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蕾的“无边的生长”是一种“去模式化”的生长，因此是一种自由的生长，也是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个体的生长。我重点谈谈坦培拉绘画，康蕾这个展览从整体看探索得比较多，容量也比较大，从题材上有戏剧人物、花卉、城市的风俗、自画像。在这里面，坦培拉的绘画探索特别吸引我，我觉得她在实验一种坦培拉从欧洲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延伸的实验。康蕾的坦培拉有一种绘画的媒介和方法“互渗”的特征，这种特征反应了“跨文化”的一种当下态势。
可以看到她在进行坦培拉蛋彩绘画中有油画因素的笔触和块面观念对于画面生成的笼罩作用，也就是她把油画所熟识的绘画方式带入了“转换媒介”中的创作中去，这与欧洲早期坦陪拉绘画时代的绘画造型和画面生成观念是有差异的。如果我们继续看，自画像这类作品，带有一种比较偏古典的坦培拉技法，古朴、半透明的状态下的一种安宁，提白和罩染的经典技法在这里比较突出。而当我们仔细看大画，特别是仙人掌等植物题材，就不仅仅是提白和罩染的那种绘画观念了，还有油画用笔，特别是“直接画法”那种很直接的用笔，同时还特别加入了中国画 “以书入画”的那种用笔参与造型和形式性的短线，这让画面又加入了一种“跨文化”的“写意的舒适”和柔软感，这一点特别在《乐园3》当中比较明显。而在《乐园2》这类满幅作品中，“块面相应”当中透露出一种“湿度”，从而带有一点中国画“染”的“视觉湿度”。当然宏观这个展览，里面很多作品还有壁画绚丽的视觉元素，有皮影人物的进入感。而她的蓝色，有中国瓷器的“青花文化”的痕迹和视觉转换。综上所述，不能说康蕾的绘画体系中不具备典型的“跨文化互渗”的有机特质。
所以我想她整个的绘画，如果说我们在探索她的绘画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是什么样的范式的话，肯定不是古典形态欧洲原生态当中的欧洲的坦培拉，而是带有我常讲的“中国文化体”视野下的当代美术进程中，特别是在艺术理论上讲，在“视觉现代主义”形态下的一种交合状态。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都在她的作品当中，在康蕾的创作和探索中，比较自如地形成了一种艺术上的美感，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同时我觉得在康蕾老师的蓝色当中，又在众多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性比较委婉和温润的状态之外，也有一种所谓“视觉的强烈”，这个强烈就像展厅当中最里面有一组大画，蓝色形成了雅致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视觉冲击力，那种重重的蓝色所营造的画面“重度”是比较强的，这可能也代表了艺术家的一种本真性格倾向。
我所说的第二点，实际上还是回避不了学院和前卫这样一个关系，还是要涉及一个艺术体制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格林伯格的艺术思想中，“一切学院艺术都是庸俗文化”这样一种论调曾经帮助“前卫”获得了建构自身价值高度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但是今天看来，“学院”自身也在不断调整和纯化，不断转型和实验，而不是被想象为一贯的僵化和停滞，如果将研究的视角从历史走向当下，或许我们会得出结论，可能不存在一种“静止的学院派”的说辞，那可能是一种本身自我固化思维下的假想。回想到1900年代初的时候，当中央美院“60后”一代以刘小东、喻红、王玉平、申玲、陈淑霞等“新生代”艺术家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理论界以邵大箴先生、易英先生为代表的定位中，在以往的“学院派”之前加了一个“新”字，在具象绘画形态中这代人有“挣脱”，这种挣脱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是他们这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在“现实主义”中加入了“现代主义因素”，但是他们还依然保持在一种“现实主义”的框架下，依然强化作品中的“学院造型”。如果说上个世纪最后十年的“60后”探索中有一种他们自身的“前卫姿态”，也有一种他们自身的一种“学院传承”的话，那么，他们将“学院”的概念扩大了，主要就是将以前主张的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以前的这样类似“教纲”性的东西冲破了，他们将新的内容带入了学院。而今天看到康蕾的作品，作为“70后”的艺术家，她的创作中少了一种“拧巴”，她可以没有障碍地去探索绘画的“平面性”这一“现代主义”的重要特质，加入大量“主观色”的运用，并且将一切因素脱离“再现的法则”，进入到“为我所用”的艺术家主体性的更加纯粹的“现代主义绘画”的探索中去。从这个角度看，康蕾确实是在“无边的生长”状态当中去尽情释放一种绘画上的“自由意志”，这种意志是“无边”的生长。去年我所策划的“正观美术馆图像研究室展览计划”的第二回推出了一次“文化发生”的行动，行动的内容是“绘画发生中的观念和语言”，其中很多80后艺术家在行动对话中谈到中国缺少完整的“现代主义”绘画教育，我想以康蕾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可能作品不是像“前卫”那么“锋利”的，但他们将现代主义的另外一个核心“形式”的价值带入了“学院”，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学院正在开始的一项研究，而康蕾这个展览正好说明了她在这个领域的探索中所进行的可贵的推进，这是值得尊敬的。
我对康蕾的概括是一个内心比较强大的艺术家，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批评家评论其所说的“挣脱和寻找”的状态。实际上她是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下，当然也有一种困惑，在学院的体制转型的状态下，但总体上是比较自如地、比较带有主体性地寻找了一种学院知识系统当中一种现代化的路径。
这种学院的现代化，全面按在新一代艺术家当中，新一代的学院形成了现代和当代的一种对冲关系，又与原来我们比较强大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老学院传统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新学院在文化质料、方法论方面重要的“新动能”的补充。所以对于今天无论从国家当代艺术研究，还是学院体制转型来讲，我觉得康蕾的这种探索，尤其借用坦培拉这种媒介试图探索一种现代转型是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
但是从艺术批评的角度，可能在如何画，完成一张好画的具体实践当中，还要处理关于线的问题，还有重的色与美感色发生化学反应的画面关系。就像我们在中国画的批评当中常讲的，我们如果画一些写意性的水墨，用水太多，这个画容易囊，适当补入焦墨甚至宿墨，会对画面增强一种骨感，或者骨力，有一种气的补充。
从宏观到具体，我给出的一个概括词，主要是跨文化的属性和坦陪拉绘画的现代化。其实康蕾的探索容量很大，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内容，时间关系，我就先简短地说这两点。最后，祝愿在以后的艺术创作当中，康蕾继续这样的学术勇气，一种内心的强大和艺术上富有价值的探索。
王萌（著名策展人、艺术批评家）
2016年3月于北京今日美术馆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