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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萌:跨文化现实下的“碎片重组”与对“行迹”的艺术批评——在伊玄个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时间: 2015.7.9

和伊玄挺有缘的,今天早上还刚刚从伊玄的老家厦门回京。伊玄的艺术并不复杂,他的艺术都是比较直接的体验,他的一系列体验下产生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可以进行分析的契机,具体来讲,他这几年来的三个系列我阐述为“跨文化现实下的一种碎片重组”。那么他在跨文化现实下调动了哪些艺术碎片?在伊玄艺术的实践当中是一种什么方式?我从几方面来说:

1,玄象系列,是从“抽象表现主义”出发的,用毛笔和油彩进行一种跨文化的书写,尤其运用了中国草书的一种扭转书写笔法,另一种是用木笔的刮痕带有日常签字般的快速行动痕迹,还有一种是用指甲在画布上的刮痕等等,这些作品关于碎片的“重组”比较清晰,在这样一种艺术的碎片、技法的碎片或是一种方法的碎片之外,最终从“玄象”系列推进到他创作的“日课”和“一味”系列而进入到禅的时空,应该说是从艺术进入到文化的状态,就是说他从禅的这种非常具体的细微处去进行尝试。从方法论来讲,是从“超现实主义”绘画中的“精神自动主义”的这种幻象生产方法推进到一种像波洛克这种“抽表”的“造型自动主义”……伊玄从这种跨文化的油彩书写到水墨这种媒介,特别是一味系列,应该说是从“造型自动主义”又推进到了一种日常行为的自修,从造型到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跨文化现象,达到身心合一的一味。具体来说,“玄象”和“日课”系列是做加法,不论是用毛笔、木笔或是指甲媒介,用的是一种反复性语言,应该还是抽象表现主义满幅绘画这样一种画面范式下,但是到了“一味”系列明显是做减法,从西方满幅抽象表现主义推进到中国画构图世界中一种显性的留白,在“一味”系列中通过水痕这样一种个亦是绘画的“行迹”形成了他这个系列的重要艺术,与中国母体文化走得更近。

2,着眼放在艺术史上,当代艺术在1980年代形式自律诉求下进行一种文化反叛,当时的文化观来说是一种反传统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应该是一种变化,“实验水墨”的出现相对于过去既有一种新变化,但细看那批作品还是保留了80年代以来一种强烈哲理的宏大叙事,从现在的伊玄包括田卫等艺术家的作品是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体生命体验的当下转变,这是值得注意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变化”不等于“进化”,从一些研讨会看批评界少数学人还有这样一种谬识需要很好地辨识),这是对存在的秩序的一种体悟方式。另外,如果把过去和今天的两头做一个比较的话,是从文化反叛的反传统状态进入到今天的叫“连接文脉”或者叫“文脉重启”这样一种状态。如果说我们80年代以来是一种通过现代主义文化引入式的启动模式体现的是一种进化论这样一种立场在显效的话,从后现代到当代的一种话语转换,在文化观上就从“进化”推进到一种“进程”的一种关注,这种进程是在中国很多不确定性中进行的,在这样一种大势性的文化转换状态下,具体看伊玄这个个案,他不仅回到了联接传统的文脉进程中来,更是进一步回到了自身个体生命感知这样一个鲜活的经验中来。关于这一点,最近我也发现某些艺术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他们对于“过程的体验”。无论艺术家们使用何种媒介,他们都强调过程性的体验。如果针对具象绘画而言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形象进行不中断的连续性的绘画行动,一直到达成既定“形象目标”这样的创作过程和方式,而伊玄这样的艺术家他是找到了他本真的精神的支撑或是内在心理-行为体系作为绘画行为过程中的元动力,就是在他的禅观体系或禅定状态下可以自如地无碍创作,他通过自我行动在某个具体当下的瞬间,他可以把行动和自己的心灵做一种结合,在整个体验过程中他的每一笔的落笔瞬间都是不一样的体悟,这种人的真实的内在生命感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真善美”这样一种状态下如果艺术还能够继续“求真”的话,这种实践就提供了一种“求真”的途径或是方法,这是他的艺术在今天的意义所在。

3,另外一点,如果说伊玄这样一种水墨行为,他从延续久远的传统“文人笔墨”的审美观的惯性中实现“美学告别”之后,寻找到一种可建构的正在发生的新美学立场的话,就是在一种“非文人画状态”中的不是“文人笔墨”情趣和范式下的一种当下的、个体的、活态的体验,而且是媒介和行为的这样一种“共同发生”,这种发生有两个原点,第一个是他的从物质出发,第二一个是通过物质手段的行动深度指向的是内在精神灵性的原点(非物质层面)。那么就这种创作,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如果我们从禅的角度是不便理性讨论或者说可验证的空间有限的话,但是我们如果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或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来说,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就是:在你的从物质出发和精神的张力这样一种场域之间毕竟形成了一种媒介行动的一个我说称之为“行迹”的结果,这个“行迹”就体现出我们习惯的一个词叫“语言”,如果说语言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建构支撑观念的方法的话,我觉得不论是你的满幅的加法或是减法留空,在每一个具体的瞬间与瞬间叠加过程当中的心灵体验和行为体验过程中,你的这种“行迹”,我想可能是考虑得还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体验当中,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现代性以来的“社会速度”的一种抵抗、对现代性的“速度表征”的一种反思?这当然是观念和文化层面生效的实践,但是从艺术角度来讲,既然还有一种“行迹”存在,一种“语言”的视觉和物质载体存在(毕竟还不是“观念艺术”),是不是伊玄可以把这个问题纳入到下一步创作过程的讨论当中?我们如果进行真诚交流的话,这一点可能是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