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4月11日
地点：北京昌平张文新画室
张文新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入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学习起开始从事油画创作，塑造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他与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深入生活，讴歌时代，将艺术创作与生活紧密结合。创作中既有有感而发温馨质朴的生活画面，也有应邀为各博物馆创作的大型史实主题性作品。其中油画《入社去》、《巍巍太行》、《一往无前》、《工程列车》等，分别被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他在艺术园地辛勤耕耘数十年，为国家美术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张文新赴美国讲学，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去感悟另一种生活并展现中国艺术的淳朴魅力。20年后，他叶落归根，回归艺术的立足之点，一方面要汲取创作的动力和激情；另一方面“要把自己的作品留在国内。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张文新先生是一位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创作硕果累累，他走过的艺术道路曲折起伏，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反映了中国一代艺术家为探求艺术真谛，锲而不舍、奋力战斗的献身精神。此次展览，将带来张文新艺术家几十年的生活与艺术创作的真实回顾，也将为我国现代美术史添加珍贵的一页。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创作之路的？
张文新：我出生在天津，我的生活很曲折，我22个月大的时候，年仅27岁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了外婆，从此我在外婆家开始了我人生的起点。
外公对我很好，他带我和表弟去看火车和轮船，去天津泥人张铺子的橱窗前看各式各样涂了色的泥人，外公还买来整盒的彩色粉笔让我和表弟在铺地面的方砖上画画，也许我画画的启蒙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吧。我在塘沽上小学的时候，有幸受到美术老师刘季伍先生的教育。可以说我的蜡笔、铅笔素描、速写、木炭和炭粉擦笔画、水彩等，其初始的知识都是来自刘先生的教导，甚至连油画这个名词也是从刘先生那里听来的。
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位难忘的老师杨辕先生，当时的天津正处于日本占领的时期，他不但教绘画、木刻，而且讲到鲁迅先生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帮助和关切，谈到艺术的灵魂，我听得热血沸腾。我用套色木刻刻印了孙中山先生的像。杨辕先生办了一个绿川艺术研究社，有素描班和色彩班，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艺术社团。我在杂志上见过日本画家小机良平画的关于大东亚战争的一些画，看他的画，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之后我认为中国要有油画，我决心要做中国的油画家。
我生活在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所以民族的意识比较浓厚。1943年，外公把家产变卖完，我们搬到了已经沦亡十几年的东北。1944年，我考入牡丹江师范学校。期间我看了许多画册，艺术在我的心灵引起的震撼成为我日后艺术信念的有力支持。
1945年，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征集禁烟宣传画，我和张德庆老师送画应征分别获得一、二等奖。之后我别了我的第二故乡东北到天津市立艺术馆学习。学期末，我得到一个美国教会5美元的奖金。此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告诉我，可以介绍我到解放区去，那里也有大学，而且是“公费”，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天大的喜讯，于是我兴奋地摔掉了用于画画的墨水瓶。
记者：您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抉择，您是怎样面对的？
张文新：当年我摔掉了墨水瓶到了解放区，被编入华北大学第一部，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马、恩论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美学和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华北大学第一部3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要求进入第三部。第三部是文艺系，有美术和戏剧等。罗工柳老师看了我的速写之后同意接收我。但由于当时处于大变革时期，所以主要还是以讲授政治课为主，而且在教学上还是极左的，这令我很失望。这是我人生面临的一次抉择。虽然如此，华北大学毕竟是我一生艺术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华北大学第三部集中了来自延安的一大批创作骨干，他们没有参加教学，正在创作一批历史画，这是建国早期全国油画创作最活跃的一部分。我每到王式廓家访问，他总是拿出正在构思的草图和其他画给我看，并且讲解关于任弼时的油画构思的思路。张松鹤更是把我当作他的学生和朋友，他创作浮雕时给我讲解浮雕的创作原则。期间我还看了徐悲鸿的大型画展。总之，这些观摩比任何课堂都能使我的绘画知识得到提高，回哈创作似乎离我不远了。
在华北大学第三部毕业时学校计划选我及其他一些学习好的同学到即将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但我谢绝了学校的好意，宁可自己去考“旧”北京大学。
我于是便到北大做旁听生了，在那里学物理。在取得助学金之前我必须为了生活去“刷大像”，画大像每张10块，当时北京大学的伙食费是每月8块。大像画烦了，便做雕塑。我做过列宁胸像和白求恩胸像。1950年夏天，我的数学、电磁学、理论学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但也是这个时期，北京市文化局成立了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那里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美术创作。此时部队画家画出了油画《董存瑞》在杂志上发表，我感到油画有其生存的空间，此时的我面临着自己人生的又一次抉择。我清楚地看到，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而且要不畏牺牲。当我真的拿起画笔的时候，还会梦见在教室里看黑板上物理公式的情景。
记者：您在五十年代初曾参加石家庄烈士陵园、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创作，您是从什么时候由雕塑创作转为油画创作的？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张文新：我到美术工作室工作的时候，当时的美工室有三个组，油画、雕塑和版画，室主任胡蛮问我愿意参加哪个组。看到我有些犹豫后又说组和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严格。曾经短视的极左思想把油画归为大、洋、古，远离普及之类的论调使我不敢提自己要画油画，于是选择了工作起来又是泥又是水的雕塑组。
1953年，张松鹤建议我去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作，那里集合了全国最好的画家和雕塑家，我和画家董希文、雕塑家邹佩珠同在辛亥革命组。自从我走进美术工作室。创作大型主题性油画的义务就压在我的心上。雕塑工作给了我为未来油画创作构思的时间。两年的工作实际上我早就跨出了雕塑的范围。在北海画舫举办的历次画展上，我都是以绘画参加的。我受过的美术教育太少了。艺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结晶于许多艺术家的传承，长久的文化积淀。油画之所以仍被人称作西画，就是因为他还没有中国化。
1952年，团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市少年之家，作为校外培养青少年的社会教育机构的试点。很快我就意识到这是我要表现的题材。那时我仍在纪念碑工作，于是我利用每日工作之余，把少年之家这个题材先画一张铅笔画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年7月，我回美工室把这张油画画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3年，北京市文化局因为这幅画给我颁发了作品奖。之后我又画了《诗朗诵》在朝花出版社出版，还有一系列“小”题材的作品：《女徒工》、《读报》、《徒工考试》等等都发表在了《联欢画报》上。
记者：在不同时期，您的创作具有哪些不同的风格？谈一幅您的代表作品的创作过程。
张文新：1954年，朝鲜战争进入尾声，和平年代已经到来，国内正在开始大规模建设。铁路建设正在全国各地展开，我计划先去北京西面的丰沙铁路。我步行到高原，为了接触时代的脉搏以寻找创作的题材。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了解铁路建设，描绘收集建设者的形象。一路走在刚刚铺好的路基上、施工中的山洞里和未完成的桥梁上。住在建筑队的工棚里，吃在冷风中露天的饭堂，我感到人们的生活都是乐观的，人群里有铁路工人、民工、技术人员，也有从朝鲜回来的自愿军，工地附近还有前来探望亲人的家属和青年测量队员。我必须把这些当代英雄结合起来。1955年春天，因为我要去参加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的学习，这张油画不得不停止。我在训练班的创作课上又提起这个构图，得到马克西莫夫的赞许。1956年，我参加了由全国文联和统战部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去西安、兰州和敦煌参观访问。那时兰州和老君庙之间尚未通车，路局专为我们挂上一节软卧。专车前后露天货车上则坐上了一些工地旅客，行车间我爬上这趟车，突然心头一亮，因为这正是我《工程列车》需要的场面，那场景太使我兴奋了，它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总政治部的黄丕星正在筹备建军30周年美展，他愿意支持我画《工程列车》，于是我到正在兴建的铁路线上继续深入生活。我去了内蒙古正在兴建的包石线和福建鹰厦线。《工程列车》的创作时间是1954年—1957年，《工程列车》实际上画的是我们进入和平时代的建设。《工程列车》完成后参加了建军30周年美展，发表在《美术》、《新观察》等刊物上，原作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
80年代，我画了大量的风俗画，还有风景画。我觉得画风景画必须要有内容，比如说威海卫，看到威海卫就想到1895年的抗日战争。我觉得风景画应该和历史相联系。即使没有历史遗迹的地方，也应该有思想内涵。比如《桦皮扁舟》，我这时候开始旅美，自己多少有点扁舟的意思。一方面也是为了给油画争取它应有的被认可度，我是很有民族主义的一个人，比如我画美国题材就没有情感。
最近两三年，我又开始对内蒙感兴趣了，所以蒙古的题材逐渐多起来了。《我站在天地之间》画的就是一个内蒙小孩。
记者：谈一谈您当年旅美的动机及在美国十余年对美国油画的感受。
张文新：我觉得，在中国，国画有卖画的传统，可是油画没有，因为油画是西方的东西。而且油画生产的数量少，画一张不容易，另外就是它的价值还没有被人承认，另外，我已经工作40年了，我只有一个用油毡做墙的4．8平方米的画室。我还能工作40年吗？我没有地方画画，我面临的就是到大街上和其他的老头一起去晒太阳。我不能什么都没有，至少我有我的艺术和生命，所以我必须得走了。那时候我想，如果油画不能在国外市场上换来美元，就不会有人承认它的价值。所以我一定要出去。
我觉得中国油画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展示自己，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通过艺术交流向世界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使自己摆脱闭塞的状态，在各方面取得进步，这既是作为中国艺术家开展对世界广泛交流的责任，也是艺术发展的必需，这也是历史的要求。我们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国外环境，画家自己的艺术才能生存，才能逐渐通过各种媒体使他的艺术被接受，他的市场与艺术才会得到发展。这是我当时到国外去的动机和想法。
美国油画家协会旗帜鲜明地提倡写实主义，反对后现代。一般的画廊也是选择风格比较接近的，价位相当的画家为他们做宣传代理，推销他们的艺术品，因而有着明显的风貌，不像我们这里，俨然一个大一统。在美国多年，使我对美国的油画现状和观众对艺术品的态度有个明晰、肯定的概念就是：写实油画是主流。
美国油画自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流行，到50年代写实绘画已跌入低谷，70年代人们逐渐觉悟到他的破坏性，于是思潮转向，写实的作品逐渐恢复。不久也正是我们这批中国画家来到美国的时候。在20世纪的美国，现代绘画占据学院，把持着那里的讲坛和职位，不少学校已经有几代的教师不曾教授传统的写实技法，所以学生宁可到社会上参加各种学习班，这种学习班叫workshop，凡是在艺术界活跃的画家只要他的技术令人信服，不论学历如何都可开班授课。这种短期课堂在美国如此繁荣，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
摆在80年代踏上美洲大陆的中国画家面前的是一个巨大市场。规范的经营方式使这些在国内受过写实技法教育，对各种题材有着广泛适应能力的画家信心百倍，相信走上美国画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记者：在您写生的过程中有哪些感悟？
张文新：过去我写生都是带有一定的主题，是为了创作这样一幅主题而去写生的，常常要把时间集中在这个主题上。后来在70年代末80 年代的写生，我的绘画技术和以前不一样了，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一个主题，这时的绘画具有更广泛的认识社会的作用。当然，所有的写生都是用绘画的手段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我觉得，不应该停滞在写生的阶段，应该扩展题材。
记者：您平时除了画画还有哪些爱好？
张文新：很多时间都用在画上，我用一年的零碎时间翻译了《世界名画家绘画技术》这本书，我想把它出版。
记者：谈一下您对中国油画现状的看法。
张文新：艺术需要一个自由的空间让艺术家自己去认识社会，创造自己应该表现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绘画，以前我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以为市场是有广大的群体的，人们买艺术品，是因为喜欢、能够欣赏得了，好像是艺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但事实不是那样。
中国的绘画在美国就像浪潮一样，中国的画家在美国一下子获得了声誉。中国的画流入到美国，最开始叫“在美国展示他的作品”，后来的标题就变成“从中国来的才华和技巧的波浪”。原来是展示，后来变成波浪，这说明中国的艺术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会问，我们这个波浪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用不了20年，中国的画家就不会再流入美国了。他觉得，你们只有把我的东西学去才叫多元化，有意识无意识地改变中国的艺术。有人希望中国多元化，多元化是要的，美国讲究的多元化是指美国化。我觉得主要还不在内容，而关键是艺术家还有没有对艺术的责任感、艺术的好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尺度，有人说没有界限，我却认为有界限，界限不在于用什么颜色画，也不在于怎么画，界限在于人民的欣赏世界。看起来好像抓不到的，实际上是存在这个欣赏世界的，我最反对的就是把中国人画得很丑、很傻，很没有思想。有些政治家使中国受到很大的创伤，但是不能把责任推给中国的老百姓，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记者：老师您觉得80年代的画家和老一辈画家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张文新：以前我们很幼稚，没有技巧，不懂技术，没有看过真正的油画，光看书本上的是理解不了的，我们走了好多年，但是新的一代很快便掌握了，这是值得高兴的。我们这一代就好像是借用这个舞台一样，80年代有一次画展，几乎是千篇一律。那是一种艺术走向灭亡的现象。中国艺术应该多样，但多样也不应该把蛇也放在怀里。我感觉到，当市场来临的时候，艺术家可能会被市场所左右，有些人为了生活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人会超出这个目的之外。这就会影响艺术。
现代的油画，我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不管在技法上、题材上都成熟了。我觉得我们的油画水平绝不应该自卑，我相信中国油画有他独特的地位，而且我认为中国的油画已经带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色彩。
张文新
1928年生于天津市
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科
1949-1951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1年任北京市美术工作室创作干部
1956年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1964年为北京画院画家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曾参加石家庄烈士陵园、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创作，此后转为油画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品有《工程列车》、《间苗》、《鲁迅像雕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代表作品有《巍巍太行》，获文化部奖，被美术馆收藏，《一往无前》、《战友》等巨幅油画为军事博物馆收藏；20世纪八十年代创作大量风俗画、肖像画和风景画被世界各地收藏家收藏。1987年赴美讲学并成为GWS出版公司画家，在美国数十次个展和集体展中，先后在权威的“奥克拉荷马西部艺术国家学院”、“丹佛美国艺术家”、“怀俄明博物馆”参展。1994年受邀为美国油画家协会荣誉会员，1995转为大师会员，并连续十次获奖。同时在阿尔桑那卡斯德美术学院、丹佛美术学院、杰克森学院讲学。在美国被誉为艺术家中的艺术家，“Art Talk”艺术评论亦称其为中国活着的米开朗基罗。出版有《张文新油画选》二集、《旅美油画选》、《当代风影画册》、《当代静物画册》等七本。
记者: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