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日，对于我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全体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它是美院附中40周年校庆。这一年正值她的创始人丁井文老校长八秩大寿。然而，这个日子对于附中63级的全体同学就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我们入学30周年，毕业20周年的日子。
美院附中办学40年来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出色的美术人才，但她也有着一部饱经磨难的历史。美院附40年的历程如果以“文化大革命”为界，正好划分成“老”、“新”两个阶段，前后各20年。附中始建于1953年，我们63级的同学们是迎着附中10周年校庆的鞭炮锣鼓声踏进附中大门的。我们在校10年，其间经历过“社教”、“四清”和“文革”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后被集体下放到部队“再教育”。1973年附中在她成立20周年之际，随着我们86名同学（包括62、63级）走上工作岗位而宣告解体。1978年“四人帮”被打倒两年之后，一个崭新的附中又重新组建起来。
如果说“老附中”20年走的是一条极为曲折、艰辛的路，那么我们63级就是与母校最同甘共苦的群体。
10年的学校生活意味着一个学生可以从附中读到美院研究生；而我们则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举步艰难、半自学式地蠕动了10年才完成了附中的学业。
我们这个群体，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却在30年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这群人中既有象杨刚、艾轩、孙为民等一批有成就的画家，也有如许涿等人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耕耘，做出不平凡成绩的一大批干将，还有张红年、胡清华等不少旅居海外的艺术家。这些成就的取得，除了每个人30年如一日不懈的努力之外，不能不说得益于美院附中对我们的教导。10年的附中生活——幸运、挫折、幸福、痛苦、失望和成功共存，赋予了我们坚毅的性格、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如何做人的信守。附中的教育一一科学的教学体制、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勤奋的学习态度一一引导我们走上通往艺术圣殿的成功之路。附中的教育在我们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所占据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高标准的办学 思想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小盆栽大树”这是老校长丁井文同志比喻附中办学方针的一个说法，虽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反复批判为“资并阶级思想”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宏大目标，才使附中产生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建立起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附中作为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小盆”，靠的是高标准的办学思想，实现了她的宏伟目标一一在“小盆”里栽出了许多“大树”。附中培养了“画家的童年”为美术界造就了许多有作为的艺术家。
老附中在业务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记得我们的素描老师对每张作业的每一步骤都要求得很严格，还要求每个同学记业务笔记，定期检查。还是在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画鸟标本素描长期作业，班上有个同学急于求成，在打轮廓的阶段没有认真把形体搞准，就忙着涂明暗，而且越深入画毛病越难以改正，被教师勒令换纸重画。还有一次素描课上，一位女同学的作业画得很认真，花了很大力气把每个局部画得又细又脏，但是却没有把握住画面的整体关系。老师好几次指出这个问题，女同学却怎么也舍不得改，于是老师用5B铅笔帮她把画“破坏”了。当时女同学心疼得哭了，可是她牢牢地记住了老师的要求。
素描教学在附中曾经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画素描是附中同学的“看家本领”，一直在高考中领先于其他学校而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近几年来，据美院各系反映，附中的素描优势越来越小了。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放松了对基本功的要求。社会的改革开放，使美术事业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处在发展中的新一代附中师生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艺术视野更开阔，艺术兴趣更广泛，艺术上有更多的新追求。但是附中是学生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切不应该盲目追求时尚而轻视基本功训练。比如象“整体观察”这一类的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长期都没有解决好的。每个学生的能力各有差异，帮助学生学会正确的观察方法，这就是附中教学给我们最好的艺术指南。
画速写也是很重要的基本功，同时又是锻炼能力和收集素材的最好手段。科学的飞速发展，照相机、摄像机的普及，不可避免地让画家产生惰性，越来越多地依赖照相收集素材，忽视了速写的作用，现在是需要重新提倡画速写的时候了。老附中画速写蔚然成风那时每周有固定的课外速写时间，有的同学为了画速写被隆福寺街卖冰棍的老太太大骂着，从东头追到西头要撕掉他们的速写本。当时附中走廊里挂满了速写作业，每逢节假日之后，同学们总要带着一叠叠厚厚的速写返校。杨刚是班上的速写能子，“速写，作为有效的训练手段，造就了不少画家。”正如我们的老师卢沉先生在杨刚速写集的序言中写的：“他的造型能力主要得力于常年不断的速写功底。”
老附中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刚进校时一度存在很严重的重业务、轻文化的错误倾向，学校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偏差，教导我们：一个艺术家仅有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高深的文化素质和良好的艺术修养同时减少了业务课，增加了文化课与课外阅读的时间。
责任心强、事业心重、业务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
我们进入附中时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我们的老师那时还都是二三十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丁校长从美院选择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为了美术事业后继有人，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地象园丁一样用满腔热忱浇灌着艺术的幼苗。
艺术是指要全身心认真投入的事业，尤其在当今社会处于向商品经济转换的阶段，艺术就更容易被抛到金钱当中去了。我们刚刚步入艺术大门时，纯真的心灵深处还只有艺术。“业精于勤”、“天才出于勤奋”、“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这些所谓“资产阶级”信条，一面被批判，一面却成为当年附中师生坚信不移的座右铭。
带着对艺术的执著追求，63级这批同学在学业上都非常自觉、刻苦和勤奋。那时的生活紧张、充实、愉快，很早起床、出操、扫地、上自习，被子叠成“豆腐块儿”……一本《初升的太阳》成了班内的“畅销书”，书中的主人公柯利亚就是全体同学的楷模。1963年正值国家刚刚渡过困难时期，我们在校的生活还很清苦，晚饭一般只有3两窝头，有的男生不够吃，就得向女生讨耍一点“机动粮”，有一回，班上一位女生把没吃完的半块窝头忘在课桌里长了霉，在班务会上受到全班同学的谴责。
物质生活的清苦激发了同学们的干劲。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同学都会自觉地抓紧时间画很多很多画。徐刚家住颐和园附近，记得一年暑假他发誓画100张画，于是他每日进园，找个地方一坐下来便一口气朝3个不同的方向接连画3张，风雨无阻。到了假时结束，他真的带上100张风景画返校了。
附中经常性的下乡、下厂，在课堂之外给了学生深入生活和锻炼工作能力的机会。在工厂、农村与工农实行“三同”，写标语、演节目、画宣传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在平山老区麦收，当老乡们听说我们要提前返校时，难舍难分，全村哭着到火车站送别。
的确，我们曾经在附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就被政治运动冲击了，但是我们日后的艺术成就主要得益于我们在附中的引路人，还有在乡下的磨练。
我们年级在附中的10年当中，实际上只有1年正常的学习时间，刚刚升人三年级时，美院的“伪社教”运动就开始了，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干扰，打乱了附中的正常教学秩序。勤奋好学被扣上“白专”帽子，十几岁的孩子莫名其妙地遭受批判；“模特儿”被取消了，洋石膏也被禁画，一切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被破坏了，更多的学习时间都被用作批判会。就是在这样的逆境当中，师生仍协力想尽办法让教学少蒙受损失。不许画“麻人”、“海盗”、“大卫”......，就改画“农妇”、“江姐”、“赶车人”……，没有“模特儿”，同学轮流当、互相画。静物不摆鲜花、水果、玻璃杯，就改成陶罐、玉米、马灯、毛选……，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将课程维持到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我们的课完全停止了。
十年中更多的是磨难
我们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附中的一个班级，业务水平高，文化素质好；在中学时获得金、银质奖章的占20%以上，被校长和教导主任视为历届学生中最好的班级之一。这样一群勤奋而有才华的少年，若不是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可以在附中受到4年良好的教育，而后升入美院深造……，在艺术的领域施展才华。这些本应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的艺术幼苗，却半途被无情的政治风暴摧残。在举国狂热的年月里，洋石膏被捣毁了，校长被打倒、教师被批斗，甚至有的学生也被扣上小“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大字报铺天盖地遮盖了校园，小小的附中变成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战场。我们既不能学习，又没有工作，靠给工厂、机关“打工”画领袖像谋生、学艺。
1966年开春，62、63级（除少数同学去支边）全体86名同学踏着残雪来到河北蔚县西合营，壶流河畔一个最荒僻的村落，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出发那天，师生在火车站挥泪告别。有的老师用微薄的工资给家庭困难的学生购置了生活用品。
这86名同学远离母校和老师，在壶流河的盐碱滩上年复一年地插秧、收割、喂猪、放鸭、烧火、种菜……。文化课是学“老三篇”业务课是劳动改造思想。住的是土屋，点的是油灯，吃的是“毛糕”、土豆、二米饭；不通火车，听不到广播......。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农村生活，对于早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附中学生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困难，最不能接受的是剥夺了我们画画的权力。学面的人不能画画，简直就象一个落入茫茫大海的人，抓不到岸边，失去了希望。
西合营是一个古代重镇，蔚县的剪纸闻名全国。这里民风古朴，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无不人画。同学们无法按捺作画的激情，“秘密”地展开了“地下业务活动”。利用星期天仅有的半天体息日偷偷地跑到老乡家画头像、面速写；夜晚在营房昏暗的煤油灯下，用报纸和毛选作掩护互相观摩、切磋技艺。后来，把每月少得可怜的津贴积攒起来请村里木匠制作画箱，让家里寄来颜料、工具，就这样画起油画来。从来不知油画为何物的连干部们被惊呆了，纷纷拿来家人的相片让同学画，顿时业务活动合法化了。后来班里有出息的那些油画家，想当初都是这样起家的。
在远离母校的山村里，同学们就这样顽强地互教互学，当我们有了难题得不到老师指导时是多么遗憾！此时，大家更加怀念母校曾经为我们创造过的良好的学习环境，思念被下放到千里之外的老师，要是身边有老师，我们一定会提高得更快。一次遇上有位美院教师来连队完婚，同学们一齐倡议，不罚新郎唱歌、也不罚喝酒，只“罚”他给大家在半间草屋里讲一堂业务课。
在农村下放的4年，正值我们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残酷无情的抓“5.16”运动都没能扼制住这群年轻人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村里的乡亲说：“瞧人家大学生箱子里尽是好衣裳，你们满箱子的破书烂纸！”是啊，在贫困的农村，有几身新衣裳就是很奢侈的愿望了，何况我们那时正年轻。4年后当我们穿着比贫下中农还旧的衣服，带着一箱子画稿离开的时候，满足了。我们的青春终究没有全被浪费掉，这里是磨练意志、增长才干的第二课堂。后来许多同学的作品都从农村生活中汲取了养分。你看张红年的成名之作《那时我们正年轻》，便是学生连生活的写照。孙为民的许多油画创作都来自对农村生活的体验。
这就是老附中末代传人的一段辛酸而又难以忘怀的经历。新附中的学友们再也用不着体验这种辛酸，你们拥有比我们那个时代优越得多的学习环境；你们生活在中国艺术从封闭走向开放，美术事业兴旺发达的时代，能够更多地认识世界著名画家和各种现代艺术流派，更好地从中汲取养分。
“小盘栽大树飞附中是个小花盆，校长、老师就是辛勤的园丁，40年来呕心沥血地浇灌着艺术的幼苗。小苗虽然饱经风霜，最终长成了大树，大树树繁叶茂伸向全国、全世界，但是树根仍然牢牢地系在附中的小盆里。
63级全体同学将在校庆的日子里举办一个展览，谨以我们的作品，向母校献上一份贺礼。
本文原载于《美术研究》1993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