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正贺先生是故宫里专职写字的书家，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字”。

当代研习书法的人很多，但是以写字为工作的人却很少，故宫有这样的岗位，我在认识董先生之后才知道。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生前是董正贺先生的同事，他们曾经一起为故宫里的展陈藏品写说明，在使用电脑字体之前，直接用毛笔写就，就像是印刷术出现之前的抄经工作。文革后故宫中新设的“钟表馆”，“石鼓馆”专馆，馆名匾额也是出于董正贺先生之手，书风追摩文革前郭沫若书写的专馆匾额，几无二致。故宫之外，著名的“国家图书馆”的匾额也是董正贺先生的作品。

在当代书家中，董正贺先生可算是个另类。在我看来，她的书法作品更偏向于深入传统，植根于学习书法的基础书体“楷书”，林散之曾说“先写楷书，次写行书，最后才能写草书。从唐碑入手，推向魏汉，再回到唐”。董正贺先生在书写经历中一直专注于“欧体楷书”，对于北齐泰山石峪金刚经书体也有20年之久的研习，兼习李北海等行草书体，但她的书法作品以楷书和泰山金刚经书体为主，她工作中的书写内容多为当代简化字，为此，我将她的作品称为“新古典”书法。

这种“新古典”书法的创作源自董正贺先生对于“为故宫书写”的敬畏和珍视。故宫一年的观众流量高达1500万人次，观众来自世界各地，当然人数众多的是中国观众。毋庸置疑，故宫无形中成为大众审美的教育场域，数量众多的楹联，牌匾，藏品的说明都是静默的“法帖”，在潜移默化中悄然陶冶着大众审美的眼睛。尤其是那些珍贵的传统艺术精品、制作精良的器物等展品的说明文字，很多就是董正贺先生用端庄齐整的小楷书就，初看之下，陪伴在珍贵文物身边的说明文字似乎本该如此，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说明居然不是打印出来的，而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当然，这也是故宫的一种“皇家范儿”。

董正贺先生长期潜心琢磨，才创造出承继传统而又兼备时代气息的新书体。有些简体字的间架结构，是从草书中借鉴书写的笔势走向，更多的需要凭籍个人书法造诣和修养自创结体。看似简单，实在花费了相当的精力。董正贺先生的简体字楷书让观众在欣赏珍贵文物的同时，不经意间结识了中国书法。她这种自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环境营造的有心之为令人感佩。

董正贺先生书法作品的特质是雍容典雅，她书写的内容大多是意味美好的文字，她本人的气质与书写内容高度契合，也可说她和她的书法作品相互涵养。她曾多次书写“时雍道泰”横幅，词句源出于唐代名相魏征一首乐府诗句：“眇眇方舆，苍苍圜盖。至哉枢纽，宅中图大。气调四序，风和万籁。祚我明德，时雍道泰”。作品充盈着一种盛世的庙堂之气。朝夕浸淫在故宫的皇家气象，气度自然流溢笔端。

董正贺先生不简单刻意地求新求变，她的书法生涯可作康有为先生关于“书法之妙”名句的注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写道“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该举其要，尽于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
溯及董正贺先生的身世，方知其父董石良为著名书法家，京城注册老字号“张一元”茶庄便是出自其父之手，此外，还有杭州西湖苏堤的“仁风亭”。董正贺先生由其父开蒙，年岁稍长追随徐之谦，康雍等先生蒙受笔法。家学渊源和自小练就“把笔弄翰”的童子功给了董正贺丰厚的滋养。书法学习在于学习老师的执笔方式和运笔技巧。观察老师写字时笔势走向，独特的运笔方法，转折之处的用笔轨迹，如何以肩带肘，以肘带腕。行笔的习惯直接影响着字体的间架结构，留白布局。这些珍贵的经验也是老师传授技艺的重点。

董正贺先生非常勤奋。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曾经多次记录临摹某贴达到五百遍之多，而董正贺先生的临摹遍数不止于此。她的日常工作即是写字，在休息时间还是用来写字。我印象很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2013年春节期间，某日凌晨两点多，董正贺先生在微信中发布图片“将紫禁城八百联用小楷抄一遍，数了数用八行信笺居然九十五页。”另一次是在2014年春节期间，某日凌晨一点多，还是在微信中发布图片“用小楷抄了遍《道德经》，八行信笺用了四十四张”。用功之深，由此可以管窥，可说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董正贺先生也因此方能做到在楠木板上直接用广告粉书写。最精彩的一次，是在18公分高，35公分长的楠木板上写下400字的内容。故宫里的一些抱柱，有段时间是由董正贺先生在板材上直接用油漆书就。书家闻此可知董正贺先生的功力。

即将举办的“知·行——董正贺书法作品展”是对董正贺先生书法特质的一次呈现。知，是一种基于知识所形成的判断。多年的书法实践带来的体验，亲身的经验所形成的对于书法的感知。行，是长期的身体实践所养成的运笔书写习惯。董正贺先生书写速度较缓慢，多为中锋用笔，力透纸背，笔锋深入到纸张的纤维里，行笔过程中遇到横折笔划转折处，则用手腕之力转为侧锋，缓慢转动笔锋，在下行的笔势中增加逆向的笔意，使文字显现笔划之间结体架构的张力。

此次展出的书法作品内容多为颐和园中楹联，这些美好的词句与董正贺先生的书体相得益彰，将给我们带来富有新意的“新古典”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