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届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董洋洋，出生于陕西永寿。201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2015年以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董洋洋的毕业作品《相命肆农耕》现展出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3层。
董洋洋201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师从邬建安副教授。本科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综合材料专业。董洋洋的毕业作品《相命肆农耕》在以中国传统织布工艺为媒介的基础之上，将特殊材料以一种扁平化的方式与传统中“布”的概念并置同处于他所建构的“布的世界”中，从而形成某种独特的艺术表达。
采访时间：2017年5月20日
采访对象：董洋洋（以下简称“董”）
采访：杜梦茜（以下简称“艺”）
编辑：林佳斌
艺：是什么触发了你这次毕业创作的灵感？
董：其实从童年起我就和织布结缘了，我现在睡的床单就是母亲亲手织就的。我是陕西人，我们那边有个习俗，无论生男生女家里人都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将来结婚要用的床单被褥准备好，布都是母亲亲手织的。我母亲现在五十多岁，属于我的那套床单被子在小学期间就准备好了。织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整经”工序需要很多人手，所以往往是家人和街坊四邻凑在一起完成的。
为了这次毕业创作我母亲也特地过来帮忙，在整经的过程中我不小心把梭子掉在了地上，我捡完梭子递给母亲，她接过去随手就打了我的手一下，问我：“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也这样打过你的手？”梭子的发音，在我老家方言里和“错”的读音很相似，捡梭子其实就是捡”错“，母亲拿梭子打我有着“知错就改”的意思在里边。很多童年琐事我都快忘记了，后来辗转到北京上学更是很少会想起过去的事情。因为这次毕业创作的契机能和母亲在北京相聚，一个随手的动作一下子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特别可贵。
至于怎么开始创作《相命肆农耕》，除了我母亲的影响外，也跟我妻子有关。我妻子在北京服装学院上学，看她做的布面印花给予我不少启发，我就琢磨为什么不把图案直接织出来呢？就开始对织物这种材料特别感兴趣，开题的时候就决定做织布。真正开始创作前，我大量搜集了资料，逐渐了解了织物的历史文化背景。诸葛亮在《出师表》里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布衣”代表“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从这种织物本身的“身份”反差切入，我开始想把一些动物标本、皮毛等东西也织入布里，想探索一种新材料的可能性。
艺：作品名称《相命肆农耕》的来源是什么？
董：是陶渊明《桃花源诗》里边的一句话。创作之初并没有思考太多关于主题的问题，只是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我很想珍惜一种自然发生的状态，而不是以很功利的态度去面对我的创作。一开始只是单纯地对材料本身感兴趣，织着织着作品背后的力量越来越大“相命肆农耕”的概念自然而然就浮现了出来。《桃花源诗》表达的是人类生活的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和我创作的初衷是相通的。我理解的“相命”是“相依为命”般地用全部努力去做一件事；“肆”是放肆，是一种全力以赴的无所顾忌。我并没有刻意地为作品寻找一个题目，而是看到这句诗的时候，就觉得它与我的作品“心心相映”。
艺：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某种对古老传统的向往和致敬，与作品试图传达的主题是否相关联？
董：每个艺术家的创作其实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根源，就像问自己到底从哪里来。我不会去凭空虚拟主题，而是从自己的精神根源和传统中进行挖掘。例如织布，它本身是一种古老的工艺并且有着历史文化蕴含其中，其次它也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工艺。我选择织布除了想表达某种主题以外，也要兼顾艺术家的“活儿”，也就是所谓对工作量的专注和控制。在我的艺术观念里，只注重表达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显得有些单薄。
艺：所以你是首先对工艺产生某种兴趣，创作的过程中再逐渐形成某种概念？
董：这个问题我也和很多老师探讨过，认为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艺术家是先看到物，物激发他的灵感并产生创作冲动。另一种是先有了一个概念，再根据概念寻找合适的媒介材料。我属于偏向前者，织物工艺触发了我的灵感和创作兴趣。
对于自己的作品，董洋洋认为：“现代社会的浮躁让我更加向往男耕女织的农耕社会中人们的精神品质，此次作品用传统织布的工艺，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方式将立体厚重的旧物扁平化，从一种’物’的审美构建成另一种审美的’物’。整件作品采用了过去宫廷的材料孔雀翎和平民化的材料粗布旧衣，让这两种材料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在布的世界中得到了公平，去除孔雀翎的高贵华丽，消除阶级等级。相命肆农耕其实就是相依为命的做事态度，使人与人之间得到公平的信任。”
艺：《相命肆农耕》与你过往的创作具有怎样形式或观念上的上下文关系？
董：我过去的作品从内容上讲与《相命肆农耕》并不一样，过去我更关注传统题材如昭陵六骏。以往作品与毕业创作更多的是个人精神根源上的关联，而不是题材、技法和形式上的。在我翻阅大量资料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的时候，我希望在其中找到与我个人内核有关联的形式，纺织工艺和我是最接近的、最亲密的、最有感情的。
与我以往创作具有连续性的可能是由作品形式所决定的展览方式。我其实是把绘画也当成装置在做，我的绘画作品基本上是在十米左右，展示方式都是从顶垂到地面。我把纸上绘画看作一种对空间的占有，而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绘画作品。如2014年的作品《混沌》，总共用掉了484根签字笔在长10米宽1.5米的白纸上不断画圈。另一个与《混沌》尺寸相同的作品《征服》，纸面上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壁虎，进行一个形体的不断重复。从我个人感觉出发，包括《相命肆农耕》在内这三个作品其实是有共通之处的：它们都需要较大的工作量，换句话说，都有一种重复的力量在里边。
艺：你更偏好体量较大的创作以及这种悬挂式的陈列方式？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董：是从《混沌》开始，《混沌》的创作出发点和《相命肆农耕》可以说截然相反。当时我是先有了一个想法，再开始寻找适合的材料进行创作。《混沌》的灵感是源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那年我妹妹生病断断续续做了6次手术，我和母亲在医院陪同。其中一次原本只需要半小时的手术，我和妈妈等了6个小时妹妹却都没有出来。我怕母亲担心也只能硬撑着，其实自己的内心都快要崩溃了，两条腿发软只能蹲在地上。当时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我旁边有一位甘肃来的父亲，他的女儿和我妹妹在一个手术室里进行手术也没出来。这个父亲在我们旁边一圈又一圈的走，不停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我看着他走来走去心情真是复杂到难以言说。经历了这个事之后，我就特别想用作品去表达当时的心境。首先就想到了画圈，而且是要无意识地画。什么样的笔在纸上画过的痕迹最能表达我的情绪呢？在妹妹的手术过程中，每次家属签字我都是用签字笔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最后几乎是下意识地选择了签字笔来画圈。有一个老师对我说：“也许你画完这个作品内心就轻松了。”《混沌》前后用了3个月画完，画到最后我的腰都有点直不起来。在画的过程中我一次都没有展开看它，纯是局部画法。完成后需要拍照才真正把它从墙上垂下来，展开的一瞬间我和旁边的人全都傻眼了。因为你切切实实地可以感受到，某种情绪是如何在画圈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
这次毕业展的展览方式和我原本设想不大一样，刚开始我没有预计到织布会这么困难，所以本身计划是要做200米，最终只做出了60米。直到我亲手开始去织布，才发现真不是我想的那么容易。织的过程中我要不断进行思考，毕竟这不是一个机械的织造过程。
艺：作为一个体量较大的作品，整件作品的诞生过程是怎样的？
董：我的妈妈、丈母娘和妻子都参与进来了，可以说是在她们的帮助下才能顺利完成，特别感激她们。妻子给我技术上的帮助，有一次她在织布机上累得都睡着了。前期考察期间我去苏州和南京拜访了几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学习了一些织布工艺。中国的织布机大概有十几种，这次的机器是我从老家买来的土布织布机。前期还实验了很多想法，把手套、面具、内衣好多种材料都往布里织，甚至还织过一张我给妻子写的信。但最终还是意识到适可而止的重要性，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就是最好。
我这次的作品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四条悬挂的织物，它们本来是一整条布，由土布织布机织就；另一部分是带框的织物，相较织布工艺更为复杂，需要我一条一条地挑出来。这60米其实并没有完全展示出来，我根据现有场地进行了一些取舍。作品中其实还织入了很多12v的灯泡，我也没有让它亮起来，毕竟作品本身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也算是给观众留下些许想象的空间吧。
艺：在学习这样一个技巧性很强的工艺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董：可能也是我这个人有点愣，海口都夸下了要是没做出来，自己心里都过不了这关。纺织工艺的每一步都比我想象要困难得多，本来以为就是织布有啥难的？后来才发现，技术活没有任何捷径，少一步都不行，少一针就留下一个洞就必须拆了重织。最大的困难就是“整经”，总共用了20多人才完成。一开始只有我和我妻子两个人试着整，把大概860根线摆在地上用竹签一点一点整理花了15天，后来证明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工作量面前，人每天差不多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所以我整个身体都是浮肿的。母亲最近和我视频说我瘦了，可能是终于消肿了吧。
艺：作品中对于材料的选择都出于哪些考虑？作品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材料比如羊皮、手套、狐狸标本等等，是怎么想到把这些厚重立体的物品加入到作品中的？
董：主要是想到的是“人人平等”的概念，进一步讨论材料上的“不平等”和“平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材料是孔雀翎，在封建社会它是特权的象征，皇帝龙袍上的龙主要就是由孔雀翎和金丝这两种材料制成。而我主要考虑的还是跟动物性更具有关联的材料，最后选择了孔雀翎。废旧衣物是无用的、等待被抛弃的东西，是对布衣阶层的隐喻。将孔雀翎的珍贵和旧衣物的无用并置，天然就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而在我建构的这个的“布的世界”中，我看待所有材料都是平等的，换言之其实就是人人平等的概念。
另外比较特别的材料是动物的皮毛，并且是相对孔雀翎比较廉价的兔毛、马鬃。在收集旧衣物、羊皮、动物标本等材料时我主要是以时间感为考量进行挑选。这样一个由布构造的世界里，特殊材料在其中如同扮演一个社会中的角色，是不同的身份的象征在历史概念中的显现。
我没有使用皮草而是选择了标本，也是出于对动物保护观念的维护。标本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我的论文就是有关当代艺术中出现的动物标本。动物标本它意味着一种重生，是对生命的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保存了它的完整性，皮草则是一种破坏。从工艺上讲，我把标本织入到布里而不是用线穿过它，保存了它本身的完整。至今还没有把标本织入布中的先例，所以我也试图从这个角度进行某种突破。就是从一种“物”的审美构建成另一种审美的“物”。
艺：你似乎对“平等”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董：也是因为我有一些社会经历吧。举个例子，欠钱与被欠钱的关系，大家现在反而认为欠钱的是大爷，这里面可能就包含了一种身份的差异，社会中毕竟还是存在弱势群体和特权阶级。《相命肆农耕》中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即使桃花源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实现的，也不能阻止一种美好的向往。
艺：怎么想到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
董：我本科在西安美术学院读书专业是综合材料，毕业的时候也算是一个优秀生，拿过不少奖项，本科毕业创作也被人收藏了，当时的老师就建议我继续在艺术这条路上走下去。但是因为经济原因，我毕业之后选择了创业而不是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只是在私下进行个人创作。西安相对北京，面对当代艺术还是显得有些保守，接受者也少。出于想要成为职业艺术家的考虑，我还是选择来到北京，开始给邬建安老师做助手。渐渐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还是觉得应该上研究生来更好地丰富自己。
艺：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对你的艺术创作发生怎样的影响？
董：在美院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包括做事的态度和与人沟通交流的模式。另一方面肯定就是专业知识的影响。美院是个大师辈出的地方，我在这里能感觉到某种气息，这里浓郁的艺术氛围让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对待艺术。
艺：创作过程中导师的指导对你产生了哪些启发和影响？
董：导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一种态度，就是哪怕面对一件小事也特别认真的态度。针对这次毕业创作，邬老师提醒我不能仅仅把它当作织物去做，要大胆实验，不能拘泥于纺织工艺而是要突破它，因此我才加入了更多实验性的材料。尤为感动得是，邬老师还给我提供了创作场地随便我折腾。真是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艺：毕业后有什么计划？
董：也许会参加一个韩国的双年展，也有画廊的展览在联系我。未来还是希望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毕竟自己也喜欢，投入的也多。
艺术家简历
董洋洋
1987 出生陕西永寿
2010 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
2015 专业排名第一/攻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硕士
展览
2017 《相命肆农耕》2017研究生展览/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6 《豹纹坦克》又名《权力与自由》/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陈列馆展出/北京
2016 《征服》央美国际“五人展”/北京
2015 以专业排名第一/攻读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 硕士
2014 《混沌》/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史陈列馆展出/北京
2014年6月14日艺术计划关注弱势群体-五只猫仔的故事/地点：中央美术学院/北京
2014 影像：行为《我兄弟的诞生》/环铁工作室/北京
2013 《神马系列》UP SPACE 升空间群展/北京
2011 UP SPACE 升空间 “谜”群展/北京
2010 《天地之灵气——希望》获得西安美术学院2010届毕业生学院创作二等奖/西安
2010 毕业创作《钟馗系列》获得“柯罗默伯爵”西安美术学院最有希望成功的艺术家鼓励奖/西安
2010 《钟馗系列》今日美术馆“我的青春我做主今日当代艺术大学生年度提名展.”/北京
2010 美苑杯全国高等院校优秀作品展/沈阳
2009 油画《卖甘蔗》陕西省美展/西安
2006 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综合材料绘画专业
影像作品：《幸福者》《侠盗》《雾都》《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