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3月
地点：忻东旺画室
记者：老师最近画的是什么题材的作品，是怎样考虑的？
忻东旺（以下简称“忻”）：我其实并不刻意某一种题材，只是画我有感受的并且有机会能画的人物，但主要是以农民为多。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农民的理解，另一方面是画农民确实方便，就连在学校做模特的也大多是农民。当然这不单纯是客观原因和偶然的结果，说到底还是一种选择。
记者：为什么您对农民题材有如此大的兴趣？
忻东旺：我出生在农村，也是从农民的平台上一步步走出来的。所有的农民都是在努力改变其身份，很少有人心甘情愿为农。农民的世世代代都苦，农民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的苦难史。对农民来说，上学也好、当兵也好，都是为了脱离农村。这其实不单纯是农民的问题，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我所说的那已经是很传统的方式，只代表农民的向往与追求。然而，时代的迅猛发展已经使更多的农民无可选择地汇入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以建筑业为主力军的农民工以其廉价且高强度的劳动力，早已彻底取代了曾享受社会福利的建筑工人。那么失业全民制或集体制工人以其市民特有的条件和情致充斥在自谋的各行各业，挣扎在智慧与命运的“分水岭”。农民进入城市宛如一杯鸡尾酒，既混合又分离。
土地越来越少，城市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社会现实。失去土地的农民必须要使自己蜕变成市民，其实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蜕变，当然应该理解为发展。我画农民是画变化中的农民，也就是在画社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批判精神。
记者：您除了农民题材以外还画过其他的题材吗？
忻东旺：我还画过“下岗职工”和一些学生，这都是利用上课的方便。我画的《早点》其实就是底层市民的题材，其间夹杂着农民。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实，农村和城市的界限逐渐在模糊，农民和市民的概念也越来越混淆，对我来说无论是画农民还是画市民，都是在表现社会变革当中的时代文化，这也是我画画的唯一理由和意义。
记者：谈一下您的作品《绚日》的创作过程。
忻东旺：2003年至2005年我先后到河北康保老家和甘肃天水画了五十余幅农民肖像，从小到50cm×60cm胸像至大到160cm×80cm的双人肖像，在这个过程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油画与农民的生活、情感、精神与生命的碰撞。
在我去过的两个地方都曾碰到伫立于城边那一群黑压压的等活儿的农民，即使我画过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肖像，也驱散不了积郁在我心头那黑压压的气势和不安，一种想要表达的强烈冲动促使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这幅画的创作。
阳光沐浴在那黑压压的人群中，每个人脸上都泛起旷日的焦灼。或许骚动中的愉悦能够灵动那沉闷的空气，但他们聊慰的笑容中却布满了迷茫。打工的女子买得了手机正在展示她的窃喜，我想那不仅仅是出于实用，更重要的是炫耀。向往分享体制待遇的人们如同席卷天际的尘蔼，投身市井的农民正在抢夺那残存的羹养，是土地辜负了他们还是他们背叛了土地？显然他们的神情中并未负担这份沉重。城市化的进程早已淡化了田园的边际，弥漫于城市的当有大地之哀怨。阳光静谧地照耀着大地，照耀在每个人的脸上，绚丽但并不祥和。
记者：你是如何处理《绚日》这幅作品的构图的？
忻东旺：一幅大型作品的创作固然容量要大，但是容量仅靠人多是远远不够的，相反人多如果没有统一的节奏，将会是散乱无力的。节奏就是画面构架中蕴涵着的主题精神与形式的一致，其要害不是画面形象因素本身，而是画面形象之间的那种具有力、势感的抽象关系。多少人局促在视觉的倦怠中。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点在于要从有形当中扑捉无形的要素。那么达到这一目的唯一途径就是训练心理感受力和艺术理解力，其实这是艺术家终身都在锤炼的基础，永无止境，如同气功一般：它是人精神层面的力量，是道性的探求。
我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必须是具有性格的。画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都要依据心理上的分析和理解，然后上升到表现的层面。
表现即是主观感受和理解对象之后的语言发觉。我强调“发觉”的意义在于语言形式对精神内容的有机交融和原创意识。原创并不是指异于传统或规律的发明，而是启发传统或规律的自我精神指向。比如说伦勃朗的技法再好再高明，也只适用于伦勃朗自身和他的时代。对于凡高来说伦勃朗的技法就丧失了表现力。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原创语境，但他们在绘画学理上的渊源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古典油画的传统，只是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人的精神感受各异而激发传统和规律因素呈现不同的形式而已。
记者：您对“绘画的样式已经穷尽，绘画再也不可能有原创性了”这样的说法如何看待？
忻东旺：今天某种程度上对语言技巧的漠视，认为传统架上绘画没有出路了等等。我认为这些恰是那些没有品尝过语言魅力的人所产生的消极悲怨。语言是用来表达精神情感和思想与生命感受的，画家只要有精神情感和思想与生命感受，语言就会不断地蜕变。蜕变不是对传统的丢弃，而是一种为了适应的继承和生长。而维持语言生态的唯一途径就是感受自然、感受现实、感受生命。
写实绘画最亲近的母体则是自然，因为物象是生发视觉艺术最基本的启示。然而使写实绘画堕落的也是自然，因为自然表象的诱惑会使庸俗的画家误以上苍呈现于人视觉中的物象就是艺术，只要画家以艺术的手段和方式转换自然就可以了，把艺术的定义只寄托为手段的技术含量和人操作的痕迹而已，并乐此不疲地欣赏那魔术般的手艺而放弃了对自然潜在——即形而上的探求。一切真理的内容都是隐含在事物的内里，只有通过“神性”的发掘才能提炼“天机般的真实”。那么所谓“神性”就是我们的感受与敏质以及思考和判断，所谓“天机般的真实”即是艺术的真实。因此，写实绘画的真正危险又不是自然，而是画家无知无觉的自然意识，认为接近或模仿了自然中的真实就是写实。如果这样既亵渎了生灵万物的自然，也亵渎了艺术。
当然，对“形而上”的探求是无止尽的，但写实绘画的魅力在于这一探求过程中得感动。与其说是追求一种结果，倒不如说是追求一种信仰的过程。就像每天念经的和尚，谁也没验证过何时才能立地成佛，但虔诚的信条已经显化成佛性。正如我们看到一尊佛像远没有见到一位虔诚和尚更感动、更具有佛的信息一样。因而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所谓形而上，或许根本就不是某种存在的形式，而只是我们追求这一意念所产生的心理痕迹的物化。我想这正是艺术家得以心理慰的所在，也是我本人的追求，并以我的虔诚赎忏自己的锋芒之莽。
记者：您怎样看待写生？
忻东旺：在学院的画室里，有充足的时间经营与推敲甚至时而想起哪位大师是怎样处理与表现等等，如果当你真正面对生活时，所有刻意的学问顿然显得矫情起来。坐在老乡的炕头，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感受使你不得不放弃一切难以把握的尝试。你必须把你已有的知识和学养化作本能应对你所感受到的现实，以精神和意志的力量去表现眼前的一切，如果你心中没底儿，恐怕承受的心理打击绝不压于农民遭逢灾年时的心情，在老乡团团围坐的场面之中你只有具备毫无障碍的表现技能，才能赢得“丰收”般的愉悦。我想这也正是到生活中写生的魅力和刺激所在。写生作品自然、生动、鲜活，但是却很难积淀成更为深厚的作品内涵。
记者：您是怎样把您理想的东西结合在您探索的过程中的？
忻东旺：画画对我和很多人一样都是与身俱来的喜好。但是作为事业，它更多的包含着人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不仅仅是在于最初的本能喜好上面，如果仅此而已的话，那么他最多只是一个职业。但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画家来说，画画便成为一种使命了。这既是基点，也是目标。
记者：您喜欢到现场写生，是不是因为和农民接近的感觉比拿照片画更有感觉？
忻东旺：对，那是肯定的，这关系到绘画本质性不同。两种方式表面上看差不多，其实对于画家的感受来说有着巨大的差异。首先照相机镜头所摄取图象和人眼所看到的图象并不完全一样，人的视觉感知是受情感思维支配的，因此看到的是物象的关系。比如让我们描述对某一个人的视觉印象时，我们能够细微地描述出是黄脸、红脸。而照相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主观感知，只能是很微妙的客观差异。平时几个人在一起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每个人不同的面色差异，但如果拍一张照片就是一样了，而艺术是必须要有主观感受的，对于艺术来说事物之间的关系比事物本身更重要，这就是人眼和镜头的不同。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写实油画呈现给我们的是镜头现象，因而缺失的不仅是视觉思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审美品质。这是中国写实油画目前很典型的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事实上画照片和写生的差异不仅单纯是视觉上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画画是包括视觉在内的所有感官的感知结果，如嗅觉、触觉等等，共同形成的心理图象。在这一意义上照片又是无可比拟的。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不可以用照片画画，有些画只能靠照片资料，但一定是要有写生的经验和对艺术的理解。
记者：您对当前的油画现状怎么看？
忻东旺：中国的油画现状处于一个矛盾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很多油画家发自内心地喜欢油画，这种喜欢是我们几代人在教育背景下沉淀下来的喜欢。他们伴随着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从西学东渐时逐渐形成的一种绘画情结。但困难和尴尬的是，我们喜欢的多是传统写实的油画，但按照西方的绘画历史，写实已经不是他们所推崇的，可能是他们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环节已经过去了。今天，他们没有必要再去重复。从我们中国整个的文化现状看，我们是非常多元的文化，我们正由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过渡，同时我们又受西方文化、信息文化的影响。我们有与西方同步的一面，也有和他们历史重合的一面。我们今天对待写实艺术不能完全像西方写实油画那样，因为我们和西方毕竟是两个体系的，但是我们又是在按着西方的模式在发展。目前中国这样一个混杂多元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每个画家应该用精神去探索的领域。
虽然油画的整个现状是矛盾的，但对于画家来说，也许并不矛盾。不过，你画的别人怎么看，外国人怎么看，这意味着你的画能不能得到国际的认可。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要国际化的价值认同中，所谓的当代艺术、前卫艺术应该向国际标准化靠拢。
记者：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您觉得学生的艺术表现应注重什么？
忻东旺：对于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感受，但目前我国的美育还是相对薄弱的。美育在各个领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具有的民族素质意义是非常深的。这是我们国家目前最需要健全的。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天赋的？
忻东旺：很多喜欢画画的人都有天赋，最终能不能使这种天赋变成理想，实际上与他的教育经历有关。画画应该是高于职业，具有理想精神追求的。
忻东旺
1963年生于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忻家坊村
1988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
1994年结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七届助教进修班
2003年结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高研班
先后任教于山西师范大学美术系、天津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作品
《诚城》、《明天多云转晴》、《适度兴奋》、《远亲》、《武装》、《保卫》、《边缘》、《早点》等，分别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获银奖、参加“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参加“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获同名奖、参加“第九届全国美展”获铜奖、参加“建党八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优秀作品奖、参加第三届油画展、参加“首届北京国际双年展”、参加“第十届全国美展”获金奖。2005年12月至2006年1月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
记者：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