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FUS
地点：798东8区
陈文令在798最新的展览《紧急出口》还没有结束。这次他把麦道夫顶在了墙上，没了之前的艳俗感，多了一份人文关怀。在采访中，没有过多提及新展，更多的是他的童年和成功之路的开始：《红孩子》。这是他被关注的开始，也是成长必需的土壤。

记者：是怎么想到要做《红孩子》系列的？
陈文令：红孩子系列，是我经过很多的实验之后，我发现：我从小怀着一个远大的大梦想，一直在追求梦想的幸福的彼岸。我一直追，一直追，岸好像一直也在跑，追不到。我从村里面到镇，我觉得这个岸在镇里面，我到那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岸好像跑到县城去了，从县城跑到厦门，从厦门跑到北京，其实它只是一个动力。你不懂得体验幸福，那你永远没有幸福的，一直满足不了，弄的很苦恼。后来我得的神经衰弱，很严重的神经衰落，很焦虑，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钱。98年，我去找医生，医生就跟我说，你就是焦虑过度，这个是病也是病，不是病也不是病，你放松它就好。

后来我想：那好，既然是要放松，那我就回我老家，回去修养了一个月多。我回去的时候，那边的山川，河流，田埂，家人都在我身边。在小溪里面光着屁股，捅蜂窝、捕鱼、抓小鸟，这种生活激起我童年的记忆。我其实是在追逐命运和幸福的过程，我曾经很幸福，但是我没有体验。一个丢了鞋的人，非常痛苦，但他看到两双鞋都丢的人还在快乐的时候，他可能会豁然开朗，觉得我没必要那么伤心，就一双鞋嘛！我觉得幸福当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

村里面一个小孩子，叫山木，其实他一点都不木，我说，你会失眠吗？他说什么叫失眠？我说失眠就是睡不着觉嘛！他说他不会睡不着的。我后来问我姐姐的儿子，他跟我讲，失眠他是会的，我说你什么时候失眠？他说你带我去厦门的时候，我就失眠了，兴奋的，儿童跟成人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我就想，要把这种生命感觉做出来，我就做了小红人，做出来之后在厦门展览会引起轰动，到广州参加三年展会引起普遍关注。

他们说，我提出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精神状态，那种瘦嘎嘎的，还在那在笑的状态。

最开始展是在海边，租了十五几条船，作品放在船上面。一米多高的红色小人，玻璃钢做的，玻璃钢很便宜，是最便宜的，他就像塑料一样，我做了100多件。

当时有一个台湾商人赞助了20几万，自己卖了一套房子，比较小的一套，做了100多件作品。当时想来北京展览，找不到地方，北京我不熟，谁也不理我，找不到一处立足之地。后来我就回去，北京展不了，我在厦门肯定要展出来。

厦门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有大海。北京也有海边，但是那是北戴河，完全是两回事。我要做一个我具备的条件而你们不具备的方式展览。我要用农民起义的方式，做一套也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作品！蓝天碧海，黄沙滩、绿草地，红孩儿，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种关系还好的了，你在大城市可以做，但是你的成本巨大，你请不到观众，谁会打一个车去北戴河，看一个小红人在海边的展览。但我在厦门，我要在海边展！

这套作品，就是这么产生了。而且改变了我的命运，而且是深深的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时，我开始走向新的一个轨迹。我从小7、8岁的时候，一直爱艺术。但一直爱到2001年艺术才真正爱我一次。以前它不爱我，等于说我一直在追，没有任何回报这样子。

时间其实也正好。2001年我才30出一点点头，不太早，也不太晚。太早我受之不起，太晚我来不及，50岁了，时间不够。

记者：当时就是小红人轰动之后，你心里有变化吗？
嘉宾：我有变化。那时我觉得，不要怕人家看起你，也不要怕人家说你穷，边缘、低层。这都无所谓，你要拿出一个成绩来证明，你不是这样的。

96年的时候，我在鼓浪屿做雕塑。鼓兰屿神经病患者很多，就像北欧一样，特别美，就是神经病患者特多，很奇怪的。鼓浪屿美的不得了。当时我租的工作室边上就有三个精神病患者，他们有时候三个人会坐在一起聊天，神经病患者有他们的语境。我就天天在树底下做作品，我也不上班，那里蚊子多，整天咬我，窝整天自己打腿，乱打。他们问我，小陈不是神经病吗？整天也不上班。这种话你一听，就会有触动。我是一个正常人，在一堆神经病里面，我却变成是神经病了。我是神经病里面都是神经病，你说我有多边缘？我不能再边缘下去了，不能再消沉下去了。  展览之后，我能证明说，几年之后的陈文令证明了几年前的“陈文令”不是疯子，成名之后，我已经上了一条正规的路。

 “成名”这个词，我是不太喜欢的。什么叫“名”？我对名是不信任的。尤其在今天，“我是名人，我出名了”，我觉得这是很可笑自我状态和自我描述。它只能说让我上了新的跑道，原来的自己是在瞎跑，没有任何赛跑的规则的情况下，跑的气喘吁吁，还没有奖杯。但从2001年后，我进入了一个体系了，里面是开始已经有奖杯了，那你就要好好跑，这个是的确的。

记者：小红人算是你的原创吗？
嘉宾：很客观的说，原创我是不信的。在这个信息的大爆炸的时代里面，纯粹原创是几乎是没有的。伟大的艺术思想，都是来源各种启迪、各种借鉴。它们影响了这个结果，谁说你东西是绝对原创，我觉得都是胡说。因为原创太难了，每天全世界有几万个展览开幕，你要说这个作品是我原创的，谁敢说？只能说你创造性含量比较多一点，抄袭的痕迹没那么重。现在艺术市场比较商业化，谁的好买，就一窝蜂的上。抄袭非常多，我现在的作品，就被抄了很多，这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点是，一个艺术家只关注自己，其实是很自私的，这种私密是没办法跟人家分享，也就不能提供一种精神诉求。伟大的艺术家，这不是指我，那些大师的伟大，是在最大的程度为大多数人提供精神诉求，所以他们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历史前进中的脚印，别人在分析我这个足迹的时候就会说，以前好像有人做过这样的事，犯过这样的错误，有人揭示过这个的问题，我们应该继承，他的某种经验，对未来社会继续起作用。我是经常被人启迪，我不可能说，我的作品是断裂式的，是独创的，我是不太信这个。学习是很重要的，但学来是要转换成个人的，才有可能有种启迪在后面。也就是说承前启后，你承前是必须要的，但是你能不能启后面，那就难说了。

记者：从1991年到你的《红孩子》系列，好像近有10年的空白期。这一段时间是怎么度过的？
嘉宾：这段时期其实就是我的磨难期，我像被打进冷宫，打进地狱里面在磨练身心，是磨刀的十年，不是砍柴的十年。 这十年我也在做作品，做了很多，雕塑，绘画都有。给人家当助手，打下活，什么事情都干，为生活挣扎着。差不多两三年我是居无定所的，四处漂泊。

记者：因为你平时，总是去国外，就是你发现国外的那种状态和国内艺术家状态有什么不一样呢？
嘉宾：国外的艺术家他们肩膀的那个高度比中国艺术家的要低，他们放松。肩膀是标志的一个人生活状态最重要的一个身体区域。中国人有很多像小偷一样，整天忙忙叨叨，耸着肩。我觉得他们应该垂下来，更放松些，更懂得或者更在乎，生活的质量和人生走的长久。但现在是一味的赶速度，赶路。长久也很重要的。尤其是我40岁以后，走的长度比我的速度重要。所以我也会调整我的速度。

记者：但太慢的话，一些灵感会不会跑掉？
嘉宾：不会的。灵感有高低之分，你不能靠着灵感一直在做，做的那么忙干什么呢？灵感你可以记录它，一个速写本经常记录那是很正常的。100个灵感，停留在一个本子上，然后你把他整合出来，经过比较哪一个灵感是真正有价值的让你去做的。但是灵感不要太相信，因为灵感其实也有点偶然形式的一个特点。它是很多是通过必然特征表现出来的必然性。你说你一个人没有思考，没有独立性，没有阅读，没有观察生活，甚至对这个社会没有爱心，你的灵感不会来的。

记者：能不能这么说，你的整作品创作过程，其实就是你的生活经历的过程？
嘉宾：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当然也是时代的产物。每个艺术家，都逃脱不了这个时代的烙印、痕迹，这是没办法的，文革的艺术家，建国前、建国后。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特点，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很讨厌那种一直强调个性的人。艺术需要个性，但你的个性要有时代的共性。

今天的艺术家和文革的艺术家，就是不一样的，都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们现在再有创造力，最后也是要走向没落的，这也是宿命。因为会有后面的人替代你，但被代替是没关系的。美术史是由一串每一颗珍珠都不一样的珍珠串起来的，你要成为里面的一个珍珠，但也不要不要管下面珍珠比你厉害。你要说你这个珍珠，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了，这是宿命，我经常我也会考虑这个问题。

记者：宿命的问题？
嘉宾：对，宿命。后面的年轻人肯定会超过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可能也超过很多前面的人。这是历史的潮流，前面的人已经成为历史，很快我也会成为历史，这是没办法的。

记者：F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