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抽象＂便被更多的关注，这类作品的展览多了起来，您觉得抽象是水墨艺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吗？
王萌：其实在20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一种“抽象”的“准运动”或者“亚运动”现象，去年应该算“二次热点”吧（当然更早高铭潞和栗宪庭的展览都有所呈现和梳理）。金融危机后，在中国艺术家试图借助奥利瓦打开门道之后，国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抽象巡展的尝试，我参加了当时一些学术批评工作，也在中国美术馆于海外策划的“新境界”的大型艺术展上设置的一个“抽象单元”，展出了王怀庆、尚扬、陈文骥、谭平、孟禄丁、张羽、王光乐，甚至曾梵志的一些抽象性的作品。后来在北京的“中国抽象艺术巡展”的研讨会上总结艺术史上的欧洲情境，美国案例和中国问题，提出了《鉴别抽象：“造壳”、“填质”与“灌魂”》的发言论文。今天的艺术很多需要通过“艺术事件”去呈现并在艺术界形成实质功效的“话语生产”，很多批评家在十年前就提出“策展批评”的概念，就是在“事件时代”的艺术运行秩序下通过“策展”去进行“批评”的实践，并激活艺术家的创作，我的艺术实践也基本通过“策展”去发挥批评。如果从去年看，我策划了一个31位年轻艺术家的题为“抽象艺术新一代”的展览，第一次系统的展示了一批自王光乐开始，包括迟群、李姝睿、陈若冰、尚一心等在内的一大批年轻的抽象势力，他们中很多已经在艺术理念上与康定斯基以来的“形式主义”抽象和艺术史上自格林伯格以来的曾经的“抽象”概念有所不同，应该说已经是处于“临界”状态的一种“视觉之壳”，或者说“泛抽象”艺术现象。在这之后突然传来了抽象在拍卖上的一些新闻，后来《hi艺术》专门对我们做了一期专题采访，当时我特别担心抽象艺术会很快被“市场化”然后很快淡出视线，就提出了对“艺术资本”的批判。目前看来这种提醒无论在拍卖还是画廊界都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反馈，这个带有对粗放艺术资本运营方法批判的帖子在微信上被拍卖界和藏家群体大量转载，有的拍卖行的人甚至找我探讨，我想针对你说的去年的“抽象热”，先拉开这样一个时间的线索和市场的问题来看待，会让视野更宽阔。至于你说的水墨的抽象问题，确实有几个比较不错的艺术家，他们有的是从1990年代的“实验水墨”一路伴随当代艺术走过来的，也有几位后来者，但整体上似乎不是很多。值得关注的比如张羽、梁诠、姜吉安、桑火尧、田卫等，他们已经各自形成了一定的探索成果，但有的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已经不把自己限定在“水墨中”，已经超出了这个限定。
2、抽象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中有无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萌：在西方，基本还是有自身逻辑的生成机制，从塞尚以来对绘画对象的“几何体”解读法，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到康定斯基的“点线面”的“形式主义”抽象的发生，到格林伯格的批评整理，甚至到极少主义的实践，应该说有其自身的文化逻辑，线索和针对问题比较清晰。中国呢，一开始伴随的是一个具有社会学范畴的1980年代以来的“个性张扬”和“艺术独立”的综合语境，后来“实验水墨”的一些个体也加入进来。到目前为止，西方的语境中从事“抽象形态”的艺术家也有不少，不过是不是“抽象”这个概念判断可能不像在中国这么重要。在中国目前，抽不抽象好像还是个问题，这与自身语境有对应关系。甚至在中国还存在一种纠缠，就是针对目前很多“形态上”是“抽象”的艺术创作，是不是艺术史过程的某个阶段的那个“概念原旨”。其实这些形态的艺术都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绘画”，只是形态上不那么依赖“具象信息”。但是考虑到从“视觉形态”出发，还是“非具象”的，可能从已有知识的概念识别上，中国语境目前还在依赖“抽象”这个概念。
3、艺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发展阶段，在您看来中国水墨艺术中的意象和抽象是怎样的关系？
王萌：20世纪之前水墨中的“意象”，还是有一个明确的在现实中可参照的“形象”，无论是山水的、花鸟的还是人物的，只是表现这种形象的方法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并且在中国画学传统的世界里，借助“文人画”，取得了一种特有的“文人笔墨”的审美观，这里面有“形式”的相对自律，可以不完全“照抄对象”，但还不是彻底的“抽象”，或许是农耕文明的阶段，没有出现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自律”和“前卫逻辑”下的现代性视觉运动，或许还有文化上的其他原因。
4、您觉得当下我们的抽象艺术是否存在着一些迎合西方的成分？
王萌：我在2009年的评论文章中就开始对“迎合西方”进行了批判，这种“预设读者”的投机心理与文化上的“国际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在2010年前后，我策划了主题为“中国意志”的绘画展，展出了尚扬、孟禄丁、谭平、张方白等一批抽象形态的艺术家，那个时候我发现身边有一批艺术家，在他们的群体内部正在酝酿这样一种呼声，就是要找到当代艺术的一种“文脉方式”和中国精神的力量属性。在那之前，我刚刚与张方白合作了一个“个案”计划，为他撰写在艺术评论文章，也合作了一次对这次实践和包括抽象艺术在内的整个当代艺术思潮的清理，当时我果断确定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题目，可能大家还记得，叫《我不相信潮流》，其实是在2008年对图像性的“社会波普”绘画的和一些打中国牌的装置艺术的“潮流”批判，当时提出了85以来“迎向西方”（与之前本土的艺术标准决绝，借助西方艺术史的现代艺术以来的形态开启自身的现代性的“文化启动模式”）和后来1990年代以来的以“迎合西方”为目的的“后殖民”、“后冷战”和“自我边缘”策略的艺术形态的清理工作，从而对“潮流”背后的合法性问题展开探讨。在这样一种思考的维度中，我把理论思考和批评实践通过策展的方式进行了很多介入和推动。回头看去那个时期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对“迎合西方”的一种不满，因为在此之前很长时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一种所谓“使馆艺术”的说法，甚至还出现过一种怪现象，即对西方策展的过度“跪拜”，某个西方策展人来中国，一批中国艺术家拿着事先精心准备的资料排队等候招见，希望到西方参展成名。圈内戏称“排队看病”怪现象，这个当时激烈的问题可能今天大家有所淡化和遗忘，一提便马上回想起来。《中国意志》展览那个时期，批评家陈孝信先生也连续好多年策划了“文脉当代”的巡回展，应该说代表了那个时候的一种“本土自觉”和对话语权的重新夺回意愿，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批艺术家及其所代表的一种“新趋势”没有进一步形成更大的文化影响，有很多原因，包括其中个别艺术家的创作停滞，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对文化理想的淡化，还有的艺术家价格泡沫化的过高，都导致了很多遗憾。目前无论是水墨还是抽象还是其他类型的当代艺术，又开始考虑以新的方式进入国际，在“被动被选择”的“迎合模式”的艺术策略化之外，中国艺术界很多形态的艺术都希望在新的国际秩序下，探讨主动的本土与国际意义机制的生产方法。应该说今天的艺术形势，整体上不再是一种“刻意迎合”的状态，那个阶段的问题随着中国近几年在全球影响力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变化而改变了。面对正在面临的这种状态，包括抽象艺术在内，需要一种改变的视角。
5、拥有中国文化基因的抽象艺术应是什么样？
王萌：我想先介绍下我的基本方法、视角和理念。从这些年的实践总结，对于中国艺术，我一直采用“文化体”的观察视野，即把处在全球与自身关系“新定位”的“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内外活态关系的“文化体”去思考，而在运行方式上一直坚持“发生性文化态势下”的“运动观”，注重文化“体”中的“原有”与“外来”的客观储备的已有“艺术质料”及其在艺术上的“发生”方式。其实是把“艺术质料”（借鉴亚里士多德事物生成“四因说”中的“质料因”）放在一个适宜的状态中去看艺术的基本问题。自2009年以来的这种思维，目前看来，慢慢已经不再是我个人化的观察视野和方法论，大家开始有相近看法。在去年我策划的另一展览出版的《实验报告》的一篇文章中我有较为系统的展开。那么针对具体的“抽象”艺术形态的文化基因问题，因为与很多艺术家的接触和对话比较多，展览上对他们也有很多把握，结合上下文与今天当前的实际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有点像帽子性的概念范畴。就具体的抽象来讲，或许还有点早，如果给艺术家一个更加开放的状态，或许更有助于他们做实自己的“创作”。总体上我认为目前中国艺术包括抽象在内都是存在瓶颈的，就是在85以来的依靠“方法论”的引入和试验，通过“横向移植”所获取的这个层面的“借鉴形态”为主的艺术状态，自身需要面临迈向艺术的“创造形态”的闯关问题，需要在“精神的形态”上开启自我批判，从而在方法论之后的包括精神形态在内的艺术的“语言”上做更多纵深性的探索，在这个时候或许过早谈“文化基因”，是不是合适？从艺术出发，这是一个预设的问题，还是必须坚守的原则？好像还不那么清楚。或许换个说法，提到“文化基因”，怎样做才使有效的？对方法的批判，可能会利于一定程度上减少误谈所带来的迷惑。
王萌：知名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美术馆学研究者。现工作于中国美术馆，中国博物馆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