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仅是我国当代造诣很深的艺术大师，同时也是我国当代不可多得的艺术教育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虽然留下了许多传世杰作，却没能尽情发挥出他勇于探索、融贯中西的艺术才华；他虽然在美术教学中独到精深、自成体系，却没能尽情发挥出他的教学主张。
董先生的艺术思想、治学观点当时曾被冠以各种罪名，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批判和横扫。回首往事，作为董先生的学生，不能不深深地为他当时的境遇感到遗撼。
中央美术学院从1959年下半年试行工作室制，设有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三个工作室，四、五两个学年学生合在一起授课。我自四年级起即进入董希文工作室学习，两年中，朝夕接受董先生的教诲，受益至深。董希文先生工作室培养的学生，现在遍布大江南北，其中很多人已经成为我国美术事业中的骨干力量。忆昔瞻今，不仅董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和他那极富艺术气质的音容笑貌常浮现在眼前，而且通过30余年的工作实践，对董先生的教学思想及其教学方法所潜在的科学性也领悟日深。他好像掌握着许多使他的学生得以认识和接近艺术规律的钥匙，在不知不觉中就把你引入艺术之门，帮助你认识许多深湛的艺术哲理。
学美术，画模特儿似乎没有什么奥妙，当时在一般的教学中，只须在教师摆好后，面对模特写生就是了。但是摆好一次课堂作业的模特儿，既需体现循序渐进的教学意图，又能激起学生的表现激情，董先生认为这才是美术教学首当其冲的环节，因此董先生摆模特儿的态度和方法有其很多独到之处。
我们在第四学年下学期画过米开朗基罗的石膏《被缚的奴隶》之后，就进入男人体素描教学。第一天，距上课还有10多分钟，董先生就早早地来到工作室，随后工作室的许幸之教授、詹建俊先生（当时任助教）也相继来到。那是个早春天气，北京仍寒意未消，但工作室内却是暖烘烘的，大家都很兴奋，因董先生约定的模特儿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最好的男人体之一白玉柱同志。课前，董先生根据白玉柱同志本人的气质及教学要求准备了几种方案，但有时当模特儿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试摆时，都常常会同预先的设想大相径庭，这次就是如此。试摆了多种不同的站立、躺着和坐着的姿势，都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又改为拉绳、推物等等动势。随着姿势的变换，在光源上也不停的调整，但仍然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当时的学生有袁运生、毛必德、董福章、邢琏、刘秉江、王路、高泉、王霞、邵伟尧和我共10人。董先生每次摆模特儿都是非常严格、认真，一般都是需要一上午的时间，一边琢磨，一边征求其他教师和同学们的意见。我们则一边看着先生对模特儿的调度，一边用笔记本记录下先生的每一句话，这里面不仅有先生对这一张作业的具体要求，也有先生的艺术见解，它会加强我们对教学意图的领会，更能丰富我们的艺术修养。这是很关键的教学相长的一环。
董先生说：“课堂作业不单单是打基础，还要根据自己的独特感受考虑如何表现，课堂作业要和创作意图结合起来。”董先生为达到他这不同于当时很多人的教学观点，对所摆的动态一次再次地否定，激情而清晰地阐述着这张人体的要求。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达到纯技术的人体研究，除掉人体的生理结构，还想在每个学生日后的艺术道路上栽种下艺术处理的种子。因之董先生又说：“即使是人体习作，也应尽量和生活结合起来；要使技术锻炼和感情，表现欲望等联系起来。”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过，一节课，两节课，中间操，直到第四节课又过了大半，董先生仍没能诱导出模特儿摆下满意的姿式，无可奈何中只好叫模特儿再次休息，然后他站在屋子中间频频地吸着烟沉思。我看着他那被纸烟长期熏染，成了棕红色的手指，焦躁的情绪也开始在部分同学中蔓延着，有的坐在屋角窃窃私语，有的则围着模特儿同先生商量着新的方案。
我在校学习的五年，一直是全校同学中家境最困难的，在学习的同时还要靠稿费供给母亲和四个弟妹的生活费用。我的衣衫褴褛，破鞋烂袜自然是不言而喻。当时我穿的一条北京毛兰土布裤还是入学前买的，四年来的下乡、下厂、深翻地，大炼钢铁……早已磨得没有裤型，一条裤管早已穿烂，只好将剩下的一条裤管挽成短裤用以遮身。我穿着这条千疮百孔的“龙裤”，在模特儿前走动着。白玉柱同志也因为有些累，舒展身体后正背着双手，叉着双腿，昂首前视。“你俩别动!”突然，董先生异常激动地从他那瘦削的身材中迸发出难以想象的音量极大的声音，并向我和白玉柱同志急急地摆着手。他从模特儿和我并站的瞬间忽然得到了启示。他接着问我能否把裤子贡献出来，董先生接过裤子后，“哗”地一声将残存的一条裤腿拦腰撕掉，又胡乱扯了几把。模特儿接着穿上了经董先生特殊加工的碎裤头，又站好方才的姿势。“好!”同学们轰动了!难以抑制的表现欲望充塞着整个画室。这不是一般的为了画模特儿随意将一些服装道具放到模特儿身上，生硬标出的身份。我们面前站着的竟然真是一个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行将就义的烈士的崇高形象。这个形象的整个精神气质，由表及里是毫不造作的自然流露，犹如雕塑家手下一尊成功的塑像。这正是董先生在教学中所经常强调的：“摆模特儿一定要抓住对象最使人感动的因素，并且要加以发挥使之更充实。”又说：“要摆出模特儿的具体特点。”
为了摆得更臻于完美，大家感到还必须有手铐脚镣等道具。当天下午，我肩负重任跑到当时在东交民巷的北京市公安局去借，经批转又赶到北新桥附近的监狱。等我拿到一副沉甸甸的老式手拷脚镣步出监狱时，已是万家灯火。在凉沁沁的夜空笼罩下，我一整天的焦灼也散得无影无踪了。
一张男人体的素描习作，同一个生动逼真即将就义的烈士肖像，有机而自然地融为一体，既完成了素描课堂作业的一般任务，也通过对同学们表现欲望的调动，潜移默化地诱导同学们进入了创作。课堂写生是创作的基础，反转来也影响创作，丰富创作，深化创作的思维活动。此次课堂作业按一般男人体素描的要求，仅满足于一般结构的研究是远远不能体现眼前模特儿的精神气质的。董先生通过对模特儿的设计，自然而然地对同学们提出了如何驾驭艺术语言去表现的课题。
1963年，我曾回学校短期进修。油画课作业是着衣全身像，用的模特儿是女青年。董先生根据她的形象和气质，给她设计成女红军的形象：灰军装、灰绑腿、草鞋、背包。又经反复推敲，在动态上处理成坐着看书的姿式，背景屏几上，钉了一片白纸，董先生用大刷子刷了几大块天蓝色，下面钉了条浅蓝色的布，折叠成锯齿形。模特儿台上满铺着翠绿衬布，上面还撤了些五颜六色的碎纸片，整个色调是个朴素大方的灰绿调子。模特儿的气质，动态与环境气氛，诱导人想到的是蓝天，白云，一带远山，花香碧野，行军途中的红军女战士在看书休息。
在教学中先生一贯主张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在一幅课堂作业的具体处理上他不做划一的要求，教导我们要艺术地表现对象，要在认识对象的基础上探讨不同的表现方法，他反对学院式的摹写。画这幅女红军的肖像时，董先生要求我们可根据自己对模特儿的理解、速写的积累、生活的体验分别作画。背景大面积白纸上的几笔天蓝色刷痕，可以想象是晴空白云，也可以就作为普通的白背景处理。绿布、五颜六色的碎纸片，既是一望无垠的绿草地，簇簇山花，也可画成质感很强的绿色衬布和斑斑点点对比强烈的小色点。这样就给学生想象力的纵横驰骋留下了广阔和余地。
另一次油画人体课，请的是一位电车售票员。初接触，大家感到是一位很不出众的姑娘，腿上还有块尺把长的伤疤。董先生反复推敲后，摆成低头，半跪的侧面坐势，巧妙地遮掉腿上的伤痕。在堆积如丘的各种质料的衬布中，逐块试验，最后模特儿身下铺上湖蓝色的薄绸，背景是柠檬黄的软缎，一个民间蓝印花布方靠枕同人体微弱的粉紫色相互辉映。整个布局使几块互补的色块达到极度的饱和，每个物体都犹如一个个不同色彩的光源在放光，争相夺目。色调强烈而不轻浮，沉着而又华丽，在大面积响亮色块中，又孕育着肤色的细微变化。黑白关系中，人体的大轮廓强烈突出，顶光下的大幅度虚实变化，使人体结构有节制地忽隐忽现。整个布置，在东方韵味的色彩表情中，具有强烈的现代感，一种引吭向上的富有活力的色彩最强音，激励着同学们的表现欲望。这是产生一幅素描和色彩极度完美的油画作品的先决条件。
这次摆的模特儿，曾使当时全系同学为之轰动。一次课堂教学，能否激起学生的激情，产生急于表现的欲望，同只是冷冰冰地面对模特儿无动于衷机械地涂鸦大有不同。女红军的银灰色调同内容极度和谐，女人体色彩与环境的强烈对比，为大家从另一角度对油画色彩的魅力的研究提供了前提。
以上几个实例均贯穿着董先生的一贯论点：“课堂作业要同创作相结合”。董先生是要培养同学能以艺术家的眼光对待每一张写生，即使是一幅研究人体的课堂作业，也希望并引导同学能充分画出自己的不同感受和风格，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
我看过很多董先生平时画的速写，他对着大批的康藏写生自我介绍说：“我的这些画，都是在心脏怦怦直跳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一气呵成的。”在当时一般的所谓习作与创作之间的界定，对于董先生的作品是难以划分的。
董先生的言传身教对我们许多同学的终身事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对模特儿如何处理，是董先生当时在美院教学中的一种不同主张。今天不厌其烦的回忆这些美术教学中的一般常识，可能会使今天的青年学生们感到幼稚可笑，岂知30年前的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内，在相当长的漫漫岁月中，是视钻研美术为异端的，对董先生在教学上的执着探讨又怎能容忍得了。伴随着上述的两次人体课教学“逃避生活”、“沙龙趣味”、“唯美主义”、“资产阶级教学观点”……一顶顶帽子、一根根棍子又在董希文工作室内外飞舞起来。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一些人的心目中，早已心照不宣地将三个工作室定性为统战工作室、革命工作室和董先生的白专工作室。
回首往事，又怎能不为我的老师—董希文先生生前的境遇感到遗憾呢？
1990年1月重写于北京
（原载李玉昌、谢善骁编《永远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1914-199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