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极度困难而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六十年代初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画有三幅——《开国大典》、《当代英雄》和《天安门前》。30多年已经过去了，别说巨幅油画《开国大典》和年画《当代英雄》，就是油画《天安门前》，画面上簇拥在天安门前合影的那些乡下人——憨厚的老农、强悍的小伙、自豪的姑娘，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代英雄》和《天安门前》都是中央美院教授孙滋溪创作的。去年我们有幸相识，他赠我国画《羲之戏鹅图》，我报以篆书扇面“一片冰心在玉壶”。文人相交纸半张。以书以画会友，乃同行乐事。孙先生治学态度严谨，艺德艺技出群，如同他塑造的许多生动形象一样，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孙滋溪出生在胶东地区，出身贫寒，但绘画天赋甚高。受家乡黄县地区民间年画、剪纸、古典小说绣像、庙里泥塑和壁画的影响，刚入小学，就能画《孙悟空大闹天宫》连环画。受哥哥的引导，九岁加入“抗日民族少年先锋队”，当了儿童团长，十六岁即扛起枪，跨进“抗大”山东分校。受一些革命画家的教诲，从懂事起，就以画笔为枪，北上东北，南下海南，革命觉悟和艺术水平在艰苦战斗中竞相提高。1955年10月，当部队干部正佩上金色肩章的时候，他却坐在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室里。后来，竟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位教师、领导、教授——著名的画家。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是生活同艺术家感情相结合的产物。孙滋溪先生的每一幅力作，都是他对生活细致观察、对生活美动情的结果。
1959年，他参加全国“群英会”采访活动，整日接触英雄，处于感动之中。大会闭幕那天，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观看代表们入场。时正旭日东升，天安门广场沐浴在一片金色阳光之中。在天安门、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映衬下，代表们排列成多组纵队，向人民大会堂涌来，步伐雄健，气势磅礴。此情此景，在画家眼中立时变成了壮观的时代画卷，仿佛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时代的主题。他立即将这种感受勾画成一张草图——中间是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前排是人们熟知的如孟泰、戎冠秀等全国各条线战的英雄模范，浩浩荡荡前进的大军，势不可挡。这就是画家1960年创作的四米宽、两米高的独幅画《当代英雄》。这幅素描画当年就参加了全国美展。那宏伟的画面，那精心刻划的英雄群体，那磅礴的气势，那辉煌的艺术效果 ，震慑了整个文艺界。根据素描画成的年画，是当时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根据年画织成的绒绣和湘绣，先后挂进了人民大会堂；年画原稿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在美术界代表大会上报告时说：“从《开国大典》到《当代英雄》，概括地代表了建国以来绘画上的成就”。
六十年代，孙先生住所距天安门很近，常去那里散步。每次出来，都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天安门前照像。当摄影师要按动快门时，他们的表情是那样兴奋而紧张，充满幸福感。这时他自然地想到建国初自己在这里照像的激动心情。他认为，人们热爱天安门，不仅因为它是著名的文化古迹，还因为它是新中国的象征。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便想以此为题材画一幅画。1963年春，《北京晚报》登了一篇报导，反映东北一位工人十分渴望到天安门前照像，因没有机会来北京，便把自己的照片寄到“天安门摄影服务部”，请求给他加印天安门背景。他看到这则报导深受感动，创作欲望更炽烈了。这就是油画《天安门前》的创作动机。
孙先生的画的确都有来头，受生活的促使，是他熟悉的生活的写照。石板画《小八路》是战争年代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红小鬼”抢着为老大娘担水的写照；油画《草原夜宿》是从当年他自己行军生活体验中得来的；国画《小宣传员》反映的正是画家当年在东北野战军一个宣传队里工作的情景；曾轰动全国的油画《母亲》，取材于烈士赵云霄的遗书。他说：“这幅画的情节——刑前之哺，虽不是来自我对生活的亲自体验，但却是我在遗书的启示下，运用艺术想象对平时积累的间接生活进行的开发。”孙先生用他的实践证明：艺术想象对创作是重要的，但想象的源泉也是生活，离开生活，想象力的源泉就会枯竭。
八十年代初创作的油画《母亲》是孙滋溪先生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它曾获北京市优秀美术作品一等奖，赢得了普遍的高度的赞扬。面对“母亲”的艺术形象，很多人的心灵被震撼了。他们驻足画前，在啜泣，在感叹，在思索。许多小朋友在这幅画前宣誓，要继承先烈遗志，忠于党、忠于人民。难怪几十家报刊竟相登载，广播、电视相继映播。
这幅画的成功，固然在于鲜明的主题，但构思之妙，构图之精，是成功的关键。
在将生活美变为艺术美的创作链条上，艺术构思是一个中心环节。绘画的构思，实际上就是视觉形象的构思。在构思过程中，努力找到能够有力地揭示主题和展现形象的情节和细节。孙先生在构思时，常常是在心中画草图，在画草图时，常常就是在纸上进行构思。每产生一个想法，都要画到纸上用眼睛来验证它的视觉效果能否成立。他对《母亲》的构思是从赵云霄烈士的遗书开始的——赵云霄二十年代投入革命，与丈夫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在长沙从事革命斗争双双被捕，先后英勇就义。赵云霄因身怀有孕，缓期赴刑。半年后她生下一女，孩子满月时她就被杀害了。临刑前两天，她给女儿“启明”用血泪写下了一封遗书，当时只有23岁。
读完遗书后，孙先生曾很快画出：烈士身带刑具，怀抱婴儿，伏身膝上，吃力地写着，泪洒在纸上。画完，总觉得这个形象难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没有感动人的力量。经过反复的甚至是痛苦的思索，他又把思路集中在烈士诀别时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的情景上，要以赵云霄为生活依据，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典型：既是一位坚贞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慈爱的母亲。要在这幅画里表现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但又不想重复那些常见的刑场就义的画面；要在画面里表现母爱，而且是特定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的母爱；不但要表现“胜利是由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这个常见的主题，而且要揭示“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这个更深刻的主题；要用画面的悲剧效果打动观众，又要人们在悲痛中看到未来和希望。
将这样完美的构思体现到纸上，就是构图。好的构图能最恰光地体现艺术构思、最充分地展示视觉形象并具有形式美感。对于《母亲》的构图，孙先生苦心经营，反复推敲。主人翁是坐着还是站着？全身还是半身？正面还是侧面？以及人物周围空间的大小，画幅的横竖，画面上是否出现敌人等，他都经过多次的试验、对比，还做出泥塑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最后，他采用“删繁就简”的方法，突出了烈士喂婴儿吃奶的情景，删去了原来画在四周的敌人，只用母亲身上的镣铐和背后的铁窗来作为反面形象和险恶环境的标志。把母亲画的顶天立地，站在中央，体现出一种高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似的稳定感。色彩尽管单纯，光也只集中在穿着白色长褂的上半身，呈现出一种圣洁之感。这样，画面的形象语言立刻洗练而储蓄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别出心裁，把烈士的遗书——这张激起他感情波澜的实物——放大到整幅画面那么高，铺设在画面两边，使之在构图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让观众在看画的同时，也读到了感人肺腑的遗书：那歪歪斜斜的字迹，仿佛是烈士那激烈跳动的心波；那时轻时重的点划，仿佛是烈士滴滴晶莹的泪花；那时浓时淡的墨色，仿佛是烈士鲜血浸染的痕迹。烈士血泪凝成的遗书本身，不正是一个动人的艺术形象吗？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加强了作品对观众感情的控制力，极大地烘托了形象。“简极生神”。面对这样的艺术形象，谁能不为之动情！著名画家林凡评论说：“孙滋溪在这幅画里最大限度地节约了语言，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形象，最大限度地发现了自我！”
对人物画来说，首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不仅仅是人物的面孔，重要的是人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心世界的统一。孙滋溪先生画面上的人物都是“呼之欲出”的。他极力主张，作者要按照自己心中设计的人物，到生活中去寻找对象，这是避免形象一般化和概念化的最好办法。确实，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从生活中来。他到生活中寻找对象，有许多生动的故事，甚至传为佳话。
在创作《天安门前》时，他去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同北京市劳模李墨林一起生活了半个月，画了不少速写。作品吕那位内心充满喜悦的支部书记，就是根据李墨林的形象创造的。几位青年农民形象，也是在这里找到模特的。
在创作《同学》时，那位老八路的形象好久找不到。为此他绞尽脑汁。一次，去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现一位老者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休息。他几乎叫出声来，啊！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形象吗？他立刻上前去与老者攀谈起来。老者是陕西省的一位农民，来京探亲。在谈话中，他给这位老农拍了不少照片，有正面的，有侧面的，还画了素描。老者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满意地完成了老八路的形象。
在为小说《林海雪原》绘插图时，他曾因杨子荣的形象弄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曲波处看杨子荣原形的照片，觉得个头瘦小，从京剧舞台上看，也感到不太理想。一次，他骑自行车行进在北京街头，突然发现一位民警是他理想的人物。特别那气质，更是少见。那民警也骑着自行车，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下车把他拦住。他说明情况后，民警十分高兴，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画了素描，也拍了照片。
孙先生找起模特来，不遗余力，画起模特来，全神贯注。
一次，他在北京街头待业的民工队伍中发现了一位“对号”的模特，是乡下来的青年人。他花钱把青年人请到办公室，一口气画了几个钟头的素描。画完后，青年人拿起钱走了，顺手也把他放在桌上的手表偷了。事后他才发现，可是那青年人去了哪里？不得而知，难以寻找。他只好苦笑了笑作罢。
孙先生在人物表情的刻划上细致入微，善于抓住最能显现人物形象特征、心理特征、性格特征的细节，作入微的刻划。《同学》中老八路拿笔的手和叨着烟袋的嘴就是这样刻划的。这是一双劳动人民粗糙的手，从未拿过笔，一旦拿起笔来显得那样笨拙，一支很轻的笔也感到异常沉重，认真而吃力地在纸上写着，叨着烟袋的嘴随着一起使劲，仿佛连口水都要情不自禁地流出来。画家在描绘“手”和“嘴”时微妙微肖，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产生出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