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1年4月12日下午3：00 
采访地点：北京今日美术馆2号馆 
采访记者：朱莉
文字整理：胡译文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您好，展览开幕酒会当天有很多朋友到场，像刘小东、包林等，您能说一下当时的心情吗？

李迪（以下简称“李”）：对，这次展览的名字叫“二十年归国汇报展”，我的这些老同学老朋友也是我要汇报对象的一部分。以前大家都在一起上学，90年离开中国之后，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做个展。我请这些老同学到这里来看看这20年我的一些作品，算是一次汇报。他们能来我非常高兴，有一些同学也是十五六年没见了，所以这个展览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像一个磁铁一样，把这些老同学都吸引到一起，大家在一起交流，聊聊旧事，非常开心。当然这里面还有部分同学是一直保持联系的，每年都会在一起聊聊相互的情况。

记：这次的展览命名为“在内心中奔跑——李迪二十年归国汇报展”，这个题目是您定的吗？还是和黄笃老师商量的？

李：最早我们在筹备这个展览的时候，并没有在题目上花费太大的心思，记得在和艺术国际的吴鸿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了这个展的题目，他看到我的一件作品叫“在内心中奔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我也觉得这个题目很能代表我现在的状态，就跟黄老师建议用这个题目，最后就定了下来。

记：您和黄笃老师是第一次合作吗？还是之前也有过合作？

李：跟黄笃老师是首次合作。我和黄老师是美院的校友，在学校时就认识。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大家彼此很了解。这么多年他在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策展方面的活动我都很关注。90年我去了德国，在德国受到德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对于我的转变他也比较了解。后来他看到了我2008年以后的作品，觉得很有意思。我相信是我的作品打动了他，而不完全是情感。因为黄老师是一个很严肃的策展人，他不会随便策划一个展览，他都是有选择的，他认为有价值，有代表性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有特定案例的作品，他才会来策展。

记：您大概介绍一下这次展览的情况，包括展陈上，选取的大都是2008年以后的作品，在布展上有什么讲究的？

李：这次的展览就像刚才谈到的，都是08年以后的作品，这些作品超越了我在90年代的德国表现性绘画和新野兽绘画的痕迹，我个人的感悟和语言更强烈了，这个展览中我把我的新作品作为重点，推出来展示给大家。但是这个展览中我还是把一部分早期在北京的时候比较有代表性的以及80年代末期的作品也专门带回来，相当于是北京——德国——北京这样一个思路，包括这个展览中有5件作品，是我这次从德国回到北京后在北京画的。

在展览的布局上，一开始是考虑按照一个线索来做，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打破这个线索，这也是主要考虑到整个展览的效果。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国外做过很多次展览，在布展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绘画如何与空间结合的一些处理。现在比较流行的艺术包括装置，影像，实物等等，本身就可以跟空间发生关系。相比较而言，挂在墙上的绘画在视觉上就会少了一些冲击性，我也是一直在思考，如何让绘画既挂在墙上，同时又与空间发生关系。

记者：德国表现主义的那种风格在您的绘画生涯中持续了一段时间，您是在出国前就已经这样画了呢，还是到了德国以后，才开始这样画的？

李：出国前我就已经开始了表现性绘画的尝试，但真正从事表现主义绘画是从1986年开始的，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在国内最重要的尝试，是1989年的中国表现艺术展览，当时有很多艺术家参加，包括现在美院的马路老师。这个展览是我在86年到89年去德国之前的一个探索，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总结。在这之后就去了德国，在德国的第一个老师HP Zimmer（汉斯·彼得·齐默尔），是德国60年代一个叫足迹的小组成员，主要从事表现性绘画，比巴塞利兹还要年轻的一批艺术家，当时他们的展览还受到了欧洲绘画大师杜布菲的支持，我一开始就在他的工作室做研究。后来我的老师是Walter Dahn（瓦尔特·丹），他是70年代末德国新野兽派绘画的领军艺术家，跟他在一起绘画使得我的绘画从单单的表现性走向更自由的境地。在国内我们更多地还处于建立的过程，但是在国外更多的是打破，打破之前已经建立好的东西，建立属于自己的更自由的绘画语言。

记者：1985年，您的作品《多思的年华》在青年美展中获奖，能给我们谈谈这件作品吗？另外，80年代那批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今天您回国后接触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有着怎样的不同？您的感触是什么？

李迪：说到80年代那批艺术家的创作状态，那时候刚刚摆脱了文革的束缚，又正好赶上改革开放，艺术和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年轻的艺术家，我们确实是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激情，也有一种真诚在里面。因为那个时候，市场是不存在的，我们做艺术也从来不会想画的价钱什么的，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我们在想，文革时期的艺术是脱离了艺术本体的艺术，完全是一种宣传画似的政治任务，而个性的表达是很少的。80年代初期我们接触到了西方古典和现代的艺术流派和作品，把我们带到了一种变革的道路上，我们希望的是让艺术回归到艺术原本的状态上。所以当时大家更多关注的还是艺术语言上的探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艺术语言、形式上的追求是非常前卫和革新的。我觉得从80年代初一直到我出国之前，中国的艺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当然在85年以后，各地团体的艺术就比较风行了，包括厦门达达啊，北方群体啊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时候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狂热的状态。

记者：您86年毕业以后留在4工作室任教，从那个时候开始，您就开始探索表现性的绘画，是这样吗？ 
李：比那还早一些，因为如果没有早期的一些转变我也不会去4画室任教。

记者：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油画系一工作室是西方很传统的古典风格，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一工作室呢？ 
李：我在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很骄傲，因为自己可以在一工作室做学生。我很喜欢伦勃朗、维米尔的作品，他们都是一些超越时间和时空的大师，到现在仍然很喜欢，这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但是作为个人语言的表达，从我当时的《冷香》和《多思的年华》这两件获奖作品，已经看到了我的转变。那里面已经不完全是古典主义的绘画，里面已经参杂了象征主义的东西，一种平面的、装饰语言的痕迹在里面，而且画中的那种场景也不是现实的场景，而是一种主观的、创造的场景。这件作品已经与传统的绘画脱离开了，但是它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表现绘画的风格。

在那之前我去了一趟西藏、青海，看到了一些中国传统绘画，像壁画，大的雕塑等，那一次给我很大的震撼和触动，中国的传统绘画渗透着一种力量，虽然它们不是表现主义，但是它们的这种力量是超越古典美学的，传达的是一种精神的东西，像云冈石窟中的造像，它表现的是魏晋时期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而不是唐代世俗性的东西。于是我也在寻找一种题材，与我内心的东西对接。后来回到北京，在85年的时候，我非常失落。按照常理，对于一个年轻艺术家来说，作品刚刚获奖，也被收藏了，大家都非常认可，那么他一定会按照这样的风格画下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风格是成功了。但是我个人从内心里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心里所思考的东西，再用我那样的语言，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再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寻找一种能表现我内心的语言。后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了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的作品，像巴塞利兹，里希特等。还有就是当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劳申伯格的展览，那个展览又把美国的艺术带到了中国。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我很震撼。这时我就发现艺术语言是个无穷大的空间，这种语言可能并不在外部，而就在你的内心之中，只不过可能你没有挖掘出来。所以说我走的这条路，可以说是一种摸索，包括到了德国的一些尝试，亲身体会到了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加坚信了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这次的展览，我自认为是把我比较成熟的状态展示给了大家。

记者：那80年代末，您和一些同学朋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也会对您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说马路老师，他也去过德国留学，他的作品中表现主义的痕迹很重，能谈谈和他的交往吗？ 

李：马路老师是最早一批去德国留学的艺术家，他是我的学长。他曾在中央美院的陈列馆里面做过一个个展，他当时也是在寻找一种更个人化的语言。89年我们合作的那个展览，他拿出的作品和他最早的那批作品已经不太一样了，开始进入一个比较个性化的阶段。我当时的绘画还都是比较直接的。像刘小东老师来了以后看到我的画说了一句：“哇，画的很暴力。”我觉得说的非常形象。就是用油漆，很强烈的色彩，直接在画布上扫射。

记者：其实那个时候您的艺术之路已经很平顺了，在美院油画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预见得到，如果当时您不去德国，可能现在在学术上，商业上等很多方面应该会更成功，更权威。那现在回过头来，您怎么看自己当初的选择呢？

李：我觉得人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一种就是随着自己的内心轨迹去寻找，一种是随缘。我就是一个寻找者，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容易满足于现状的，而且我是一个经常自我批判的人，常常自己打破自己，否定自己，在打破自己之后地再建立。像刚才你说的，如果我当时按部就班地走下去，可能现在会很不一样。恰恰是因为我没有走预设的那条路，而有了我个人的建立，这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是一个怀疑者，一旦有某种成功，我是会怀疑：成功真的意味着你内心深处的东西被挖掘到了吗？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了？我是一个善于挖掘的人，只有不断的挖掘，才可能不断地认识自己，深化自己。因为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你年龄在改变，周围的生活的改变，经历的改变，这种变化很自然地会影响到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更会影响到我的艺术创作中。我特别关注在变化中的一种矛盾性，对立性。往往是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之中，才会产生一种思考，这种思考我认为就是我的艺术中内涵的东西，我的语言就需要这样的内涵。

记者：您的创作，08年是一个转折的节点。我特别好奇，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导致了您有了这样的转换？

李：其实之前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之前的一年里我一直没有画画，一直在沉淀，总结过去。之前的东西你们也可以看到，表现性的痕迹比较重，色彩比较华丽。说到08年的转变，其实我在00年之后就经常回国，与国内的环境接触得更密切了。我突然有了一种我的艺术要回归的愿望，回归到一种自我的东西，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凭空想象，都是与我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从08年开始我进入了一个写意的状态，当然可以继续称之为表现性绘画，但是从中国的意义上讲，称之为写意性绘画，它更直接，更单纯，更简练，更加直抒心怀，有一种贯通的气场在里面。这里也有一个之前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就是90年代我们经常探讨的油画民族化的问题。在欧洲走了这么一段路之后，我觉得对于语言的探讨，仅仅停留在语言的结合上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不会有质的改变。这种油画民族化的问题，不是有意的存在，而是无意地存在。比如说，我在欧洲的时候我看了石涛的画语录，还有八大的作品。我把他们和欧洲一些很伟大的艺术家作了比较，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格。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首先要有非常独立的人格，要有理想，这种艺术就是人的艺术，它已经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的界限，超越了地域的界限。今天我们在谈到国家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域，其实换个角度讲，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应该超越这个界限，就像伦勃朗和维米尔，他们的艺术是超越了这一切的。

记者：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您现在的工作重心是在中国还是德国？

李：目前是在德国，在德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次回来，希望与国内的美术圈子有更多的互动，因为我的作品这次拿回来得到了很多同仁的好评和认可，他们也希望我能在中国做下去。希望今后能在两边有所发展，跨越国界。

记者：谢谢李老师！

李：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