乔晓光说自己是音乐的“门外汉”，仅仅凭借自己的一种感觉，慢慢地喜欢上了巴赫的音乐。他说，巴赫的音乐用简单朴素的重复和无限递升的旋律，为我们弥漫出一个无限循环的复调世界。从绘画角度看，巴赫的“简单”则是对古典艺术的内在语言和生命逻辑秩序的一种掌握。因此，巴赫音乐的这种朴素的简单的重复循环，在一切艺术中是一种很重要的语言方式。如何看待巴赫的音乐以“沉闷”二字著称和由此与乔晓光的《巴赫的弥撒》所追求的“明快”相悖的现象呢？乔晓光说，在其剪纸作品中，他把巴赫的“沉闷”变得厚重，正是巴赫的“沉闷”才增加了《巴赫的弥撒》的“亮感”。

拉美作家博尔赫斯是乔晓光极为关注和喜欢的作家。因为作为一种独特和深厚的拉美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一种相通的东西。作为一种以欧洲文化为主的“边缘文化”，它最终崛起了。博尔赫斯作品独特的文化视角和简洁的语言含量及世界经典性，使乔晓光大为吃惊。他说，博尔赫斯的作品虽然有一种“迷宫式”的东西，但他那种思维上的深邃和概括，有一种内在的结构秩序。因此，其作品的空间特别纯粹，有一种“纯净感”。乔晓光为此极力推崇博尔赫斯。于是，《向博尔赫斯致敬》诞生了。

在意大利，乔晓光曾到佛罗伦萨最高的建筑上鸟瞰这座城市。他看到整个城市被红颜色的屋顶覆盖。这种至今还保留着米开郎基罗时代气息的意大利式的大框架文化，充满了热情。这种“热情”最终“定格”在乔晓光的《红屋顶的佛罗伦萨》中。

乔晓光的《太阳•老人》则折射出他对自己国土上的陕北高原那古朴生活的一种感觉。这幅作品的注释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情感戏，既不是从罗马开始，也不是从巴黎开始，而是从自己民族的这片古朴的黄土文化中诞生。这是乔晓光置身于西方文化而又不被它所“俘虏”的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的宣言。

乔晓光的《吉祥的喜马拉雅》，可谓是其剪纸“吉祥系列”中的一座高峰。这幅作品是他整个“编织”语汇的“总和”。他说，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编织，所谓“编织”，就是祖先编出了人类一个最基本符号——九宫格，也称为“九宫符号”。它在藏传佛教中称“曼荼罗”。当代，西方心理学家把“曼荼罗”作为人类心理的一种象征。乔晓光用“曼荼罗”——九宫格表现“吉祥”自然有很大局限性，但正是由于它几千年的流传，其所承载的文化含量很大。因此，乔晓光用“九宫格”表现“吉祥”的喜马拉雅，折射出他的一种非常丰富的艺术感觉。

乔晓光的作品以“从东向西学，从内向外画”著称。他认为，中国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遵循自己民族的早熟文化而形成。从秦汉以前的文化看，中西的隔阂与人类的共同点很多。因此，他认为文化这种东西，最好还是用自己身上的“基因”。因为文化这种东西，无论怎么变，其“基因”不变。这使乔晓光在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而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说，要寻找自己的“基因”，就必须往自己文化的深层走。这不是什么“叛逆”，而是一种觉悟。

无疑，乔晓光的“觉悟”自然体现在他“吉祥系列”的剪纸作品中。同时，他为剪纸这个家喻户晓的古老传统语言，注入一种全新的文化艺术含量！

文章来源：《中外文化交流》 2002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