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国政府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了重要哲学基础，即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相互认同的历史过程，因此国际人文交流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和平环境，需要主动与各国人民开展交流，使他们更加了解并认同中国；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实力。艺术具有超越性，可以突破群体、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隔阂，达到人与人更普遍的交流、理解和联合的目的。在新时代国际艺术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就要转变“求异”思维，确立“求同存异”的国际交流策略，使中国艺术更多地走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的亲近感。“求同存异”意味着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崇尚自然、尊老爱幼、推崇“和为贵”等美德在艺术中有诸多表现，体现了艺术的和平力量，容易走上世界艺术舞台。
一、我国需要重视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中国发展建设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世界风云变幻，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坚定地认为当今世界仍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宣布“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联合国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中国政府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了一个重要哲学基础，那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逐步相互认同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和平环境，需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认同中国。国际形势越复杂，就越需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争取人心和支持，为突破重围奠基、助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十四五”时期“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了系统阐述，提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在与发达国家政治、军事乃至经济、科技等方面交流日益复杂的情况下，人文交流成为重要的国际交流对话形式。
首先，加强国际人文交流是打破某些西方政客对我国实施孤立、围堵图谋的一条有效途径。国际人文交流多数属于民间性质，不仅能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而且还可以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良好情感。这种民意基础，对于未来增进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改善我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促进我国的和平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中国需要主动与外国人民开展交流。作为一个逐渐强大起来的大国，中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不断获得话语权。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不仅要靠硬实力，也要靠软实力，那就是文化的力量。国际话语权的获得是在国际对话交流之中实现的，不能仅仅靠单向输出，更不可能搞“灌输”。相对于中国经济、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在文化方面的国际交流对话还亟待加强。
最后，中国需要在国际人文交流中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实力。作为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确有不小进步，社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事业还存在差距，国民人文素养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通过国际人文交流，不仅可以把我国优秀文化传播出去，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的优势和不足，并把国外的优秀文化引进国内，增进国民对世界的了解，提升国民素养。事实上，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举措，建立“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截至2021年6月，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已收录1557项项目，予以重点保护。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在生态文明方面，不仅具体举措和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全社会亲近、爱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意识明显增强。2021年，我国对云南野生亚洲象群迁徙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以及民众的普遍关注和反应，在国际上颇受好评。梁启超曾在百年前描述过此前50年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自身不足反思的变迁，他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梁启超的这种认识已被历史证明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认识到文化上的不足，的确是当时思想界一个重要的进步。发达国家公民较高的人文素养、良好的法治环境和社会风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做好国际人文交流，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任何交流对话都是双向的，需要有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双方可以理解的话语体系；需要了解对方的兴趣和价值取向，以便听懂对方的话语。唯有如此，对话才可能展开、持续、富有成效。一方面，我们要主动“走出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掌握一些世界上普遍认同的话语和价值概念。随着我国开放程度提高，越来越需要争取国际话语权，我们现在主动使用这些概念，理解和阐述以我为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些讲话在传播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彰显了中国话语的力量，为我国开展国际对话交流确立了中国样板。国际对话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别国完全按照我们的话语体系来对话，但是我们可以对现有的话语体系进行重新阐释，从而获得话语权，取得交流对话的建设性成效。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多，越需要使用国际通行的概念术语，还包括中国创造和阐释的概念术语，国内人文学界对这些概念术语的理解和使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因此，需要加强对国际交流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而国际人文艺术交流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艺术是国际人文交流和融合的重要途径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下观照以艺术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人文交流，首先要认识到艺术跨文化交流的独特优势是什么？相比其他人文交流形式，艺术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语言障碍，拥有更为丰富的可分享价值。艺术能够有效呈现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分享与认同，分享理解，直抵人心，打动人心，引起共鸣，传播仁爱。优秀的艺术能够促进不同文化的融合，是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审美和艺术具有超越性，可以突破某些群体、文化和历史的隔阂，达到人与人更普遍的交流、理解和联合的目的。审美和艺术的这种独特价值也是当年蔡元培倡导美育最为看重之处。优秀的艺术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必然会带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烙印。但千百年后，这种特殊烙印渐渐淡化，作品所包含的生活经验、人生感悟和人性光辉却更加凸显，更容易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认同，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经典。在今天看来，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已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创造的英雄精神的象征，而且为全人类欣赏和接受；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也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创造的美的化身，而且成为全人类美的象征。自古至今，艺术品的主题与功能之一便是对生命的关切，对生活的热忱，对自然的赞美和对他人的理解与爱。因此，当前国际上最常见的人文交流是艺术交流，它对增进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认同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鲁迅曾说：“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对文学艺术在人类相互沟通了解方面的独特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美学家托马斯·门罗（Thomas Munro，1897—1974）也曾指出：“艺术能够也应该被作为获得世界性理解与同情，从而获得和平与积极的文化合作的手段来加以利用。它们可以被运用来减缓种族、宗教、社会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敌对，并发展相互的宽容与友谊。”这种对于艺术的国际人文交流价值的认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艺术具有的跨文化交流、人际交流价值还来自审美、艺术的非语词化表现和理解方式。非语词交流的主要形式包括动态无声的、静态无声的和有声的。人的声音、脸、手势、动作具有十分丰富的表现力，据国外心理学家研究，光人脸就可以做出大约25万种表情。艺术品的语言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用语，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甚至文学都以各种感性形象的方式传达思想感情，却能够比日常用语更真切完整地把人类的生存感受与经验生动地传递开去。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初衷就是用西方音乐的形式、中国音乐的内容，来创造让各国人民都能听懂的艺术语言。在海外传播过程中，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影响、意义亦如海外华人所感叹的“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首演
庄子说“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陶潜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司空图讲“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含蓄》），严羽说“不落言筌”（《沧浪诗话·诗辨》）等，都指出了日常用语在表达与交流人生经验方面的局限。艺术却超越了这种局限，把人内心丰富、复杂、细微的思想情感真切地加以表达，正如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说：“艺术必须被看作是人类掌握的最精确的表达方式。”而且，超越了语言界限的艺术也突破了各民族语言的隔绝，人们即使不懂法语，照样可以欣赏毕加索的作品；不会说俄语的听众，还是可以陶醉于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因此，非语词性的艺术对话是人类彼此交流普遍和有效的手段。
正因为艺术有这种独特的对话交流作用，所以托尔斯泰把艺术看作人类生活的条件之一，指出：“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际的手段之一。”“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也不必设身处地，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把他和那另一个人联合在一起，同时也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联合在一起。”“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消除个人的离群和孤单之感，就在于使个人和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尽管他对艺术本质与功能的认识未必全都是恰当的，但他真正发现了艺术促进人类相互沟通和融合的独特功能，这是值得肯定的。
自古至今，艺术的一个永恒主题与功能是人类彼此沟通、理解与相爱。这体现为对故乡、亲人和自然的爱与怀恋，对改变人类命运的强烈渴望，对战争、罪恶、暴虐和专制的控诉，对死亡的抗争与超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善良弱者的同情……总之，是对生命的关切，对他人的理解与爱。因此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呼唤，艺术家的表达绝不仅仅是自白，同时也都是一种与同类的对话，而欣赏者的接受期待也正是对一次心灵交流的企盼。
艺术的理解是分享式的，人们可以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达到情感的移置与分享，因此艺术可以穿透人际隔绝之墙，进入他人的内心深处，获得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诺尔曼·丹森（Norman K. Denzin）曾指出：“如果主体无法把他人的体验并入自己的体验框架之内，那么他此刻就是在从他人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理解这种体验。他人的体验必定在主体中唤起与他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体验相类似的体验。只有在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理解他人体验的基础上，即把另一个人的体验放入自己的体验领域内，按照自己的经验去解释它，人们才能达到充分的情感理解、情感解释和情感互动。这就是共享的和可以共同享有的情感性对于充分的情感理解为何如此至关重要的缘故。”艺术的理解正是这种共享的理解，这种理解过程与其说是西奥多·立普斯（Theodor Lipps）讲的“由我及物”的扩张性移情，不如说是卡尔·谷鲁斯（Karl Groos）讲的把对象作为我自身的“内摹仿”。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写到（或想象中发生）安娜卧轨自杀的刹那，他感到自己也躺在铁轨上，一列火车正隆隆向自己开来。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时，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他似乎真切地尝到了砒霜的味道。这两种经验表明，在创作或欣赏过程中，审美理解是一种把他人的经验与感受作为自己的经验与感受来对待的分享理解。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十分强调演员创造角色的“体验”活动，他要求演员对人物的理解必须达到在直觉和下意识中与之分享情感的地步，这就是把人物的情感作为自己的情感，然后在表演时有控制地加以表现。这种理论也正是以审美理解的分享性为基础的。审美理解不同于科学理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致力于突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种共享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认同性的共振”。这种理解不仅具有认识的意义，而且具有实践的意义：它把不同个体的情感经验汇入一个新的、可以共享的领域，使它们融合在一起。
《安娜·卡列尼娜》首版扉页
《包法利夫人》首版扉页
艺术交流是一种爱的传递。爱是一种共鸣的喜悦，是一种幸福的人生体验。它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主体意识到自我的需要与他人的需要相一致，自我的满足不仅不会造成他人的贫乏，而且同时是一种奉献。这种体验的特征也同时是审美愉悦的特征，个体内心最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与他人的个性化体验产生了共鸣，这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以及自然景观欣赏时都普遍存在，一己私下的快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快乐能够沟通协调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快乐！所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美是“社会性”的，“美的表象也会很有灵效地引起我们某种程度的爱”。爱是人的天性，正如爱美是人的天性一样。但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压抑与限制，使人们爱的天性部分地泯灭，心灵的冷漠和情感的麻木成为现代人的又一生存危机，甚至造成国际政治冲突。当今世界，一些政客故意制造隔阂和争端，引发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矛盾。因此更加需要选择传递爱的艺术来打破隔阂，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拥有仁爱之心，热爱和平。艺术可以成为友好社会和世界和平的维护力量，对于处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专注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三、“求同存异”：新时代我国艺术国际交流的观念与策略
新时代应当是我国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多元化的国际文化格局中，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我国的国际艺术交流观念和策略是不是需要作适当调整呢？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艺术瑰宝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积淀和强大创造力的民族。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对世界艺术的历史性贡献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但是19世纪以后，中国长期处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边缘，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中国艺术对世界的贡献也被遮蔽了，于是我们在国际人文交流方面一度自信不足。这种不自信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国际交流中的“求异”思维，即过分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的独特性。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特点，直接体现在文化艺术上，例如语言、宗教、艺术形式等方面。这种特点具有民族标志性，是每一个民族都十分珍视的文化符号。正是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造就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进行了持之以恒的努力，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国际共识。2007年1月30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批准书，《公约》于2007年4月30日对中国生效。《公约》对“文化多样性”如此界说：“‘文化多样性’指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公约》保护各种独特的文化恰恰是以世界各国“共识”的方式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恰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意愿，而这种意愿基于一种“求同存异”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强调文化间的对话是促进和平的最佳保障信念，否定了文化或文明间发生冲突不可避免的论调。
作为一个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的国际艺术交流理念和策略要把尊重民族文化独特性和寻求世界文化交流“公约数”统一起来，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精神与融入国际艺术交流话语体系结合起来，也就是要在国际艺术交流中更加注重“求同存异”，努力寻求更多共同点，这样我国的文化艺术才能走进越来越多外国朋友的生活，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寻求中国艺术的国际人文交流之道，需要我们了解世界，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价值，深入分析文化艺术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关注各国民众的普遍文化需求。中国几乎人人知道莎士比亚，而英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李白、杜甫。这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化传播策略未能适应世界需求。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想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应该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关注艺术的共同性、共通性，特别要发掘中国艺术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当代意义，助力中国艺术有效参与国际人文交流。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强调尊重本民族文化艺术、珍视本民族文化艺术传统、传播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普遍原则，那就需要认真思考了。这种说法强调的是我们为国际艺术舞台增添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因此获得世界性价值，其背后是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强烈渴望。问题在于，在国际艺术交流舞台上仅仅展示中国艺术的独特性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国际艺术交流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的亲近感，更多、更深地了解和认同我们。如果只是提供“独特景观”，那很可能越是稀奇古怪就越容易引起“好奇”甚至“赞叹”，但是这与上述目标的实现相去甚远，甚至是反向的。例如有一段时期，展示我国社会文化中病态、落后现象的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对于中国形象的国际化塑造却可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有世界的观念以及国际上比较容易被接受的话语方式。人性的光芒可以照亮世界各个角落，人与人之间的爱，人对自然的美好感情、对弱者的同情与保护、对暴力的谴责与控诉等，都是艺术中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也是艺术特别擅长表现的题材。“求同存异”，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华民族重视家庭、崇尚自然、尊老爱幼、推崇“和为贵”等美德在艺术中有诸多表现，这些艺术体现和平力量，很容易走入世界艺术舞台。正如前文所述，云南当地政府竭尽全力跟踪保护迁徙的亚洲象群，千方百计防止人象冲突，及时在网络上发布有关视频，引来国际诸多媒体的关注，中国政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坚定决心和科学方法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赞扬。一群野象的迁徙引发了对中国善意和正面的反应，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我们采取了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国际普遍认同的通行做法，这对我们探索艺术国际交流之道应该是有启示的。
用艺术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在艺术学学科建设中加强对世界的了解，更多地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艺术的阐述，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建构我们自己的艺术学学科，创建适合当今中国国际地位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而深厚的艺术学理论传统，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建构完全不必言必引西方学者的话语。脱离我们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学理论很容易脱离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和审美经验，无视我们的本土问题，必然缺乏对中国艺术问题的阐释效力。另一方面，不能在学术研究上“闭关锁国”，建构所谓纯粹的民族艺术学理论。在当今开放的环境中，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艺术学理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百多年来，连我们每天使用的语言都受到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寻找“原汁原味”的汉语恐怕只能回到两千多年前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排斥世界眼光、封闭国际视野的理论建构只能是“井底之蛙”的作品，不可能走向国际艺术交流的舞台中央；那也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而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事实上，认知具有对象性，需要参照系，只有通过他者，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世界，其实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更谈不上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因此，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国际艺术主流话语，包括文化和艺术政策研究。同时，在艺术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里，也应该增加国际艺术交流的内容，使学生了解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基本规则和策略，培养他们树立艺术的世界性观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0）阶段性成果。
作者：杜卫 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原文刊于《艺术学研究》202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