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然雅致是中国画所特有的一种视觉韵致，淡然中的虚实转换亦是中国画意境显现的独特方式。方士庶在《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或率意挥洒，亦皆炼金成液，弃滓存精，曲尽蹈虚揖影之妙。”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最后二十年以来当代水墨创造的实践之路中，有许多画家将古人的虚实、淡然、雅致、韵格、薄润提纯而转换为一种水墨的“灵奇”和“妙境”，这已成为水墨在当下创造的一种新境界和新常态。郭辉的水墨出发，就是在这样的淡雅意趣中寻得自我情致与水墨方式的某种契合，他要在这样的美学境界中去“活化”古人所创构的田园，去寻找情思与意理之间的关系。
宗白华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中为我们拉开了一个心灵与世界关系的美妙追问。如果说古代哲人运用“默而识之”的观照方式开创了一种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万物运行的节奏，如果说“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旋律的秘密”，那是因为中国人在创造自己独特文化的同时发现了大自然与人类世界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哲学观，而是“天人合一”的感应规律，或许中国人在古代社会提供了一种人类“感时应物”的“默识”，用心灵之“灵”的“体认”去感悟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相生，以一种东方情怀向我们展示了天地创造性的规律和秘密。在老子高超的思维境界中提供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的传世言说。在这些思想的孕育中，中国古代美学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心灵的美丽风景。如果说“水墨”作为一种文化方式，在当代如何继续一种东方文化的美丽精神，就需要在形而上下的不同维度中去寻找“在当代”的美学课题。
在郭辉所提供的那些空灵而自然的作品中，在那些风景和视觉美学的背后蕴含和藏隐了“人的信息”和“心灵的呼吸”，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觉的个案。他近年的作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个体的努力。在《远游》这幅横卷中，郭辉承续了中国古代绘画中经典的叙事方式和文化含义，画面中每一处的闲云、悠山、灵树营造了在当代被“活化”的“悠游”，使得游心之所在的课题得到了恢复性地使用；乘鸟飞行的仙人式游行、行于大地自然中的采灵人形象抑或盘坐中传道与自然相通的人物与点缀于画面的鹿与灵物相应构成了一幅由淡然而雅致的“诗意化图景”所描绘的“心游之远”。古今对照的同构与异质显示了传统绘画文脉的延续并在新的视觉语境下正在进行着新变。在《米家云山图》中，我们欣赏到了“万虚丛中一点红”的魅力，在画意中虚境衬托出了“朱色之亭”的形色；而朱亭又仿佛在一片薄薄的云气雾化中的“点睛”使画面灵动生趣。在这幅没有人物出现的图景中，在被立体化了的“米氏云烟”的空间中，无声的诗意随着云卷飘过画面，作为人类活动的圆凳与亭歇巧妙提示了人的存在与室内及自然的母题，作为画意的山川、作为自然的山川和作为人类需要的山川这些转换于中国绘画史中的永恒课题在这一刻引导了一次风景和心灵的对话。在《黍离》中，我们看到了古意的人物立于由不同组合方式构成的形式感极强的淡淡水域之中遥望右侧仿佛有人迹的仙境和自然，山与水的交界处形成了画面中间的分界，最为右侧的一株大地上的小草耸立于空境，画家充分运用了中国画空间经营位置的“自由”并将其转换为绘画的“心灵自游”。同样在淡然的雅致中让诗意充盈画面的《策杖行》、《游侠》、《匪君子Ⅴ》、《道客头》、《脉》、《诗人Ⅰ》、《诗人Ⅱ》这些人物画作品中人物与景致在“古意”的舒展中实现了“心灵与万物”的对话，郭辉作品中的这些人物眼神中都透露出一种“遥远的诗意”，同时这些人物形象又仿佛画家主体心灵意趣的“投射”，试图在淡然中让水墨所承载的美学在复兴一种韵格的同时穿过那层薄雾般的“幽妙之门”，使得画意获得一种水墨的灵境，也让今人特别是画家的意愿在画意中寻求某种存在。
郭辉所接续的经由现当代艺术的多元旋流所激荡而后生发出的这条“水墨的淡雅悠游”之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续了那种被提纯出的“薄润”和“缥缈”，在朦胧的诗意中提供了一种“往哪里去”的“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水墨方式。正如瑞士思想家阿米尔（Amiel）所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我们相信这种微观的叙事和它背后的力量足以说明艺术作为全人类语言的共同含义，这种意义使得水墨所提供的美学方式完全可以直接沁入全人类的心灵，形成不同文明的同感，其中所包含的“诗意”如同它在视觉上所体现出的那种“淡然雅致”将在默默的观看中理解东方文化对万物本质的体认，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淡然”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水墨”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和艺术的纯粹境界！
20世纪作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和水墨方式提供不同有价值实验性探索的历史进程，使得水墨的艺术方式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语境。在多样性的水墨形态中，空与灵作为一种水墨美学的独特方式正在被这个时代的一批艺术家们所重视，他们采用不同的艺术方式和方法论在新的时代的不同维度中诠释“水墨”的基本可能，而“淡然”的这种源自媒介可能性之中被发现和使用的视觉方式已经成为当代水墨体现在视觉文化层面的一种类似风格学意义上的存在，其中的“田园感”和“薄润气质”在朦胧中传达出一种水气和墨韵的巧妙散发。在郭辉这样一批年轻的水墨画家那里，这种方式与源自传统中国画的那种“古意”和“诗性”，或许还有很多未被发现的美学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古境的田园世界里为水墨的当下可能传达了一份久远的甘甜，然而在画意之外的叙事方式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乃至艺术创作的方法论层面的继续拓展，结合水墨在艺术的问题上体现在这个阶段的问题意识的深化，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需要被继续提出的课题。这已经成为考验艺术家在此时此刻的实践在画史和人类艺术史坐标体系中归于何位的本质问题，也正在唤起有志于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的“文化自觉”，凝聚成为新的期待。或许这个问题已然开始紧迫，期待在这个方向上的年轻一代的水墨画家们逐渐在复兴、转换和创造的艺术问题上再进一步，为水墨在创造的意义上提供有价值的再探索！到那时，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将会走向她的新形态！
2016年12月6日于北京东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