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王少军（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雕塑学会《雕塑家通讯》主编）
《学院雕塑》杂志社（以下简称“《学院雕塑》”）：您在艺术创作中一直致力于当下中国人文精神的梳理与塑造，“找到自己，找着自己的语言，要说清自己的话”，那么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复杂语言环境以及本土人文语言的探索的？
王少军老师（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像这种话题不光是对于中国美术界，乃至对于文化界都是一个很核心的热点问题。之所以热点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整个中国正处在一个有所思考、开始沉静下来的状态中。这个话题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最近我也一直从这么一个角度来思考许多问题。包括我们研究自己或者研究他人，其实都是在研究分析中国的文化问题。 “文化定位”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涉及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文化终究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所以文化价值观还不等同于经济价值观或者物质价值观。比方说中国加入世贸了，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美国离不开中国了，大家在这个层面上是有共识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文化上中国还没有到这么一种境界，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还没到这份上，为什么？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在文化的自觉上还是有点滞后。我认为经历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文化需求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现象，有这么深厚文化基础的大国，它的文化人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还是最初的那种状态，看什么都新鲜，都出于好奇学一学。但对于自己身份的界定这件事还没有完全开始做，或者说做的还不够，我们不能否认，从改革开放第一天起，文化人就有这种意识，但是这就像一个孩子还没到成年，他对于世界的了解和学习的过程是一样的。中国虽然是一个传统文化很深厚的国家，但近百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它曾经是一种隔绝自闭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也出现混乱。在吸收的同时其实要有一种文化的自主状态，比如说五四运动，那时的文化知识界的状态也应该说是在思考路怎么走，但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我们有了几次选择，比如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也是一次选择，一次机会，或者说是一种条件。这个条件可能就是我们终于能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有一个参照系，我们象是在镜中看到了自己，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回到当下来讲，我现在思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身的生活？生活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放弃或忽略了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而一味的回到过去或者说一味的面向西方，过一种并非现实的生活，它的本质是不成立的。在此时，对世界文化的成果我们了解了，我们不存在知识盲区。重要的是要选择一种自我认定和更加面对现实的状态，一种生活的责任，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了，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不是从西方引进什么，而是要解读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质，怎么去解读它，这是作为成年人的一种责任或者说一种应有的状态和能力。面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人做出各种表现，比方说有一种是大声疾呼的状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彻悟，处于对中国整体文化思考的紧迫感、责任感，他去呼吁、号召，宣示自己的主张，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加个体的状态，切实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作为艺术家，切实的感悟自己周围的生活，或者分析自己所处社会，解读它的内涵，这可能就是一种更切合实际的。所以我并不觉得所谓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狭隘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深意的理念。你如何去领会这个理念十分重要。我这么说是针对某些现象来说的，比如说有一种偏激的民粹主义的宣扬，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没有好处。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比物质的影响还要快。它是一种穿透力很强的东西。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信息爆炸与共享的时代。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所有角落。所谓的民族传统也绝不是对立于西方文化成果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是很可笑而不切实际的。我们是在寻求进步，而不是愚蠢的民粹主义的孤芳自赏。尽管文化艺术是具有民族色彩或地域特点的。但它已然不是现代社会中所追求的核心人文价值了，这也涉及到教育问题，是整个国民教育的问题，你怎么处世，怎么去生活，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的态度，或者说是对人格塑造的一个基本教育标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和西方的问题，他是一个对智慧的培养和挖掘的问题。在我作品中的一些符号，一些语言，是完全个人化的，但是可以折射出整个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某种特征。
我觉得我们最初的经济改革造成了现阶段的这种结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智慧或者说策略。事实证明了这种策略成功了。但随着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生活观也在深受影响，发生着思想观念的变化。“山寨”产品就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它是对先进成果公然的剽窃，这种现象暴露了单纯对财富追求的负作用。更可怕的是经济运作手段和观念已经直接渗透到了精神领域和人格领域！本质上讲艺术是纯粹的精神属性，他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一种干净的思想，才能够有崇高的品象和内涵。物质丰富没有任何错误，不管我们对于“山寨”产品多么自责，关键是我们如何反思和检点？我们的信仰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更崇高的东西？物质可以变得很重要也可以变得很次要，我们如何纠正这种现象？使我们整个民众都有了一种更高的精神向往，这就是我们文化艺术领域需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的专业使命。我们既要用财力物力武装自己，又要使得我们的精神产品更加高尚、更加伟大、更富有智慧、更具有文化价值。我们开始梳理，我们开始回头看我们祖先所留给我们的那一部分珍贵的东西。我们又要重视所得到的一些更现代更先进的东西，我们就是为了进步。我们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的自觉性则不是个别人的责任，我指的是一个总体的趋势，是对于整体的要求，任何人都推卸不掉。可能大家角度不一样，包括成功的和仍然默默无闻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们的内心恐怕都是在寻找这种东西。这是一个大的社会内在需求。
《学院雕塑》：您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教授，并且是教学实践和改革的中坚力量。您是如何看待“学院雕塑”这个概念的？您认为在新时代条件下，有必要重新理解或定义她么？学院的要求和目的是什么？
王：这个问题还是挺复杂的。可能需要更加广泛的、在学术层面上更加深入的梳理。因为无论怎样，中国现代化的学院教育乃至这个概念都是很短暂的历史。尽管我们古代有过经典的中国式的教育方法和系统，有丰富的传统资源。可是我们的现代学院教育还是有一个很强的西方背景的。甚至有些专业上的具体学派都是因袭西方而来的，现在的美术学院教育也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个人把学院教育解读的非常简单，一个学院一定要有一个针对社会的总体的系统性的专业教学体系的建设。这里面特别涉及到专业的知识教育，一定是要成为一个体系。具有系统性、传承性和稳定性的专业教学体系就是学院教育。比如说中央美院，她完全是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个体系化的教学。这个体系不是轻易可以撼动的。而且这个体系是受制于社会的，或者说这个体系是根据社会需求而形成的，西方社会的文化艺术的演变决定了她今天的一种教学模式，而我们的社会演变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走到今天还保留了写实主义，这在西方是少而又少的，它已经不是主流了。但它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正常结果。它与社会变革的需求是匹配的。现代意义上的西方艺术是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引进到中国来的，并且非常迅速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也包括我们的教学，包括我们中央美院作为一个传统的写实主义教学基地也演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格局，出现了现代艺术教学与之并列的状态。我们雕塑系已经出现了材料与观念的教学，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问题，就像你提到的问题。当我们的学生面对社会需求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直接跟教学发生联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坐下来进行这个学院艺术的谈话呢？实际上因为它带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有一个社会需求 在里面。我们的现实决定了我们这种并置或者说多元存在的可行性。这反倒是激活了我们对传统体系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已经在体系的内部开始反思了，写实主义这套东西它究竟是不是原封不动为好呢？还是我们要重新认识、面对现实、面对当下重新加以思考是否可以革新？一代一代的教师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自身已经带来了新的成分，这种内因的需求更加强大。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了，那时候仅仅是注重西方的样式的东西，对于西方艺术的内涵和社会成因不是十分了解，我们就直接冲着技法去了。但是到今天，我们突然意识到西方艺术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内因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思考。问题已经提到我们眼前了，这种反思在学院里面反倒具有了一种更为强烈的状态。因为学院必须要面对这件事，需要做这件事，我们不可能视之而不见，肯定要进行思考。所以学院教育问题的提出以及我们去总结、分析和梳理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其实我们解决了它也就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有些学生毕业还在抱怨说我接不到活，产品和需求毫无关联这是很荒唐的事情！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如何面对传统，如何把传统往前发展，我们如何创造更适合中国的当代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些都变成了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作出努力并带来可能性。所以我不认为传统的东西就不现代，你要想走入世界，你就必须做自己的事。你必须要从你的原点做起，你才可能会完整，让人家接受你。作为世界家庭的一员，你应该把属于自己的智慧奉献出来并做的充分。如果你落后你谁也代表不了！你得先进！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太多的为了基本的生存而活着，为了活的条件更好而竞争，而艺术哪里是竞争的事情啊！我不觉得现在的我们多么多么的缺少物质，现在我们不能再强调这个理由了。所谓“穷则思变”，我倒想再加一个注：在精神上也一样。艺术家的责任也就在这里，追求精神的崇高、关于信仰的崇高、追求人格的崇高。这是我们的使命。
《学院雕塑》：那么，您对于今后的雕塑教学有何展望呢？
王：美术学院将来的趋势肯定是会更加当代，包括写实主义教学体系也会走向当代，我们不能把它分离出来。我认为最新引进的西方的东西只是一种新的创作模式，或者说用一种新的材料语言来表现一种新的观念，这个在本质上与传统艺术是一样的。把当代艺术的发展、教学跟社会联系起来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是从教学角度来讲，首先要明确给与学生的基本东西是什么。比如中央美院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课，这个材料课的概念其实就是一种现代的新的材料语言技巧的传授，他有系统的教学的方法和目标在里面，比方说在表达观念之前你先要对某种材料特性、语言的认识，包括不同处理方法产生的不同的语言效果。此外还需要从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从对材料认知的实践过程，以及对西方成功艺术作品的分析和参照，再加上个体对自身在社会环境和文化中的确认，这些综合起来我们来给予学生一种关于现代艺术创作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要领。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的美术学院材料教学或现代艺术创作方法教学的基本内容。这个确实是与传统的泥塑写实模式的教学体系完全不一样。从教员到学生都是很新的。但是就我们现在积累起的这些教学体系还是没法像传统写实主义体系那样严密。所以说仍然需要时间把它建设成一种严密的学术课程系统。
《学院雕塑》：在这方面，似乎学院在面临新艺术、新材料、新形式的选择时，总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那么假设我们能不能不按材料、形式分类教学，而是按照基础知识到方法论，再到塑造语言和思维结构，最后到物化为作品这样一个流程来走，因为这样的话你用什么材料都可以。
王：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设置的是不同材料的教研室，他们只提供技术知识，至于观念、思想与意识形态我不认为在美院几年里面就能够培养出来并形成成果。艺术家不是在美院里教成的。在“技”和“艺”的选择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承担“艺”，我们从人格和道德上都可以给学生施加影响，但是艺术创作不是五年之内能成型的，它只提供一种可能。所以我们强调知识的复合性，多层面的知识结构，使得学生发展的可能性更大。整体上讲中国的艺术发展也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现代性，不可能固守在一种模式上。我们的教员也不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来教学，不断会出现新的教学思想，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教学方法。人也在换代，教学体系也在演变。其实这也涉及到了一个美术学院如何往前发展的问题。但如果把“学院”的概念理解为是实验性的，我反对。我相信中国的学院教育会逐渐走向更宽广、更丰富、更多元的教学体系，这是一个必然。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传统艺术会越来越相对的独立，更纯粹、更鲜明，它会从这种最初的互相渗透、模糊不清的状态下抽离出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而越来越纯粹，界限越来越清晰。
《学院雕塑》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