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最近的展览计划是什么？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没有关注太多，但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明年4月台湾大象艺术空间的个展做准备。下半年在国内我也安排了个展。联展方面就多很多，但我会有针对性地来进行选择，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正在和我进行接触。

您对参加展览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因素？
这一过程中，我会对怎样进行作品展示有一个深刻思考，我并不希望作品只是被简单的挂于墙壁，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另一方面，在问题指向上，我的作品都有一个明确方向，因此要和整体效果相一致，我想把对作品的展示以更好方式呈现。我的作品更多是关于观念、行为以及纸介表达的。

展览效果怎样，对即将到来的展览又有什么期待呢？
之前展览的指向对我而言都是单纯且直接的，展览形式上既安排有架上绘画，又有装置意味的悬吊和我创作过程的影像，这样就会给人一种置身其中的立体效果。我希望是把本土文化的意义内涵极力表现出来，包括东方的哲学及文化禅韵，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把我的文化观念传达给观众，总体上达到了预期。另一方面，我的作品纯粹并且“形而上”，这和大众的审美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但这样的距离并不是不可逾越，我会更好的在作品和观众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随着观众阅历和经验的丰富，我相信这两者的交流也会越来越顺畅，在作品的表现上，我始终会给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

最开始是一种什么状态指导着您进行创作这种有意味的水墨形式的作品？
最初我并没有刻意的去想到用水墨来做为载体去表现我的作品。但实际这二十年来我所从事的创作又和水墨紧密相连，这一过程中我就在不停思考，怎样以当代艺术的视角去转化和解读现代水墨的属性问题。因而在之后的创作过程中，针对水墨的媒介和方法问题，我会带有一种强烈的指向性。

既然这样，您认为您的创作在本质上和抽象水墨有一定联系吗？
我个人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联系，而现实中却有很多评论者会以这一背景来对我的作品进行归纳和探讨，这都不太恰当。“抽象”是一个西方美术的概念，而我们有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支撑相应的艺术表达，可能在某一层面，水墨表达带有一定“抽象性”，但这种“抽象性”不等于抽象，所以我所从事的水墨创作一直是一种非具象的表达。
我并不承认受到西方“抽象”思潮的影响，仅仅只是想走一条区别西方，发掘一种中国自己用以表达那种模糊意境的当代媒介和符号形式。在这一逐渐发展过程中，它就会逐渐向中国传统的禅意和太极文化靠拢，自始自终，都是以却别于西方的中国本土文化为根基。

您的这种尝试，即努力寻找水墨形式和当代语境的结合并赋予水墨以当代艺术意义，会给当代的艺术环境现状带来什么影响，它的最大意义又在哪里？
就当今的艺术环境来说，人们所熟知的艺术形式是被普遍接受的西方模式，如“波普艺术”“立体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这只能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更不应忽视中国本土文化培育起来的当代艺术形式，而且这种本土的当代艺术表现形式有实力与西方模式站在一起，既然有了自己的艺术系统模式，这就更有意义。转而体现在媒介上，我们也有自己的形式。
另一方面，我的这种创作方式又有别绘画，并有意识来消解“绘画”这种概念，在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的建构上，我一直在寻找绘画以外的另一种可能性。所以，这些作品既有水墨因素，又有媒介问题，以及文化精神性。这些都是对本土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表现形式的有益探讨，并且这种探讨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那您在创作中还会借助“笔”的表现吗？
到这一阶段，我已放弃“笔”的工具性，直接用手（不是“指画”），直接和身体对话，以身体变化在纸介媒体上发生作用。

我们同时注意到您的一系列水墨属性作品在颜色上又有不同体现，您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的确这样，不同时期的系列作品颜色确实相区别。我的《指印》系列最早成形于1991年，用水墨进行表现，颜色比较重，因而给人一种强烈的抽象性感觉，表达效果不太好，之后就放弃了。2000年开始转向红色，并有意识强调“契约”这一概念，同时“红色”又凸显了生命的意义，因而整个表达方式启用了“红色”这一文化概念。这一问题解决之后，再向前引申就是我之后的灰色水墨系列，借助水墨这一形式来体现禅意及相关的文化属性。
2007年我又把思考问题的角度转化到水墨材质本身的表达上，把材料再发挥以寻找另一种呈现可能，努力尝试去直接调动“纸”本身的属性，这一过程始终纯自然，这正是我创作《指印•2007》的思想基点，于是在自然中创造了自然。在纸上直接发生作用这一过程，其实又和雕塑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又开始借助雕塑的表现形式。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得以实现，但我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认识。

这一持续过程中，您会为观众无法全面理解作品的表达思想而感到困惑吗，您又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来调和作品表达和观众理解间的距离？
我一直没困惑过，无论观众理解与否，我一直坚信这条道路的存在。毕竟我对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形而上”，这就说明它和大众相区别，不可能产生那种广泛影响力，它又是一定方向上的深度探讨，和大众间的理解有距离，也属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艺术应有多种表达或呈现方式，这其中也当然包括文化层面上的结果，而且就现在的艺术环境来说，这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和努力必须且不可或缺。
对于这种矛盾的解决，恰如之前所说，我会始终留给观众一定的想象空间，随着观众阅历的不断丰富，这当然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简单介绍下您新近创作的作品？
从2007年9月起，我就开始尝试以一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来丰富《指印》系列，并试图直接和纸介媒体发生关系，即后来出现的这样一个状态，自然的水在自然的纸上创造出凹凸不平的画面感，这也是用文化概念来创造艺术表达的一个单纯过程。

那您在创作方向上会逐渐向雕塑靠拢吗？
这个说法并不成立，我只是把这种创作方式变成了一种方法，其实当这个方法应用到其它媒介上时也是成立的，只是载体不同而已。我始终坚持对中国水墨的当代性解读，而雕塑的出现使我看到了另一种媒介表现的可能。

这些艺术表达过程间的转化源泉，您是全凭思考获得还是会借助一些其他方式？
在实现过程中，我并没有具体到山水境界，这一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心灵，是一个大的自然空间。同时我也会保持对整个大宇宙观的不断思考，只有关于心灵的回响，创造出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

文/魏华  Art Exit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