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老师您好，您最近的展览是在798举办的个展——《出纸三分》，这次展览中的作品都是一些身着对襟长衫的光头男人形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文人的形象，您是有意这么去塑造的吗？
王少军：当然是有意的，我是这样理解你的问题，你关心的是我这批东西产生的前因后果。这批东西的产生不是特别偶然的，几乎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不断创作的必然结果。为什么说是必然的呢？在此之前，我很长时间的创作是针对我所在的现实生活。我学习的背景也是写实主义，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运用这种手法来表现很现实的生活。这么多年下来，从形式上总结，所作的写实类肖像比较多，而且多数是社会精英阶层。我之所以对这类人物比较有兴趣，是因为我更关注人成长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人的生存状态。并且通过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很婉转的表达自己对艺术的观点和看法。但是这种形式走到这些年会发现不能充分的满足我的需要。我这次的个展的名字叫做“出纸三分”这个名字也非常有意义，我和我的策展人也反复讨论过，对我个人来讲也带有暗喻，就是已经从曾经的框架中走出来了，但是不多。所以说，这批作品和我这么多年的创作是有联系的，只不过我是有意的制作出来这么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通过数量不断的增加，他已经概念化了，有点符号性了。这个形象其实是我想要传达丰富内涵的一个载体。

记者：这是不是也是您自身一种文人情结的表达？
王少军：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些作品都会有这种问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总觉得这并不是全部，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他对社会外部反应的一种宣泄，是他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并不见得想要把这个形象把握的多么具体，甚至，我自己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都将他看做是一个视觉符号，使得我的作品更有一种广义的文化价值。能看懂我的作品的朋友，的确能够从中感受到超脱的情怀，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烦躁不安，能暂时忘却或被消解。我并不想去说教，艺术作品重要的作用是一种视觉与心灵的通达。

记者：您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安静很超脱的感受，那么您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是不是也达到了这种境界？
王少军：我是这么理解，我创造了这样一批安静的作品可能正是因为我的需要。我的这些作品就像是我为自己准备的一剂药，我越创作下去越能感受到他的药性在发作。很多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点能量，但是并不夸张。我一向觉得艺术品并不能产生很大的能量，是很淡的，并不是马上奏效的。艺术品对于艺术家来说，首先是自己心灵的需要。

记者：您之前的作品，比如《都市言情》系列都是以写实的手法关注人与人的关系，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与这次展览的反差是非常大的，这肯定不能一蹴而就，能不能为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王少军：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感觉突然，感觉变化很大。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其中你们所看到的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形式的变化，我把具体的人变成了隐喻性的、符号性的人。但是，你注意看我近期创作的这几件，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之间是存在变化的，我关注的并不是外在的形象，而是一个人内心的独特性。其实这和我那些在地铁里的人是一回事，只不过那些更通俗，那更像贴的标签，他是一个学生，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妇女。人们习惯看那些具体的人，就会觉得这次的作品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老是做一个人和奇怪的姿势？我在创作中希望一直向前推进的就是做为中国艺术家，我们该如何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

记者：看您的这部分作品，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已经脱离了尘世，是一种归隐也好，是一种逃离也好，但是实际上这种入世的关怀是依旧存在的。
王少军：对，你这里说到了逃离，这个很形象。我觉得这么看这些作品正是一种警示。因为当所有人都步调一致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脱离了这个群体，这个人一定是醒目的。一定是会带给大家一些警醒的认识。所以，所谓的孤独，未必是坏事。这个世界有太严重的从众心理，只要你和别人一样，就不会犯众。我认为在总体上这种从众心理是稳定的需要，但是在某些阶段，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可能暂时不被人接受，但这是一种沉静的思索，就像我这部分作品，恰恰是因为安静下来了，所以才让人觉得有所不同。这是我很想达到的一种目的。

记者：从形式上来看，您的这些作品也带有浓郁的东方色彩，您所运用的技巧也不都是西方写实手法，是否还从中国古代的佛像造型手法上吸取营养呢？
王少军：这个形象本身，包括着装、着色我都不否认是借鉴了中国的元素。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中国形式语言的东西，并不是我在技巧上的卖弄，来标榜我对于传统的借鉴。因为我要表达的内容是很中国的东西，所以我的形式手段也必定要用传统语言。我希望不管是中国传统，还是外来传统都能为我所用，我并不排斥任何东西。西方的写实技巧我依旧在使用，我并不在意我学院出身的背景，我更关心的是我的作品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在表达自己的思维。语言并不重要，只要所表达的是真实的。中西融合，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对于继承和创造都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许多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其实就是外来，在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新奇的艺术手法吸引了我，就为我所用了，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的东西。其实这不是我特别关心的，我更关心是不是还有一些更具内涵性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去寻找和揭示。

记者：还要问您一些关于教学的问题，您既是艺术家又是美院的教授，那么您认为学院教育能为未来的艺术家提供什么？现在有关于“技术”与“观念”的讨论，您觉得在学院教育中，两者孰轻孰重？
王少军：这个话题特别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美术大学的发展，关乎到一个国家美术教育取向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院校，不外乎具有两个层面的功能：一个是专业技能层面的训练，一个是有关青年思想的成长教育，我认为这两个层面都很重要。观念是什么？观念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东西，还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有关人的精神成长的重要方面。一个名牌学校的稳定的、持续发展是因为它能够保证这两个层面的高度系统性和持久性。这个责任要学校来承担，学校压力很大，不容易做圆满，可能以后还要面对这个问题，来思考来解决。

记者：最近有毕业展，我觉得雕塑系的展览很出彩，起码在形式上比较新颖多样。雕塑材料的综合和手法的新颖，使雕塑与装置与观念艺术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从评奖结果来看手法和观念很新的作品也的确受到了好评。这会不会让学生觉得技术没有观念重要？
王少军：近些年来，雕塑系教学、教改都很活跃，实实在在的把一些新的材料和艺术形态、艺术理论不断丰富起来，在教学中融汇起来。雕塑系一直在大发展中保持了传统有实力的主干教学体系，这个成熟的教学体系给了后来新的学术课程的介入一个强有力的参照，或者说也是相互渗透。写实主义这套东西，首先注重形式本体语言技能的训练。这一点不可能从后来新建设的学科来实施。所以对这些新艺术，我们还是很重视它们特有基本技术的教学。很多人认为装置性的艺术不需要技术，这很肤浅。我不认为那些西方的大师不需要技术。其实技术、材料、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观念就体现于材料的编织过程中。

西方新艺术发展中形成的一套技术和观念交织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的教学，在咱们学校未必能达到我们传统写实雕塑教学的严密和系统性，从师资到生源，还是跟西方的发展有很大距离。不能因此就贬低它的意义和存在的资格。我觉得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把艺术看成社会发展和人的需要的一个东西。艺术是需要形式的，形式是需要变化的，大可不必为写不写实了焦虑，我们坚持各自的追求就够了。

记者：您平时生活中还有什么爱好？
王少军：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古玩，特别是最近有很大的兴趣。是我的创作使我不自觉的去关注、喜欢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像什么文玩，古家具，特别是小件的东西。有人开玩笑说我玩物丧志了！这些东西文化内涵很强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其实特别会享受文化的美感，他们特别有文化。如果能读懂古代文人的遗产，才会如梦初醒！我们生活中增加了更多的枯燥无味，生生把你的生活用具弱智化了，我觉得一点都不美。但我一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笔架啊砚台啊，附加了那么多关于美的讲究，遗留下来的东西真叫玩意儿！质量的保持都因为他们讲究，这对我们现代文人应该有很大启发。但是我也没想在作品中加很多外在的东西。我更想的是，现代人能不能从精神上跟古代人沟通？外在的很容易中国化，但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东西。现代中国照样可以很中国！

记者：您最近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王少军：真的是有计划，但是现在不好实现。美院的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业余时间很少。我本来想连续做展，但很难实现。我还自嘲我的作品都长出绿苔了，心里很着急，但也很踏实。因为我劝别人要慢一点，不要着急，静一点。我对自己也这么要求和提示。着什么急呢，我有空就去做了。平时一些构思的素材，挺多的。我现在总这么想，零星的时间很难静下来，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我盼望假期，但也很难保证全利用到创作中，总是有一些意外来打扰。我就慢慢攒吧，看什么时候能攒够下一个展览，呵呵！

记者：谢谢王老师！我们很期待您的下一次展览。
王少军：我会努力！

艺讯网记者：周彬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