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描的争论，一波波观点的对垒彰显着历史的迷思与学术的困顿。其实，我们当下所有的讨论早已出现在过往的艺术轨迹之中，或者说，关于素描的讨论，不过是过去某一学术逻辑的当代演化、某一学术公案的再次发生。
比如，上世纪60年代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的一段往事。
1962年，广州美院国画系分设人物画科之后，时年仅31岁的杨之光担任人物画科教研组长。围绕着如何训练国画系学生扎实的造型基础，与另外一位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直接发生过一场颇有意义的学术论争。这位教育家的名字是关山月，时任广州美院副院长兼中国画系主任，是杨之光的顶头上司。论争的焦点在于橡皮的功与过，争论的背景则是中国画素描教学的是与非。
杨之光保留了一份写于1963年7月的教学总结。从中可以了解到，1953年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建校初期，在国画系教学上只看到素描课的积极意义，对学习传统技巧的磨练不够，印章、题款的学问更是顾及不到。1957年，彩墨画系改名为国画系之后，对学习传统明显重视了，对国画的素描课也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教师与学生渐渐明确了如何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营养，是吸收而非代替。
杨之光在这份总结中提到的国画系人物科贯彻的“四写”，就是写生、速写、默写、摹写。这里面有他老师徐悲鸿的教学经验。为了加速素描训练的进程，徐悲鸿同时设置了默写与速写课。著名美术理论家蔡若虹总结了徐悲鸿的这些教学经验，于1961年9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美术教学中基本训练过程的改进问题》，提出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四写”的内容、方法与步骤。这给杨之光很大启发，认为“四写”可以解决中国画教学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他的长达数万言的《扭在一起锻炼——国画系人物科贯彻“四写”教学的体会》，就是一篇重要的教学文献。
彼时，为响应时代号召，美院学生已被卷入滚热的社会运动中，教学、训练与创作下乡、下工厂热火朝天地展开，如何将节奏紧张、激动人心的劳动与生活场景瞬间记录下来，成为摆在师生面前的巨大难题。而杨之光作了自己的总结。
但是，杨之光的这种人物画教学方法，受到了关山月的的质疑与坚决反对。他于1961年11月22日，同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有关中国画基本训练的几个问题》，认为中西绘画是两个不同的美学体系，旗帜鲜明地否定“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基础”的徐氏观点，强调中国画有自己的素描，即传统的白描。
在该文中，关山月首先“不主张中国画教学也要从画石膏圆球入手”。紧接着，他痛陈了教学中大量使用橡皮擦的弊端。当时教师与学生普遍认为，绘画要画得准，非要用橡皮擦不可，这在关山月看来，是一种迷信，会增加学生对素描的依赖性和惰性，否定了中国画的教学传统。鉴于此，他提倡用中国画的主要工具即毛笔直接写生。“毛笔的局限性，恰好就是它的优越性，它可以锻炼养成一种好习惯，即当你看不准想不透时就不敢乱下笔。每下一笔都要成竹在胸，因为每一笔都会牵连到全局，所以笔笔都必须从整体出发，使每一笔都能起每一笔的作用。应当肯定地说，毛笔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它的表现力是很强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它，使它驯服地为我们所利用，即使不借助于橡皮，同样可以画得准。”
他在文中强调：“对学中国画的学生要有个起码的要求，即当他们毕业时必须能用毛笔准确地描写对象。铅笔炭笔画准了不算数，那只是一个手段。”
关山月这篇文章一发表，马上引起极大反响。从该文与蔡若虹文章发表的前后关系看，看似针对蔡若虹的。但因为他时任广州美院副院长与国画系主任，是杨之光的直接领导，所以，更多的是针对杨之光的教学经验，借此否定杨之光的人物画教学方法。就在几年前，杨之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认了关山月这篇文章其实直接针对的是自己。
直到1963年5月18日，关山月在向师生谈论他的个人画展时，再一次讲到用毛笔直接写生的问题，“现在美院附中学生的‘准’，我是很怀疑的，因为他们是靠橡皮擦改来改去改准的，不能将中国好的技法真正学到手。”
为此，关山月按照自己的构想，亲自参加和负责人物画的教学，这自然导致杨之光地位的尴尬，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教学方法。
时过境迁之后，上世纪90年代，杨之光在接受作家伊妮采访时，对“橡皮的功与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高剑父先生创立的岭南画派，虽然不是很景气，但也不排斥学习素描，道理是很简单的。那么，橡皮到底有功还是过？我认为是有功的……这是否定之否定的原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你在擦的过程中不断地否定对象，便在最后获得肯定。我认为用不用橡皮擦不是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是认识对象，需不需纠正你错误的认识……在纠正画面的过程，才能寻求到正确的表现方法，这是很科学的。如果学生仅仅有果断的愿望，而没有果断的基础，他就不会画得准。我的愿望就是通过橡皮的训练来锻炼培养人准确的观察力与表现力，然后鼓励学生直接用毛笔来表现对象。”他最后坦言，自己一生的实践，也是这样做的。
其实，他的人物画教学方法，也包括了用毛笔直接写生这方面的内容。对此，他就曾强调：“毛笔这一工具好像一匹烈性的马，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如果你征服了它，它就是一匹最听话的马，任你自由驰骋。”
现在，关山月先生已作古15年，杨之光先生仍健在，他评价了60多年前的这场论争的价值，“这是一场有益的学术论争，只会不断开拓中国画教学的视野。”他表示：“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对关山月先生非常景仰，对他的尊敬一如既往。”或许，这就是铮铮然的先生之风。
原载于《美术报》2016年3月26日
整理/李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