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现在就像一个高处不胜寒的“高城”，这是历史和现实决定的。所谓“高城”，就是说美院一直是国内美术院校的龙头老大，人才集聚，历史比较悠久，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它也是一个兵临城下的“高城”，就如唐朝诗人许浑的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一上高城万里愁”。兵临城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兄弟美术院校已经兵临城下，还有就是加人WTO以后国外的美术院校也将兵临城下。即使中央美院没有任何的过错，但别人经过改革、带着明显的优势兵临城下，其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缺陷。你不犯错，但没有新的辉煌，就是犯错。这就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形势，要没有这个形势我们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会议，也就不用讨论了。按照原来的习惯、规范操作就行了。兵临城下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有新的问题了。改革是无条件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换上一些临时性的新花样，我不同意抛弃所有的传统做法，要冷静。兵临城下导致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兄弟院校目前在教育改革方面跑到前面去了，但实际给我们的要求是应更加深思熟虑，要有远见才能解除“近忧”的恶性的循环，否则盲目的狂奔，问题会更多，忧虑不断;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又出来了，结果会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认为考虑问题还是需要认真、理性、客观、冷静的态度。改革不是搞运动，不能一窝风，它是长期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
总的来讲，在改革之中还是要讲大学之道的。大学之道是大学的基本精神，如果不讲，而光讲功利是不够的。大学之道和经济学原则应该齐头并进，否则学校的改革就变成没有精神的改革。涨工资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涨工资。支撑一个大学的价值基础、合理性也就没有了。为什么你去一些世界各地的一流大学就会感到有一种精神能够渗透出来，包括北大也是一样。尽管北大也在衰落，但仍然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底气。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是如此，这口气不是轻易可以改掉、毁掉的。改革不是美容美发。改革应该是以伤筋动骨做代价、以治病救人为目标的。否则表面上解决了一些问题，却从本质上失去了精神，学校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好的大学为什么有吸引力?不是物质上的优越而是存在一种精神。如果用老子的道、德、用、器这几个层面来解释，道是最重要的。道是中国的概念，所以还是从传统中去找。美术学院还有多少的道，道有没有一个新的发展的转机，这是根本的东西。我感觉北大的精神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改变的，这是一个根本。所以我觉得教学改革要考虑这个大学之道是什么?支持美院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美院的无形资产是什么。这是需要考虑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另一个就是学术尊严的问题。就是在美术学院，学术和知识有没有尊严，体现在什么地方?我去韩国大学，在它的大厅中有一面墙，陈列着这个大学出过的重要人物，实际上相当于名人馆或万神殿之类，学者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总统、政治家、社会著名的人士摆在次要的地位。这样关系就比较清楚，学校不是行政机构，而要把学术摆在重要的地位。尊严又以什么方式来体现，是金钱、权势，还是学术?这个不清楚学校怎么改都是乱的。哈佛大学的两个教授见面时很礼貌，也许是论争的对手，但他们见面的礼仪表示你是一个重要的学者，我也是，两个目光是这样的空间感觉，这就是学校的文化。对处在学术前沿和文化前沿的学者和教授要给予应有的尊重。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精神学校就很难维持，就变成了工厂(好的工厂也是讲企业文化的)。学校可以按企业的办法管理，但学校的精神绝对不能企业化。如果企业化就完蛋了。教堂也企业化，医院也如此，那就完蛋了。这些本来是一个讲人文精神的殿堂、讲人道主义的地方。既要讲学术民主，又要讲学术尊严。什么样的学术才是有尊严的学术?这需要讨论。蔡元培作北大的校长，兼容并蓄成为北大的精神之一。徐悲鸿是我们中央美院(其前身为北平艺专)的奠基人，他的重要的口号是“艺术为人生”，但这句话似乎没有明确地写进美院的校训里，或学生手册里，成为一代又一代学子们的座右铭。因此这种精神还没有深人人心，这是不应该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美院最概括的精神是什么?文革前，清华的学生在北京站迎接新生时有一个标语“欢迎你，未来的工程师”。北大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中央美院就不知道是未来的什么?是“欢迎你，未来的艺术工作者”吗?是商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这就是理念问题，不是几次讨论会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很多人让这个精神进行合理化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美术学院应当培养有道之人、有用之人。
另一个方面我想讲大学的教育模式。从世界范围来看，我觉得激进的大学成才率低，不断实验的大学成才率低，而保守主义的大学成才率高。比如哈佛、牛津等与其他大学比是比较保守的。他们是把许多年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和研究，一步步走过来的。增加一个新的教学内容和形式都要经过严格的讨论，要有质询或听证过程。要有一个严谨的报告，而不是随便纳人教学中来的。教育需要用历史的方法进行准确的传授，也就需要严谨的规范、标准，结果保守主义大学的学生非常有革命性，一方面有革命性的功夫，对历史知识和方法非常了解。另一方面知道要超越什么，他对他超越的对象极其清楚。相对而言我们学校在教学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不是保守主义的。每个系都用自己的方法去教，而这种方法都没有经过论证。大家都在试验。
美术学院历来重视创作，轻视教学和研究。其实，学院或大学更需要好的教师或教授，就像体育更需要马俊仁式的教练，他本人不是世界冠军，但他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更需要好的教育家。教育家比艺术家对于学生来说更重要。孔子和老子都是思想家，孔子是好的教育家，教出来很多学生;但老子就不是教育家。美院更像一个名家集聚的画院。教材在美院就不确定，而在其他的大学是不会的。好的教授应当编写出好的教材。王力教授有《古代汉语》，剪伯赞教授有《中国史纲要》，许国璋教授有《英语》，费孝通教授有本《乡土中国》。而且教科书是不断修订的，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教材《经济学》已出到二十几版。要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如何来传?鲁迅是著名作家，也曾当过教授，留下两本规范化的教材，一是《汉文学史纲要》，一是《中国小说史略》。据李树声教授讲，徐悲鸿先生曾经著有《新七法》，是一个比较简略的教材。教材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教材必不可少，而不仅仅是以创作来支撑，不仅仅是以艺术家来支撑，而是教育家型的教授及其教材。如果一个考古学教授没有考古学教程，没有教授学生系统而有效的方法，他就领学生挖墓地，告诉学生们说这些是古董就完了，这就不能构成考古学教授的基本条件。这就说明长期以来对于教材的研讨还没有纳人日程里来。北大考古系公开的教材只有邹衡的《商周考古》，但是一直有内部教材，就是因为考古学是知识翻新率最快的。所以一成不变的教材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要重视前沿性的学术研究。世界上的名牌大学，着眼点往往不在本科生，而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本科生解决的是基础教育，研究生和博士生解决的是前沿性的研究。导师型的教授首先自己就应该是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他/她的成果要有国际性。因此，有教材是基本要求;有前沿性的学术成果是更高的要求。我记得，美国有个绘画教授，她既是艺术、史博士，又是心理学博士，她的教学和研究都很出色。
既然保守主义的大学成才率高，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学成才率低，那保守是不是僵化的保守?保守也是相对的，保守只是对任何一个新措施要严格论证。不保守就是相反的态度。拿活人来实验是不允许的，这是基本的观念问题(在医学上拿活人来做试验都是不允许的)。就是说，哈佛、牛津等大学也时常在改革，但它们控制自己的速度，没有自由主义的大学跑得快。但不见得它们的成才率低。我所说的保守不是单一的保守，而是全面的保守主义。就是说我们的教育要呈现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结构。就是学生不仅要知道历史上的写实主义，也要知道表现主义、印象主义、现代派等等，也要知道写实主义以前的各种艺术方法。就是以往的重要艺术成果都应该纳人教学的范围，学生有权利了解客观的人类文化史和艺术史。现在的误差就是美术学院作为“学院”的特点不强，作为“画院”的特点比较强。教学就变成了用个人的成熟的艺术风格和写作风格直接进行教学，这是不合适的。不能用自己的成熟画风和技术来教学，可以把你的艺术总结成方法来教，而且是众多的方法之一。把风格统一就没有创造性了，就是一种模仿。如果现在哈佛有个教授讲黑格尔哲学，结果他讲的是他自己的哲学而不是黑格尔哲学，这公平吗?由于创作风格进人了教学，方法的层面被降低了，达到这个风格的成熟技术被提升了，结果就是全面的模仿。所有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都希望学生跟自己的画风接近，而画商来的时候老师对这样的模仿者烦透了。画派并不是模仿的人多就成宗师，而是靠方法层面的研讨。哈佛的教授研究黑格尔透彻，并不说明他的写作风格、新思想是黑格尔思想，不是的。教学跟他的研究是分开的，教学就要求有还原性，创作和研究完全要有创造性，是全新的，自由地阐发一个新的学说。在历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都应该被研究，变成课程严格地去教学生。研究传统、讲授传统不是为了变成传统的奴隶，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把传统变成功夫进而超过它，获得思想方法的启发这才是一个关键。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有过一些教学讨论会，我说用年轻画家的风格取代老画家的风格，并不意味着美院有了新的进展。进展主要表现在方法的层面，而不是个人风格的层面。学生从一种随波逐流转向另一种随波逐流，说明美院并没有新的发展。很多有影响力的画家用个人风格影响了一批同类小支流。而且成批地出现，这种结果跟教育模式有关。能不能把仰慕画风变成一种对精神的追求，同时研究他的艺术方法进而达到最终的超越，这才会有发展。在设不设工作室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讨论，不是一个教授搞创作就够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的教授都应该搞研究，研究艺术史的问题，包括艺术语言问题，研究当前的文化问题，应该是全面性的。如果都是这样，那么中央美术学院的学问最大，最有道。要强调知识生产的个人性和集体性。
从全院讲对理论的重视不够，我们现在的理论就是美术理论和美学理论，这还不足以提升理论的意义。理论也是包含整个人类文明当中的重要知识和方法。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越来越重要。美院的学生每年有下乡写生实习，或社会实践，好像学生只剩下了一个审美视角，只剩下审美眼光来看世界。一个更加有价值的社会学或文化的眼光并不强大，只是一个审美的视角。实际在古典艺术当中，不是这么萎缩的眼光，比这丰富得多。看中国的艺术史、外国的艺术史，其中还有一些相对强大的文化和社会的眼光。实际上在整个的历史上从大的方面讲有几大眼光，一个是关于宗教和信仰的眼光，还有就是国家的眼光，还有种族和民族的眼光，阶级和阶层的眼光，最后一个就是性别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意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给人们贡献了一个阶级分析的眼光，是有了这个阶级眼光才发现了很多问题，发现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性别眼光是由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开发出来的，过去没有人用这个眼光看历史、看文化。这些眼光是不是靠一个简单的美术概论就能解决呢?它是解决不了的，它就需要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对比上加强。美院需要优秀的人文和社科学者来承担这些重要的课程，比如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等，需要有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是需要向全院开放的，而且搞创作的系需要有1/3的理论课程量。当然不是说马上实行，需要有一定的步骤来一步步实现。还有就是从人文社科结构上来看，我们过去比较重视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但对中国传统的儒学、周易的哲学等重视得远远不够，对中国文化史和史学传统重视得也不够。在我们学校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我感觉这个也是必要的，如果中国的学校对此没有思考，可能就达不到一定的效果，怎么用东方人的思想方法和东方人的知识条件去思考一些重要问题呢?所以理论课要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配置。
学院应当加强视觉图像文化的研究，它是建立在一个视觉文化的基础上的。无论北大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对文化史、历史的研究基本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图像也包含了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宗教史的意义和功能。所以我们曾经想编一本书从图像的角度来写思想史，写文化史。实际上这样的资源在中国是相当丰富的。关于中国天、地、人的三个领域的思想，由于当时天、地、人都包含科学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的方面，所以就不是一种小美术史的概念，是一个视觉文化史的概念，视觉思想史的概念。所以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方式、研究途径，不是找几个教授仅仅从文字出发，而是从图像出发来研究，这可能会对人类的认识有帮助。这对整个的中央美院是有利的。在整个的世界文化研究格局上会有突出的特点，不是一个简单的纳人。
工作室应该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基础性的，一种就是研究性的，比如电脑、多媒体、电教、石版等应该是基础性的工作室。我觉得在资源上也是一样，学校现在有了新的建筑、设备，但不是完全开放的。基础性的工作室归属哪个系无所谓，而应该向全校开放。另一类是研究型的、前沿性的、创作性的工作室。这两类工作室的课程上要全面开放。我觉得你把几个系合并成一个系是不重要的，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因为在国外系的概念是针对研究生的，如果针对本科也只是毕业班，本科加上博士生、硕士生这块是与研究性的、前沿性的、创作性的工作室相联系的，与基础教学是两个体制，需要创造、需要自由精神支撑的。再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系的职能是针对研究生，就应该减轻系的负担，减轻系的管理负担，加大教务处的管理职能，加大人事处的管理职能;就是大人事处，大教务处，实际上是多设干事(秘书)少设官。还应该增加一个科研处，它是与各系的研究、各工作室的研究紧密联系的。
在整个的改革当中，尽管我说在教学上是全面的保守主义，但在研究和创作上应该是自由主义的。要有开放的心态，国际主义的胸怀，与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里说的那个自由主义不同。在管理上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已经成型的管理模式。或者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大学之道和大学的精神方面，我们要有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我们要培养有道之人、有德之人和有用之人;在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我们应该是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求效率、效用，规模化，降低不必要的消耗;在教学方面，我们应该是保守主义，不是单一的保守主义，而是全面的保守主义，对人类的文化遗产和重要的艺术方法都给予民主性的尊重和传达，我们要有严格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具有更准确、扎实、系统的基础知识和思考能力;在研究和创作方面，要有相对的自由主义的开放态度，使学术和创作总是处在国际前沿;中央美术学院应当成为研究和发展视觉文化的国际重镇。我所说的不是计划也不是方案，而是这几天想到的一些问题，做一下交流，说错的地方我负责。
原载于《美术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107期
整理/李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