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金日龙 = 金
采访者：朱春华 = 朱

从少年获奖到问学央美，从留学韩国到回国执教，金日龙先生先后在具象绘画、抽象（意境）绘画、装置影像之间潜心游走。这里面不仅有着他对技法材料的不断拓进，有着他对当代学院教育的深刻反思，更有着他对当代艺术走向的考察与研判……

关键词： 少年获奖   问学央美   “抽象”与“意境”   作为媒介的装置艺术   艺术永远是进行时

年少获奖

朱：金老师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朝鲜族，是在东北那边长大的吗？

金：东北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与现在政协张德江同志是一个学校的，都是延边大学的，我上学的时候是中专，现在变成延边大学美术学院了，那时候张德江同志是延边大学的党委书记。

朱：您在中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美术专业了？

金：那时候叫美术班，文革刚刚结束，我是在1978年，我们国家教育改革后，刚开始招收大学生的第二年考进去的，以前都是工农兵大学选拔上去的。

朱：那时候您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学习绘画的？

金：那时候的条件不像现在，现在都是考前班，那时候没有考前班，都是自己跟着前辈们画，刚开始每天画速写，后来出去画点水彩，这样学过来的。我刚开始学画画连素描都不知道。那时候我见到上海哈定先生的书讲怎样绘画，他举个画画的例子，我才知道画静物，画素描的这个系统。

朱：那时候材料或者是绘画的临本基本都是苏联的？

金：那时候连素描纸都不是专门的素描纸，就是一个图画纸，画完了铅笔和纸都是亮亮的。那时候画油画的颜料是上海的“马牌”和天津的“鹰牌”，在当时是最好的。那个年代画水粉画也比较多，画水粉用的颜料是和画宣传画的一样。

朱：那时候颜料很贵的？

金：对，很贵。那时候基本上公家都有一个宣传部门和画画的人，自己画了速写以后到认识的宣传部门（单位美术部）去学习，还能在那里蹭点颜色，那里画画的人看我画的不错，以后也就可以多用一些颜色了。如果是自己买颜料的话几乎买不起。

朱：您上个世纪80年代是在中央美院这边继续学习深造的，您能谈一下当时的学习情况吗？

金：我是1980年中专毕业，中专是美术班，什么都学。1980年的时候偶然的机会我画了一张油画，叫《奶奶》。那时候画的都是正面、光荣的形象，四川美院罗中立画的《父亲》刚出来，高小华的《为什么》还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快画完这张作品，这张作品没有面部，画的是一个驼背的。文革以后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国家很重视，中国美术家协会来选画，那时候我刚毕业，我们那个地方老画家有很多，因为当时都画的满面笑容、正面劳动等等一些喜庆的作品，我那个就是寻找自己孙子老太太的背面。在那看到这种画感觉很突出，这种画一般不会放到那的，最后美术家协会来看，他们选上了，一下这张作品就弄到北京来，突然选上展览了，那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还获一等奖了，就是现在的金奖。当时油画选了几张，选的都是年纪很大的，少数民族画画年纪很大的基本都是美院毕业，也有中央美院毕业的，我展览的时候看到詹建俊先生，他是满族，当时也有他的作品。偶然的机会我的画被选上并获了奖。之后就是我到北京来领奖，那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当时我已经被分配到延边人民出版社工作了，在出版社搞插图、封面设计，很不容易。能到北京来领奖在地方上来说是爆炸性的新闻。老先生能获奖也是地区的荣誉，没想到我一个刚满20岁的中专毕业生能获此殊荣，得到了我们当地的宣传部的重视，我来的时候还专门为我给配了朝鲜族的服装。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来了之后我认识了很多的艺术家，包括哈定，哈定的水彩画也参加了这个展览。我抱着他的书学习的临摹，后来就直接画人了。杨静仁（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先生、周扬（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先生为我们颁奖，那时候的部长如今都去世了。当时遇到了中央美院的老院长江丰先生，当时他年纪大了，看完展览之后说：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的。因为那幅作品的题材让很多人误以为是年纪大的人画的，看了之后很惊讶，还问我多大了，我说还没到20岁，他说还得学习呀，就这么聊起来了。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中央美院的院长。知道是院长后来，我就有了想报考中央美院的冲动，因为我是中专毕业生，只要有机会还是想上大学，接下来就考上了美院。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想报考美院难度就会比较大。考入美院之后的第二年江丰先生去世了，当时心里真的很难受，他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位恩人。我的艺术之路是从东北到北京，机缘巧合又撞上了美院院长，江丰院长说如能到北京来学，将会改变我的人生。

问学央美

朱：您来到北京后的心境与之前有什么变化吗？

金：来到北京之后心情很好但心理负担特别大，要知道从地方来到北京后才知道曾经学习的东西太少了，只是机械的绘画，画那些素描、速写、风景，但艺术最终还是需要用脑子来思考的。进入大都市以后发现自己各个方面的修养差距很大，很多大事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只是用哈定先生写的书学习的素描，因为在那时都是以苏联的素描为摹本，见的都是历史博物馆的画。到了美院后能够亲自与大师们沟通了，比如有吴作人先生、韦其美先生、詹建军先生、王征华先生（谐音）、潘世勋老先生等都在学校，韦其美老先生曾担任我的毕业班主任，在三年级的时候靳尚谊先生曾教授过我，我也是一画室出来的。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曾被大师们教育真是感到荣幸。他们已经是在中国美术史上做了极大的贡献的人。我只能是以老先生们为榜样，尽可能的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

朱：年轻人还是比较羡慕那一代。

金：那一代人很厉害。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他们的教育及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跟他们相比较，无论在各个方面觉得自己做的总是不足的。

朱：您当时跟靳尚谊先生学画吗？

金：三年级靳先生教过，我刚来的时候靳先生还不是学校领导，刚调到油画系，他原来在版画系。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吴小昌先生，还有50、60年代画四个女孩的温葆先生。那时候我们最尊敬的是吴作人先生，一画室是吴先生，那时候还经常能去吴先生的家里，我和吴先生的关系很好，以至于我都毕业了还常去他们家，那时的单位国防科工委离他家很近，这种关系延续了很久，也算是跟中国大师有过交际，真是一种幸运。

朱：吴作人先生对您的影响大吗？

金：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知道我是朝鲜族，他对我的名字记的很清楚，我一直开玩笑说，那时候我们才76个学生，200多个老师。陈丹青他们刚刚毕业，他们毕业之后我们进来了，我们前面就两届的油画班，有的时候不招生。我来的时候陈丹青毕业，后来杨飞云他们毕业，在这个中间有龙力游、谢东明，前一段时候我刚给他办退休。我们下一届开始有了附中毕业生，一开始都是社会上招生，下一届开始像现在附中校长马刚，刘小东是再下一届，然后张群，画的《亚当夏娃》，后来附中上来一批，我们算是社会上来的，我们那一届还有拿工资的，因为年纪大，在社会上工作5年了，直接带工资上学。

朱：当时您周围画画的同学是一个什么情况？

金：我们不是在一个正规的教育体系里读书的，老实说当时的我并不喜欢学习文化课，吊儿郎当的只能学画画，因为那时的学校每天都不上课，只是学工农，其实就是干活。当时教育刚刚恢复，但并不像现在这样很正规。文化课不好我只能选择画画这条路。结果是我到了大学上古代汉语课的时候简直是跟不上，艺术修养就更别提了。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到图书馆里看大师们的画册，在小地方从来没有机会能看到这些画册，以前只有到老师家里才能看到一些俄罗斯的画册。

到了美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上一级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学生，美院有名的是龙力游，他画油画并且非常刻苦，是学校起的最早同时回宿舍最晚的人。而我是第二个早起的人，当时也比较用功，但我俩不同的是，他是往国际一流大师的方向跑，而我是因为学习不好必须要努力才这么做的，为的是弥补我短板，结果老师们就误以为我很认真是个好学生，最终还被评为了三好学生，我自己知道受之有愧，但无奈为了对得起三好学生的称号也不想辜负了老师，只能越来越努力把自己变成尽可能的好学生。当时我已在全国美展获奖了，那个时代刊物很少，一旦出来全国马上就都知道了。

因为我是先获奖后参加高考的，所以压力很大。获奖以后各大主要报纸都发了消息，记得有《北京日报》、《新观察》、《美术》等，特别是

当时去内蒙通辽参加考试，我到的时候，一下火车人家就知道我是获奖作者，到学校以后人家说你画过哪张画。因为那时候美术、各个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发消息把我的照片也发出去了。这几个月就是这张画，一下子我就控制不住了，这时候我的压力很大。一个心理没有准备的孩子一旦得到这种很大的荣誉，这时候心理压力很大，下一步怎么画，结果考到美院来压力还是特别大，他们说你是已经获奖的人了，我上学的时候正好招了高研班，那是第一批高研班，那里面有四川美院的程丛林、秦敏，当时出名的人都在那，他们都知道你获过奖。所以压力大，怎么去把自己能往前推一步，还算是一个好的环境吧。所以我能坚持到今天。

朱：当时《美术研究》封面刊登了您六张组画作品《道啦吉》，《连环画》封面刊登了您的《朝鲜族的节日风格》，都是比较偏写实性的作品。

金：我一进校归到一画室，一画室就是以画写实为主的。

朱：为什么？

金：那时候这个班进来就是一画室招生，第二年是三画室招生，现在进来之后就分了，而且每年都有，那时候是有时候不招。我一进去就是一画室，也很感兴趣，感觉到是对我的认可。我画着画着，正好是潘世勋从法国回来，另一个是王征华。潘世勋回来还教伦勃朗的染画，我们用的是“马牌”和“鹰牌”，材料根本不行，拿松节油来稍微调一调油画颜料染了脏的不得了。这样一直弄到三年级，很困惑，再也推进不了。我是很有运气的人，我是这么想的，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总得有一个希望的出口给我。

那时候我们美院的传统是一年级到北京附近画写生，每年有出去的时间，毕业的时候必须选择远的地方文化考察，另外到你选择题材的地方去，美院的老师也是，很多人画西藏、云南，包括袁运生先生也到那蹲很长时间采集素材。我们也有这个传统，让我们出去，因为我是朝鲜族，我只能画我自己的民族，还有我了解这个东西。我出去留学的时候，我看中国，那么爱中国，在这时候没感觉出来，出国之后很多在中国没发现的东西在那就看出来了。

那时候我专门选择了西北和云南，先去的西北，从敦煌开始，因为那时候中央美院去哪都开中央美院的介绍信，那时候很多地方是可以随便临摹的。到那之后我临摹当中脑子里反复想，画了半天我没有见过原作，包括伦勃朗的，有一次在北京展览馆来了20世纪图书展览的时候带了一张画，那时候也看不明白，当时看壁画很有神秘感，虽然是平面的东西，可能跟血液上也有关系，因为这种东西毕竟是我们的油画。越画越陷的深，一直到我到大同开始，原来我对这个线很感兴趣，画过一些人体的速写，都是拿线来勾，李少文先生教选修课。

也是碰巧，我看到这种线之后突然想到应该形式上改变，要是这样画下去感觉像是拷贝了人家。很多像袁运生北京机场的壁画，还有广军先生，当时不敢画马蒂斯的变形，那种情况下我脑子马上出图像了。我回来之后正好韦其美先生带我们毕业班，我跟他聊了我的困惑，这位老先生思想很活跃，他说行，按照你的思路实验一下吧。原来我画草图，后来就不画草图直接画了，以前不可能的，我在家里传统的上布之前一定要画一个草稿，而且画的很细。因为在那画的速写很顺手的，当时我们也看到陈丹青一些组画是直接画上去的，有一些是小稿直接上去了。琢磨了之后画的很准确，但是没有生命力，只不过是把形象搬过去了。我直接画的线有流动的感觉，跟韦先生聊了聊，他说你要这样把毕业创作完成。

这种情况下从那画了一批，《美术研究》刊登的，是另外一件。这都没有草图，我就画了速写直接就上布画，画的时候感觉不严谨，但是越来越感觉不严谨的时候给对方一个空间，有的时候我画的很完整的时候，他们看了不敢进入画面来了，只不过会说画的真好，这是怎么画的，学一学，但是不是交流的画。从这之后我发现画画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在画面里占70%、80%的，超过之后这张画就有点假了，没有跟对方对话。在那悟到了这种东西。

这几张之前是比较严谨的，虽然是这种方法，但是画的很完整，语言上感觉到太满了，只能满到最大的80%，20%应该留给别人。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艺术上的思路就能找到跟别人沟通的方法，现在说就是有自己的符号化，那时候没有想到符号。现在我跟毕业生聊的时候说毕业设计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后你在学校装的东西掏出来在桌子上重新组合的时候，是总结你的语言、符号的时候，所以毕业设计是很重要的。

种种原因，现在我也讲艺术劳动，光是灵感和灵巧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劳动，劳动中还要有自己的运气。我一直认为不光是聪明，还要有运气，运气也有一种能量包括在里面。这种东西包含进去劳动就体现出来了。现在我跟学生说没有艺术劳动这些东西是出不来的。从一画室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当时我想这是一种表现的东西，这是一种具象里跳出来了，按比例来说这时候已经不像是那种比例了，已经夸张的不得了了。

朱：一种表现语言的形成？

金：对，我觉得是一种表现的形成。今天我看了德国的展览，我心里最佩服德国表现主义的东西。

“抽象”与“意境”

朱：1996年之后是去韩国读书，当时为什么要去那边学习呢？

金：在当时中国的体制是毕业后能得到分配的工作，是把学到的知识返还给社会。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生活费和学费均是由国家出的，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虽然生活条件不好，无论是吃的还是材料都不如现在，但均是国家配给的。记得当时我的生活费是24块钱，最高的是29块钱，一天一顿饭是一毛多，一个月20多块钱也能过下来了。比我生活费高的也有，因为我家里的父母亲都有工作，有些人家里是单方工作，算起来他们比我更困难，给他们29块，我算是第二档，还有第三档的会更少些约10块左右。四年下来因我在学校的表现很好，所以也有几个很不错的单位选上我了。第一个选我的工作单位是外交部的礼宾司，那份工作离我的绘画专业稍微远了一点，我去试了一个月左右，正好那期间国防科工委宣传部创作室也在招人，并且还分配住房，这样就有了能够画画的空间。当时美院毕业生不像是现在想找好工作，能挣钱就行，其实我一直非常想画画，执着的不得了，只要是能允许我画画，我就愿意去，结果转去了国防科工委。现在想起来外交部礼宾司是非常好的单位，那时我去了第一项工作就是给赵紫阳挑选出国的礼品。在国防科工委一干就是十年，回来美院的时候，很多跟我一起研究生毕业的还没当副教授，我已经在那拿到了。我不是为了拿到这个做的，我到学校也是，我是为了我心中的情做的，不是为了拿到这个做的，结果拿的更多了。

那时候一直想出去，但是去美国过去是很难的，联系了几次都没有成，后来我想我不能这样待下去，这种国家单位很舒服，美院毕业的这一点比较好，很执着，一直想把自己的专业搞下去，这5年弄完之后给我提到副高了，没办法，我再服务一段时间，那时候准备又要提，那时候正好是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做一些事情，他爱写书法，他成立了一个艺术协会，我给他办了杂志，整个是我策划的。美院毕业的人这种东西是很小的一部分，我做的很好，老将军看完之后觉得不错，在他的关照下我提拔的特别快。

10年之后我想这样下去我就不行了，那时候正好是跟韩国刚刚建交，我和中国国家画院邓林（邓小平的女儿）等四个人到那办展览。正好过去的时候在韩国的首尔大学参观，我问能不能来学习，因为那时候我的语言还能跟他们稍微沟通，他们说可以，中央美院毕业的学生当然可以了，开玩笑的说出来，就给我发通知书了。后来我想去不去呢？我周边的人都反对，因为那时候我也有房子了，房子是国家的，我去留学的话房子就得交出去。1996年房改的时候，我留学的话损失会特别大，但是那时候我一个月之内就办完了，我要出去，这样才能改变自己，我说吃饭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了这个我在这耗着的话就太没有意义了。

这样决定之后我就留学了，出去之后单位对我很好，因为那段时间我贡献他们很认可，你继续回来房子还给你，你回来之前继续用着，我在外面一直用着单位的房子。我回来的时候也是我已经在韩国大学有一部分教学工作了，靳先生一看我回来就让我去美院。那个时候中韩工资差距很低，中国工资很低，现在中国已经是国际水平了，那时候在外面很好。美院的人就是这个拙劲，那时候不是我选美院，是美院选谁的时候，美院选我的时候我当然高兴，我尽快回来。就这样急急忙忙的把论文交完，通过之后就回来了，现在在美院十几年了。

朱：在韩国留学，在哪些地方给您触动比较大呢？

金：在韩国留学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韩国跟美国是一直建交的国家，现代美术比我们走的更远，我们还没开放的时候它已经跟美国同步的走现代美术了。亚洲国家里面韩国的艺术是跟我们东方的文化消化最好的国家，比日本消化的好。在那我接受了这种东西，对我促进很大，有的时候太高的东西不容易理解，韩国是正好在这个中间，我去了之后能很近距离的把这些东西消化了。

到韩国我也是画这种画，他们觉得我很土，我也理解不了他们的东西，等这些东西得慢慢的消化，慢慢的我的画里的形象没有了，就剩了线、颜色。这种层次的纯表现的东西，那时候我开始真正介入抽象概念，后来具象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我会分开做，一直到现在。虽然现在当代里面有一部分抽象，我总感觉抽象的概念你们怎么去理解，作为东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原来就是我们亚洲东方人的艺术。后来我在那写过几篇论文，分析了康定斯基，他是抽象艺术之父一样的创始人，但是从历史看，包括他写的点、线、面，包括艺术精神，这都是抽象出来的，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的，后来发现他血统里有蒙古的血统，他父亲的母亲有蒙古血统，蒙古里面王的女儿。

十月革命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已经跟西方的哲学出现稍微偏东方的倾向，突然十月革命出现了，这些人在待不下去都跑到欧洲去了，包括德国、法国，甚至到最后去了美国。这些人影响了抽象艺术。我觉得这个东西跟东方艺术有关系，包括后来波洛克的艺术创作，他是美国人，他的创作中大量运用“甩”的方法，最后他“甩”不下去，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康定斯基艺术精神的东西和点、线、面的东西，点、线、面完全是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概念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抽象艺术怎么理解，他们觉得抽象艺术是具象对立的东西。这个影响很大，包括这个绘画整个影响到音乐、舞蹈包括艺术领域，就像喝咖啡一样，慢慢的喝不下去就减了牛奶、糖，我看现在中国人会喝这种真正咖啡的味道，以前是不搁这些东西喝不下去，苦的没办法。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一个过程。

在韩国的时候，韩国人对抽象艺术消化的时候我领会到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转变。一直到我现在的艺术道路，从“具象”开始一直到“表现”，我是这种“意境”的作品，不叫“抽象”。已经从抽象，从画面里到了装置，一直到影像，包括这种跟影像都有关系。我觉得艺术家很苦恼的艺术劳动，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没有这种艺术是永远打动不了别人的。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我的道路也许是我对别人没有影响的那么厉害，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种底气，能回来做自己的作品。

回来教学很繁忙，原来我管“数码媒体”，后来管“设计学院”，这个过程中学校的工作量大，对画画没有投入这么多，毕竟在艺术环境里面，每天思考了这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坚信，现在国际上的艺术氛围都跑到中国来，中国人能承担起这种能量。艺术就跟风一样，原来艺术从欧洲开始到美国，美洲现代艺术又回来的时候跑到中国来了，中国这次能不能接受和承担起这个呢。按道理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现代美术去的不应该是美国，应该是从苏联开始到中国来的，结果这个反了，因为苏联十月革命出现，把门一关，这些人都跑到欧洲去，跑到美国，美国只有200年的历史，没有这个文化的时候，它需要这个，甚至它的情报局都参与把这个抬起来，它的起来是这些人带动起来的，甚至美国人在那参与进来。

原来我们早就接受这个机遇的，现在机遇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时机。我刚刚说的，我们本身有这种“意象”和“抽象”的概念，我们的书法也好，这种修炼的艺术态度把这种“意象”的东西在那“表现”的时候，它不是拿准确的形在那摆着，但是它总是拿这个东西来代替自己的思想，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还是奠基了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人很自豪的，在这方面我还有能发挥的机会。今年“德国8”的展览来了，他们这段时间搞的很不错，现在他们很难再往前走了，因为西方科学的东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我们东方的哲学会代替它来发展下去，要不然这个口子没法发展下去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朱：您之前一直说您一直基于抽象表现的东西。

金：没有，这是顺其自然的。

朱：在韩国做的。

金：在韩国做的是很自然的，我走的时候就画这种画，我画着画着越来越平面，越来越表现，越来越直接，我的笔和颜色交错当中一种快感，或者是一种速度感，或者画面当中一种偶然预想到的发现，不是我先发现以后再画上去，那肯定实现不了。在那创作当中可能我潜在有这个东西了，但是在画面的时候冲突当中、很混沌当中这个东西就明确画了，那时候我确认自己了，所以这是一种对话。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不是为了搞抽象，他们展览的时候写的东西，你是抽象，来看的观众也是抽象画，我也不说，这是你来判断的东西，我心里上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叫抽象吗？康定斯基也说了这不叫抽象，康定斯基本身也是怀疑抽象的概念，他提的是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是很具象，是很具象的精神上的语言。他们所具象的东西必须得有一个物体在那，我们习惯性的，大自然当中看到的石头、人或者动物这种具象的东西，这完全是西方老的概念。

朱：其实具象和抽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认知。

金：我们看时间长了以后具象了，你没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动物出来，你还得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造型。包括这几天看到智能的东西，我们已经进入四代工业革命，智能的东西冲击性很大，这几年我看了机器人，刚开始我看机器人不习惯了，现在大家都习惯了，以后这个东西又具象了。

朱：触动我们不断往这方面转化的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本身我们文化的东西，而不是说受到环境影响一下子变成这样？

金：不是这样，我画出来的东西在那搞了四次展览，这四次展览也是一个从绘画到思想逐步成熟的一个过程，悟道的过程，不是形式套给我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说，你的画虽然是抽象，一看就很有气，他们说的气是有力度、深度，这个是什么呢？我以前经历过的东西潜在的在那出现，虽然我没画具象的，但是我一直积累的东西在那，画的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我在那学习的时候，他们的教育已经是素描具象的东西几乎没了，我上完之后他们第二天马上就不让画了，因为我是中央美院过去的，手上功夫很厉害，让我教一下，我教的挺好。教的当中我一看，现在美院“教”的方法和他们“教”的是两个概念，他们素描是画一个东西，不是为了把这个搬到画面来，在搬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你的思路搬过来，这是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刚刚开始教的时候跟他们有过冲突，光线是这么过来的，应该好好表现物体的关系、体积关系，他们已经熏陶的不这样了，后来我感觉到我们教的素描有问题也有好处，融合期来看，现在的素描体系可能更好一些。

留学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中国没开放，以前我学的可能很古老，但是我觉得那种东西对我的作品影响太大了，没有这个我跟别人就分不出来了。所以我展览的时候他们一看就感觉出跟别人不一样，又像中国人的一些东西，又不同。可能我也有一些别人的影子，因为我也是看别人的东西，看多了我也喜欢他的东西，可能别人的影子也在我的画面里出现，出现到什么时候，继续自己一边画，一边消化。

作为媒介的装置艺术

朱：您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装置、影像的？

金：也是画着画着感觉不过瘾，正好那时候看到别人装置的东西，我想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跳下来。我在韩国群展里面也拿出过我的作品，染颜色，线里面组成一个造型吊起来，别人的影子很多，终归是从画面上跳出来了。正好在那见过白南准，他和三星公司关系特别好，所以我到三星公司总部讲座的时候（他还年轻，现在去世了）。我在那见到白南准，他本身不是艺术家，原来是搞音乐的，当时我想艺术的东西是多样的，艺术家一定要接触新媒体出来的东西。白南准这一点搞的很好，录像机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抓住了，顺着就拍东西，把那个拿出来直接就展览了。原来世界艺术跟他是没关系的，原来他是砸钢琴，或者是把小提琴挂着来回走，那个声音对他来说是一个艺术的作品。后来他转换到视觉，进入到美术圈里来了。

我刚回到美院见到国画系老师的时候一拿电脑，他就吓一跳，越传统的，越怕这种新的技术。包括油画里面我是唯一跳出来的人。一般都是搞版画、雕塑的人媒体接受能力很快，国外也一样，现在搞版画的人在国外算是大腕，都是我的同学，我的下一届，像方力钧，他搞版画的，他画油画，油画系的人不承认他，但是人家出来了。观念已经改变了，不是冷暖关系的时候了。还有搞雕塑的愿意进3D电脑里做，但是油画人从这出来感觉丢掉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国画，完全不可能，油画也不可能，终归出来了一个我。我们设计学院版画系毕业的老师很多，因为版画系总是接触这种新的东西。

朱：您对传统是怎么理解的。

金：作为艺术家来说，我不是反对传统的，传统必须得存在，但是对现在当代有责任的艺术家一定要接触这些新的东西。新的弄完之后，科学家做的艺术家给完善一下，完善之后科学家再来补充一个东西，这才是完美的艺术，所以艺术家也离不开科学。我说科学和艺术是永远离不开的两个互有关系的东西，科学家没有艺术，科学就永远没有科学的价值，它必须得创新，艺术这套东西刺激它，科学要出来的时候要有一个答案，答案就是它完成任务了，不能再耗了，这时候艺术再冲击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也很大，有时候他实验完了接受不了很多东西，你想想梵高的东西当年我们接受了吗，现在普通老百姓看梵高的画都冲动了。这个社会已经达到这个欣赏水平了，当时梵高的画没法接受，感觉不是艺术了，是疯狂的精神病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东西现代人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艺术永远离不开媒体的，油画也是现在电脑一样的媒体，我是这么想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它是拿蛋清、油画发展，又到丙烯，这都是媒体，甚至到电脑，电脑里面细腻的东西。画画为什么出现呢，为了留你的影子、记录下来，摄影的发展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淘汰了，不需要再涂抹了，照片比你还像呢，这时候它转变的不能很形象了，这种东西永远是刺激，往前推进发展。

朱：您最近的纸面丙烯的作品跟之前说的有稍微抽象表现的因素在里面，同时，您绘画作品里还会带一些装置影像的因素在里面。

金：也有。

朱：现阶段的创作与之前有什么想法上的不同？

金：1996年开始，慢慢的，画的画着就没形象了，这时候别人以为是抽象画，但是那个阶段的画和现在的画，因为在过程中我一直是不断的往前走的。现在的画和那时候也是这种笔触，形式感觉一样，但是它是我已经走过装置和影像，或者是这种东西做完了重新回来的时候，刚刚我说到我对现在抽象艺术的概念理解又不一样了。因为我这段时间走了一圈，出去、回来，在国内做的当中，我对自己的文化又有了重新的认识。我画的时候比以前有自信，不像他们所说的我没有形象，必须拿这个，可能现在更成熟的、更老练的把这个东西重新表达出来。

还有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现在我也在搞一些群体展览，还在搞一些装置的东西参加，包括影像的作品，太庙的展览，这是像我们现在的手机一样，2米高，这是自己组装，一看就是很正规的产品，这两个是分开的，我随时组装。这次我有一个作品，昆曲里的眼睛和这个眼睛、真的眼睛三个叠起来，这是动画。这个是世界共同的月亮，五大洲的人士，世界各地的人士，同一个宇宙下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就是这种理念。这种东西做的时候，因为我在数字媒体一直搞影像，原来是拍片子的，后来装置和影像结合起来，还有这个体型，向上的感觉，符号性的……

有的时候我也想过，作为艺术家来说不能老拖来拖去的，但是我觉得我还在艺术范围内，还在表现的范围内，这都是可以的。我跟岳敏君是一个画校的，我的朋友，他们起来之前老在圆明园，我回国以后带学生去到他那参观，他画了新的画，社会不认可，只认他的那个东西，有多少个牙卖多少钱一样。艺术家画到一个阶段就厌烦了，他不能老是这样一定要变一下，你看毕加索变来变去，什么都搞，这是艺术家的自由。但是我们的概念里面这个卖的好，我一定要一辈子画这个东西。我有一个同学祁志龙，画红卫兵的，每天画那个，他也烦了，但是他没办法，市场已经这样了，这是艺术家最大的烦恼。幸亏我还没出名，我现在还没有定型，还可以随便创作，自由的玩。对艺术家来说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否则生命力就结束了。

虽然我没有那么准确的把我的语言定型的表达出来过，甚至我1996年一直画到1998年、1999年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回国内办展览。那时候国际艺苑在王府井那边，我回来之前袁运生从美国回来在那办了展览，我也马上要办展览，宣扬一下我自己。也许那时候宣扬了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我这个人太低调了，艺术家不能这样，艺术家应该去表演。但是我现在还是老师，老师低调也可以，教学是教学生们。纯艺术家就不一样，你本身是艺术作品，一定要冲上去，在各个场合都要有表现，你走来走去就是艺术，一定要一直的表现自己。现在我在教学嘛，就不一样了，我主张是这样，但是艺术家不能停顿在一个地方。

朱：您说的是市场、画廊强加在艺术家身上的一种束缚。

金：真正的艺术家又是自己享受，又要还给社会一个东西，现在我能享受的就是自己一边画一边享受，应该还给社会，这时候更大的力度把自己完善的走出去，还要表现自己，这方面我可能没有做到，这跟我的职业有80%的关系。我们的老师也有在外面走秀的，也有影响大的，小东他们在外面走的很好，希望是这样。

艺术永远是进行时

朱：我听您多次提到回馈社会的想法，您觉得艺术这种回馈，您会更多的为大众做展览？我知道美院很多专业性展览大众是看不懂的。

金：是的，我现在稍微回来了，回来也是为了整理一下自己，还有现在总是自己玩，刚刚说的没有回馈给这个社会，现在我想的是这时候我应该整理自己、完善，储存作品，开始要向社会走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学校60岁要退，不能等60岁退休了做这些事，艺术家是不能按时间做的，现在有感觉的时候就现在开始做。我也感觉到了到这个时候再停下来不行了，尽快的把这段时间积累下来整理好、充分做了，也不能一下做大，慢慢的一步步的把自己的东西掏出来了。以前有这个东西了，三、四年前稍微有这个迹象了，后来因为工作收回来了，现在必须得做了。现在开始感觉再晚了不行了，再有积累了这么半天，自己尝试完了走嘛，有机会的话给后来研究的人留下。现在的艺术不一样，人活着的时候跟社会沟通一下，社会认可了就更积极的跟系统沟通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不能老是自己。我以前是画完了再说，艺术是永远的进行时，不是都做完了之后，这个是很重要的。

朱：我看您刚刚给我们看手机的装置，它挺有设计感的，这和您曾经任教于设计学院有关系吧，而且您还曾经是设计学院的院长。

金：这也有关系，一个是设计学院的，以前我毕业之后就在出版社，也做过舞台美术，以前的舞台美术不像现在的电脑里设计，而是直接做了模型之后在上面画风景，在幻灯片里在画一个，两个结合。一幕卸下来之后，后面马上换幻灯片，大的画里面幻灯片再换。现在LED、照明来做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又跑到出版社画插图、封面，中央美院毕业之后我到了国防科工委，为张爱萍办了神剑学会又办了一个杂志，我将近给他做了6年的杂志，那是季刊，2个月出一次，封面、封底全是我一个人做。现在有设计学院，以前没有设计概念，美术学院毕业就让你搞设计了，现在好像必须得设计学院出来的搞，现在的概念又不一样了。按照我们礼说，过去是给什么都能做的状态，现在让他画画，他会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设计师，有点分的太开了，不喜欢这种。

朱：您觉得现在的设计对现在的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金：设计和纯艺术不一样，设计学院的老师和纯艺术学院的老师性格不一样，他是针对社会完成任务的，造型学院的艺术是自由的，有时候说你看不懂都无所谓。以前我们的文艺理论不能这样，现在更开放了，很多艺术家感觉你看不懂无所谓，我就画我的。现在是你坚持到什么时候，看不懂也要坚持下来，最后也会有希望。现在说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到底。

我到设计学院，包括到从设计学院到这来，从造型到设计学院到现在管学校行政工作感觉到有一定的作用。设计学院要考虑到社会、统筹，你得听需求者的意见，它掏钱让你设计，它不喜欢你怎么办，这是迎合社会很理性的过程，艺术是纯感性的，我是原来纯感性的人，我到这来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进入这个工作这么快呢，以前我跟行政没有什么联系的，我来了以后跟设计基本一样，你必须考虑对方，考虑全学校，这时候可能很公式化了，设计有时候很公式化的，但是它需要创新，这是设计师。

所以我说我们美院的设计学院跟地方的设计学院的教育稍微有一点不同，它更注重美院本身的艺术价值熏陶他们。我们美院的学生刚到社会上的时候可能不如其他设计学院，他们能马上接活，手工很快，你说什么我就往里添，我们的学生有思想，不听老板的话。但是过了几年我们这些人慢慢的起来了，有自己的主张，有美院的灵劲，美院人是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走，有能量，有本事，老板也会看到，越来越可以，它就慢慢的起来了，生命力在后面显现出来，这是美院和外面学院学生的不同点。

朱：美院设计的学生里面有没有出现艺术家。

金：也有，特别是现在的数字媒体，广告片、动画片、商业片的也有。现在我们的学生田晓磊，是我的学生，包括张文超，这次招进来当老师了，后来上的徐冰的研究生，他们走的是艺术路了，影像也不一定非搞商业。包括时装也是，时装有时候是很商业的，但是它走秀的时候，时装是艺术家，现在领域比以前宽泛多了。现在的艺术氛围来说，艺术家和我们的学生机会是很多的，而且世界关注着中国，以前我们只有到美国办展览才能出来，现在不一定，在国内搞过几个好的展览就算是世界上稍微关注你了，它把你的东西拿到其他地方展览，所以很多艺术家在回国。我有很多同学都回来了，包括这次“德国8”的展览，像刘永钢、李迪，回来就在那做展览。在德国我估计不会有这个环境的，所以中国还是有机遇和有可能性的国家，艺术家不能为这个走，艺术家还要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最后社会会认可的，我是这么想的。

朱：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发言。谢谢金老师。

金：谢谢！

关于金日龙   JinRiLoing

1962年2月22日出生
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事处处长、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 动漫艺术委员会 副主任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综合画种、动漫展区评委会副主任
北京高等院校人物设计教学联盟 副主任

工作简历：
2015——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
2010－2014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
2005－2015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副教授
2002－2004韩国弘益大学校 美术大学 讲师
2001－2003韩国国立公州大学校 美术大学 讲师
1986－1996国防科工委(现称总装备部)政治部神剑编辑部 美术副编审

学 历：
2001.3.1-2005.8.26 就读于韩国弘益大学校博士生院 美术学获博士学位
1996.3.1 -2000.2.26就读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校研究生院 获硕士学位
1982.9.1 -1986.7 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获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