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建安，2005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系毕业，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在民间美术系的基础上创建实验艺术专业。可以说，邬建安是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专业最早的校友，13年过去，现在年轻毕业生的创作状态与他当年有什么不同，这构成一份实验艺术专业学长对今年毕业作品的观察报道，也通过邬建安的个人视角，感受中国当代艺术十几年来的一些细微变化。

采访时间：2018年5月29日 
采访地点：中央美术学院
采访撰文：张文志 
（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

我算是从人文学院毕业的，因为那时候民间美术系还在人文学院，也没有作品展览的要求，但我导师吕胜中老师在我毕业之前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的个展，展出了差不多二十幅“白日梦”系列剪纸作品，是用刀刻的作品，那也是我第一次展出。我2005年毕业，当年正好是实验艺术专业的第一批学生进来，至今整整十三年。我觉得吕胜中老师对这个专业的判断是奠基性的，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当代是这个学科里学术建构的两大基本支柱，这两者又一直处在一种混沌的交流状态中，两者随时可能合作也随时可能冲突，却也在内部保持一种活力。现在邱志杰老师带来更多元的信息和工作方法，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扩充。因为一直在实验艺术专业从事教学工作，看到现在毕业生的状态，再回想自己当年，还真是颇有感触。

当代艺术的故事性：专业的兴趣个人化

现在毕业季的作品，最直观的感受是学生的视野特别开阔，而且他们的知识储备跟我们那时候相比也有很大不同。我们那时候好像有一部分知识是真的知识储备，另外一些则是个人业余爱好，而且分别还比较明显。当你工作或创作的时候，主要动员的还是储备的真正的知识，然后兴趣爱好好像在里面闪现了一下。现在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专业知识好像没有了分别，很多创作其实就是他们的兴趣，是我们原来叫兴趣爱好的东西。这个状况我觉得特别棒也特别有意思，它说明价值开始多元，年轻的学生也有信心有魄力去实现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小偏门的东西。

比如今年的毕业生张文智的创作《达里尼》，我觉得很有意思，“达里尼”就是大连的俄语名字。大连这个地方本来没有汉语名字，它过去也不是个城市，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是俄国人占了这个地方以后取了这个名字。张文智是大连人，他回溯这个城市的地方志，用个人的方式回溯并杜撰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在很多文献当中是连贯不起来的，也可能是我们涉及的信息只到了这层面。张文智就通过编造和杜撰编成了一个离奇的城市新怪谈，一个关于城市起源的故事，中国的、日本的、俄国的角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博弈中形成的神话一般的城市历史。他把这个历史述说做成了一个有平面绘画、立体装置、连环画的系统创作。

他这件作品背后的驱动力和呈现的效果，我都觉得十分丰富有趣，表现出年轻艺术家对兴趣话题的一种全力以赴的投入，也表现出在叙事和文本上的一种天赋。没有故事就很难创造一个美学的东西，做艺术家一定要有故事，艺术需要故事性的东西，它终究会变成一种新的好似神话或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说政治意识形态，是他文化意识形态的储备。这种对自己家乡地理志的故事构建，对自己出身的考察，我觉得也是对艺术自由的追逐。如果我从什么地方来，我是谁，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都已经被别人规定好了，你也很难有创造力。需要自己能做主这些，可能这个做主只是一种想象、杜撰、编造，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需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来源的故事。

当代艺术中的情感性：柔软的、非理性的

蒋文勇也将自己储备的知识更往前了一步。在视频装置《无常——丰容宇航猿》中，他做了一个红色猩猩一样的衣服和一个宇航员的头盔，然后编了一个宇航猿的故事，也在北京动物园拍了一段长臂猿的录像，同时还画了一个连环画，以此形成一个猿猴的故事，也是给他女儿的故事。其实能看出来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在表达的时候，是在寻找内心的一种支持，我觉得好的艺术跟人的情感有很深的关系，而且还不能把它符号化。我觉得蒋文勇很真实地面对自己感情柔软的那部分，这个作品我看了有很多感动，也有荒诞和无奈。父亲像宇宙一样宏大，却又不得不落在一些极微小的事情上面，多少年以后当他的孩子长大，面对父亲曾经做过的这样一个创作，他会有更加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的发酵，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预期，只有那个时间过去之后，你才看到它变成一个美丽的结果。

齐乐的作品《绿色的肉》讲的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怀疑、对立、矛盾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真的是因为一些势不两立、特别重大的原因吗？其实根本不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的冲突，其实这些事情真值得用那样的方式去处理吗，就好像今天世界上也有各种这样的矛盾和危机，而且把我们每个人都裹挟进去。理智上看，好像真的不应该那样，但当你身处其中，好像又觉得凭什么我们要受这样的欺负，于是我们也变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冷静下来回头看就像他作品里讲的小故事一样，就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就是因为恶提前在人心中，当一件小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把恶放大了出来。我觉得这是很耐人思考的内容，也看到现在年轻学生艺术家的丰富视野。

信息的精准与美学的边缘

我在看现在毕业展览的时候，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现在掌握信息的方式和数量跟我们那时候真不一样。我2005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互联网远没现在发达，网络上能得到的艺术信息是很有限的。我那时候很好奇里希特为什么那么重要，他的画完全看不懂，也看不着几件。那时候只能去图书馆翻拍那些画册，然后在电脑上翻着看，慢慢才有了一种感觉、体会，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误读，误读本身也很有价值，似乎你在奔着它去，但其实已经偏了一个方向。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学习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今天学生掌握的资讯、信息，对艺术家资料的获取，比我们要准确的多。所以从信息层面来说，我们跟现在的毕业学生好像成长在两个世界，我们是道听途说，想象中带有误读地构建起一个知识体系。今天的学生更准确、快捷地掌握这个艺术世界的信息，少了那种误读和想象。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艺术可能永远没有真正精准的把握，最精准的就是你在作品前的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会不同，因此我会在意误读和猜测，那个过程特别让人无助，但也有一种探险的惊喜。我也认为今天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信息方面很精准，但一定会在别的地方进行信息模糊，会在那个地方进行想象臆造，不然他们的创作不会这么丰富。

另一个不同就是美学上的，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存在一个美学标准的，你也创造不了什么新的美学经验，你只是绕一条别的路再实践一次。但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在尝试创造新的美学经验，并不按照原来的标准来，比如袁松那件作品用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破烂材料，有的银光闪闪，有的是发光的，有玻璃材质的，也有亚克力材料，组装起来产生一种奇怪的熟悉感，用很少的成本实现一个华丽的视觉效果。这种廉价的、粗糙的、笨重的材料跟闪闪发光的材料编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很时代边缘的美学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