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多金在他编辑的约翰·杜威的重要文集中介绍说:约翰·杜威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哲学思想方面最有影响的人物。从广度和深度来说，他的影响都是显著的。杜威的思想在美国哲学和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巨大的事件。
显然，杜威对美国哲学和教育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1946年，他是日内瓦国际教育局的指导者。罗伯特·迪罗吞赞誉杜威对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影响。1961年，香港新亚洲学院院长吴俊升认为:“约翰·杜威是当代最重要的教育哲学家之一。就他的教育思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的广泛深远来说，在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教育理论家中，几乎是没有人能同他并驾齐驱的”。
在杜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布里克门探讨杜威做为一个教育家在国外的声誉时举出一些关于杜威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在国外影响的实例。布里克门认为，要“证明杜威影响的存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相信它的存在。
在杜威生活的那个时代，杜威做为一个教育家在国际上获得声誉是容易被理解的。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书籍和作品被翻译出版、职业教育理论被讨论，以及他的教育理论成为各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多方面的来源这许多因素决定的。
杜威对六大洲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影响是从三个方面引起的:(1)杜威出访了许多国家，其中著名的有日本、中国、土耳其和苏联，(2)杜威的书籍和著作至少被译成三十五国文字;(3)许多国家的大批留学生到杜威和他的同事们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以及受杜威哲学思想影响的其它美国大学和学院学习。他们回国后，担任政府和大学的领导工作。
杜威出访各国
1905年，杜威到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他为了获得额外的收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每周教了两个领外的学时。这是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实用主义开始统治着美国哲学，杜威为实用主义哲学运动的领导者。”
1918年秋季，当哥伦比亚大学放休年假的时候，杜威在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翌年一月份，杜威和他的妻子准备去东方度假，这时他接到去日本讲学的邀请。杜威在日本停留了两个半月，在这期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发表了八篇学术讲演，这些讲演围绕着一个主题是:“关于道德和社会思想的改造，以及从民主主义的生活中得到益处。他的讲演后来用《哲学的改造》为书名，于1921年出版。杜威希望他的这些讲演“能够做为一个传达他的为争取世界和平思想的媒介物。”
自从杜威在1919年访问日本以来，杜威在日本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继续存在，并达到了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教育“美国化”。古林详细地考察了杜威哲学对日本教育思想的影响。
杜威曾支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在日本的讲演，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戏剧性的变化。他肯定和平主义者的价值。盖革指出:杜威认为，使用暴力不再是受欢迎的。并认为这种看法已被证明为是正确的。他认为民主主义是实现国际间和平与国际合作的媒介物。民主不仅是适合一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推动力，而且也是适合理想的人类思想的改组。后来杜威到中国之后，围绕这个题目做了非常有力的阐述。
在杜威去日本讲学期间，杜威的从前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小型的代表团来到东京，他们邀请杜威以教授的身份访问中国。杜威对中国面临的问题产生了直接的兴趣，同时也“被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努力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共和政府所吸引。”杜威接受了邀请。他到达上海，并在三个城市发表了演讲。杜威在中国逗留了两年，这是他在外国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施瓦兹给凯纳的著作——《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一书写的前言中说道:约翰·杜威和现代中国之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中最迷人的插曲。杜威的中国学生们用杜威的思想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努力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面临困境的独特的看法。
杜威在中国逗留的两年期间，他到处发表讲演，他的每个讲演，均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五大演讲集》。在杜威离开中国之前，他的《五大演讲集》印刷了十版。他到达中国后，首先连续演讲了三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听他讲演的超过一千人。几乎在杜威到达中国的同时，暴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反对腐败的中国政府秘密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凡尔赛签订和约。关于这一点如凯纳指出:“在杜威和他的妻子在中国逗留的整个两年期间，群众的示威、罢工和抵制运动，蔓延到全国，充塞着讨论政治的学术气氛。”由于五四运动的性质使人感到对旧制度的失望，它对过去模式的否定，它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它相信中国知识分一子在正确地分析和改造中国方面具有力量，以及它对教育的重视，这些就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中国对杜威哲学是富有兴趣的。
所谓归来的学生们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他们中许多人曾在1919年之前的十年期间在美国学习，并且其中有些人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西译认为，归来的学生们像他们曾经在那里学习的国家那样，自已组织了沿着相同的民族主义路线。他说:“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们，为中国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民主政体，那些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们提出一个军国主义的政体，那些曾在法国学习的留学生，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这个路线在团体之间和不同思想支持者之间传播，并逐渐衰退。”
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们日益确信教育在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因而，西泽断言:从美国回来的学生，他们以救世主自居，认为教育的改造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对中国的前途是具有决定性的。他们由于经历过美国民主政体的模式和熟悉美国教育实践，因而对推动中国的进步是责无傍贷的。1919年杜威应邀到中国，毫无疑问，不仅是由于他借助个人的威望进行的哲学讲演，而且通过讲学增强了他的中国学生们实现抱负的信心。
杜威的演讲被上百种杂志重印，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实用主义(或通常译成汉语为《实验主义》）“成为伴随着新的政治觉悟在政治和哲学讨论方面的一个重要思潮。”杜威在中国两年期间，他的改良主义思想遇到了种种抵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
杜威的讲演在论述实验方法和实用主义哲学时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中在教育改良。他给“革命在知识方面下定义，导致了传统权威的动摇。”他提出儿童中心主义课程应该“成为班级的重点学科的内容，强调儿童即生长”，并强调学校社会化的任务，认为学校社会化是社会改良的基础。“将来儿童社会化不仅给他或她对于传统的一个鉴别，而且在现代社会和政治环境周围发展他或她的判断能力。”杜威主张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列入课程里。
最后，杜威在1922年写道:“一个切实可行的增加部分和中国教育的改良道路上的困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他认为，如果没有教育就没有政治的改良，但是腐朽的官吏反对学校和浪费资金，学校就不可能发展。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题材。”凯纳说，“改良者希望教育能够推进社会的和政治的变化，但是在不民主的政治条件下，坚次安求改良堕落的文化会陷入不能解决的困境。”
西泽断定有一些变化包括较大的语言改革，有时被称做是“文学的革命。”其它的“杜威派的方法”，采用包括“幼儿园运动、妇女教育、成人教育的扩大，在教育中的‘职业化’，美国型的测验和监督活动，以及地方管理运动。”不过在西泽看来，这些学生们对杜威的哲学并未加以创造性的有说服力的阐述和运用，可能因为在杜威面前他们把杜威当做是“权威”，“使他们不能把这种有可能适用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得到灵活的、创造性的论述。”
在1950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一个知识分子运动，批判杜威在教育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影响。虽然杜威的两本书被翻译为中文再版，但是当时在那里还发表了许多批判杜威观点的文章，甚至是长的批判著作。凯纳认为:在那些批判文章中，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需要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批判集中在对杜威的一个一个的科学性定义上，例如主要是根据杜威的设想，阶级界限能够被归入在社会中实施民主主义。后者的“错误”被他的批评家们认为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家和他的中国追随者们的极大的错误。
在1924年，约翰·杜威应邀去土耳其考察教育制度。杜威在土耳其停留两个月的期间，正值学校是假期。当他还在土耳其的时候，就初步提出了一个备忘录。回到美国之后，又写了一份有分析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教育手段在达到教育目的和教育效果的必要性。他极力主张学校的发展要象“社会生活中心一样，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是这样。……”他建议土耳其教育部门委派教育工作者代表有计划地参观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建议翻译外国教科书，尤其是“那些论述‘进步学校’的实用方法和没备，应该广泛的传播和供教师们仔细地研究。”杜威根据其固有的美国民主主义观念，建议说，尽管土耳其需要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但是与其规定一个单一的教育制度不如是一个多样性的教育制度。他还建议在学校里建立学生自治体制—土耳其需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它应该回避“独裁的方法，独断的管理，以及机械的服从”。
在杜威访问土耳其期间，学校没有上课。杜威依据土耳其学校的结构和印象给政府写了报告。在其报告中正如布里克门所说的那样:“看来很清楚，杜威企图适应美国教育实际来促进土耳其的教育改革。”二十年之后，马克思斯韦尔·希斯洛普在一篇论文中宣称:“今天在土耳其的教育目标和体制的性质为杜威的建议被采纳的程度提供一方证明。”
两年之后，即1926年杜威应墨西哥政府邀请去做讲演，并担任政府的教育顾问。由于他的著作的一些西班牙文译本，以及他的西班牙学生等原因，使得他的教育思想早已为墨西哥教育工作者们所熟知。布里克门转述一位教育家的话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墨西哥学校的课程几乎完全是偏向于‘黎明高地’(指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附近的高地——译者注)的这个大师的一边。”布里克门认为“对于杜威教育思想的兴趣，无疑地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墨西哥的政治、社会和生活的改革。”
1928年夏季，杜威随同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美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回国后他根据对苏联的观感发表了一系列对苏联充满同情的文章，被一些美国报纸称为“布尔什维克”。到1928年杜威访问苏联的时候，他的名望被很好地确立起来了。事实上早在1907年他的著作被翻译，《学校与社会》一书的出版;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杜威的思想似乎影响着苏联的一些主要的教育家们，例如沙茨基、泽林柯。沙茨基写道:“1904年新的教育原则来自美国殖民地(例如珍尼·亚当斯·豪尔学社)渗透到莫斯科。这些原则是建立在社会的改良通过教育这种思想墓础之上的。”约在1928年一次会见中，沙茨基回忆说:
仔细地考虑有关儿童的兴趣和他们智力合理开发的方法，我从约翰·杜威的精确地分析中得到极大的帮助，并深深地为他坚持理论要在实际应用中加以慎重的检验的“实用主义哲学”所感动。随着1917年革命的胜利，苏联开始寻求全面改造教育制度理论。罗森认为，在革命胜利的初期，来自西方的教学法思想受到欢迎，并被热切的探索。部分地放弃从前沙皇式学校的独裁方法，但也因为适应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殊目的，不是使课堂自由化，但破除了教师的权威，直到他们被可以信任的并在思想上“正确的”共产主义教师顶替。
人们认为，杜威思想、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它们似乎是“符合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目的。罗森在评论所谓实验时期的学校时说:“班级授课制度、传统的学校课程、成绩测验和考试，以及成绩评定等被剥弱或取消了，因而普通教育的质量降低了，学生们只能对教师的讲解做一些‘似是而一非’的重述。”
根据金的分析，这些适应到苏联的实际被看成反映出苏维埃教育工作者对当代美国教学方法和约翰·杜威的无限崇敬。没有正式的考试和标准，以及学校的全部课程似乎被“生活调整”，局部地证明是合法的。学生们每年可以要求按照他们的程度从一个年级提升到另一个年级，而那些希望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必达到预定的标准而做到这一点。斯特朗在访问苏联之后，于1924年在《进步教育》一文中说，早期苏联教育的改革“在对待杜威教育思想上，比我们美国尤为突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来进行改革的。他们对杜威的每一本新书都不放过，并及早地译成俄文做为参考，然后他们又加上自己的东西。”
布里克门在考察苏维埃革命初期时，发现1924年教育工作者们如沙茨基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但他“一直利用杜威和其它进步教育实践来实现同杜威思想相反的教条主义目的。”布里克门特别提到那些重要的教育家如第一任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和莫斯科第二国立大学校长平克维茨“钦佩杜威和他的思想一并歌颂他。”在1931年出版的《苏维埃大百科全书》中，称杜威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师。并用冗长的论文讨论了他的思想。但文章指出，“杜威在对待社会问题上，他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杜威毫不掩饰他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敌视。”
1929年苏联开始执行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首先“遇到的是普通教育制度在提供‘三R'(读、写、算——译者注)能力和普通教育的基本原理方面严重地不适应国家工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这一严重缺点导致教育实验时期的结束。”进步教育实终止了，杜威之星开始陨落了。关于这一点，布里克门曾经指出，1931年9月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关于中、小学的决定》，规定学校必须严肃认真地做更多的工作。“因为设计教学法和其它进步方法没有给学生以基本原理和为进入中等技术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接着在1932年新的教育改革开始了:“分组制度和设计教学法被废除了，教师恢复其传统地实施纪律者的角色。在教学计划中‘三R’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而那些非重要学科则降到次要地位。学年结束又进行了考试。”联共(布)中央在1936年9月4日通过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停止一切智力测验和其它各种心理测验。布里克门把这一变化称作是“对进步教育的致命打击。”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许多同活动性运动打成一片的主要教育家和进步教育一起被清除了，其中包括人民教育委员会。布里克门说:“杜威的名字在苏维埃的教育学中不再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有时候对它置之不理，但这时候虽然不是用一种同意的语调提到他，但还是以一种尊敬的语气提到他。”之后，杜威被调查委员会授予名誉主席，于1937年4月随同五个委员会的成员去墨西哥调查流放在那里的斯大林政敌——托洛茨基，同年五月他以调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发表调查报告，宣布与斯大林不共戴天的敌人——托洛茨基无罪。之后，不仅遭到苏联而且遭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对他的攻击。苏联教育家把杜威描写成为“一个反动分子、华尔街的御用工具、劳动人民的敌人、战争贩子等等”杜威于1952年死去。“对杜威最详细和最尖锐的批判也许是谢伏金1952年出版的一本专门著作，书名为《为现在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此书是由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教育部发行。布里克门指出，谢伏金的书宣称杜威歪曲了“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科学概念。”杜威“不仅是美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一及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杜威关于世界、社会和青年一代等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1957年11月为纪念苏联教育40周年发行的苏维埃教育学，没有提到杜威的任何影响。杜威的同僚康茨受到了严励地遣责。“杜威完全不存在了。”
杜威著作的译本
就特殊情况下的中国和苏联来说，杜威教育思想在其教育纲领和教育实践中的影响是十分明显地被证明。在其它国家的影响是不甚明显的。布里克门指出:
在贬低者极度轻视杜威的作用的同时，热心人曾声称杜威是近百年来教育史上所有重要改革的根本。……杜威做为一个教育家的声誉是相当大的，是建立在他的著作被翻译，及其思想被讨论基础上的。在三十六个国家的书中记载了他，对其中多数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他的哲学和实践所造成的变化、决定了它在很少国家中被意识到。
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家、哲学家或者学者像他那样著作被译的那样多，且被译的语种又多。译文通常意味着它是有足够的意义的。译者们相信其思想和内容能够有广泛的读者，并必然能影响着他们。虽然杜威的译文工作在继续着，但最重要的著作译文目录包括那些在1900-1967年间，并被美国南方伊利诺斯（洲）综合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的约·安·博伊兹顿和罗伯特·L·安德烈森所编纂完成。1900年再版按年代编制的译文目录:《伦理学评论的理论概要》(日本)和《学校与社会》(西班牙)。1966年把六本译文编入目录:《伦理学》(旁遮普)、《当代人类的理智(中国)》，《逻辑学:探究的理论》(法兰西)、《道德教育原理》(阿拉伯)、《确定性的探求》(意大利)，以及《教育科学的资源》(日本)。
154个条目归属于四类。它们的标题是:
(1)书籍、文章、小册子、专题研究报告、文集(67条)，
(2)被译成英语，第一次用另一种文字出版的著作(4条)，
(3)没有译成英语出版的著作(4条)，
(4)没有译成英语出版的学术讲演<79条)。
译文有35种不同文字。在下面的目录中杜威的一些较重要的著作和那些曾被翻译的著作一起编目。（见下图）
杜威每一本较重要的著作均被译成意大利文。它们之中有许多译本经过多次印刷。1897年杜威在学校杂志上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文章被露吉·奥利瓦译成意大利文，并于1913年印成只有两页的小册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意大利杜威的较重要的著作和他的许多文章被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和文章再版多次，个别的印刷了第二版本，例如《学校与社会》一书在1949年第一次用意大利文出版。到1967年印刷了二十一次。
在英国没有专门文章涉及杜威在意大利教育改革方面的影响。杜威很多著作被译成意大利文并被出版这些事实，启发了人们对杜威的哲学思想以及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建议的重大兴趣。近在1980年10月在厄比纳举行一次关于杜威思想的讨论会，会议充分肯定了杜威的声誉。会上提供较重要的论文有:意大利七篇，美国三篇、西德一篇。会议表示要继续研究杜威和他的思想。
在以色列，在不列颠托管地之内，1948年以色列国家建立之前杜威的教学法思想，似乎有相当大的影响。本特维奇把以色列工人区的学校称做是集体农庄或公社，他说:学校的课程是“进步的”，是建立在设计教学法基础之上的。它的显著的地方是普遍地用手工作和采用活动教学法，在那里有较大的儿童自治，以及学校和学生的活动紧密联系着。这种方法是“自由”教育。它似乎是未来自由社会的基础。
以色列一位青年教育学家A·M·邓西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向杜威学习一段时间，获得博士学位。位于耶路撤冷的希伯来杜威学院是世界上唯一用杜威名字命名的学校。
杜威在日本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是古林研究的重点。传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只少有254篇文章和58本书是同杜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还翻译出版了21本杜威的著作。”一个日本新闻工作者说:“不能否认十八年来杜威对日本教育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教育思想家超过他。”日本教育文献目录，标题是《教育理论家之研究》，共有176个条目，其中几乎有一半(计81条目)是论述杜威的，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居第二位(计18条目)。中野撰写的杜威哲学导言于1946年出版，到1948年印刷十六次。古林论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杜威在日本是有名望的，这表现在:杜威著作畅销，在教育研究协会上宣读关于研究杜威的论文，正式发表关于杜威的学位论文，举行盛大的联欢会。
古林认为，不能忘记1919年杜威来日本的简短旅行讲演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但同时又指出，杜威的思想后来又通过他的著作的传播影响着日本的思想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杜威在日本的声望极大。他说:在杜威的思想中，他似乎是特别想了解亚洲国家教育中的专制主义的传统。杜威不仅是为了使儿童在学习中有更多的自由，而且主张把哲学同科学的兴旺、加速工业革命统一起来。杜威是美国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者，他在其实用主义哲学中叙述了民主主义教育理论。
古林证明许多日本教育工作者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年代的“新教育”好似1912-1926年间存在日本的“新教育运动”(在当时，他们是杜威的追随者——原注)，并证明这个运动已被正在兴起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所削弱。尽管古林做出一个关于杜威影响日本教育思想的坚定地判断，但他同时还指出，如果对杜威在学校教育实践上的影响缺少一个漫长的调查研究要证明这个判断将是困难的。甚至那些日本教育工作者们仔细地观察了在美国占领时期教育改革的传播，同样地“他们之间对杜威思想渗透到课堂活动的程度的杜威原则基础的理解也是有分歧的。此外‘杜威方法’存在许多观念，对直接了当地评述和客观地评价既定的教学过程是不尽相同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在日本由于种种原因似乎显著地重视研究杜威。献身于杜威研究的学习者是美国的知识吸引了大学生们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那里显著地增长对美国民主的兴趣。古林指出杜威的世界声望是因为他做为一个民主主义哲学家吸引着人们对他教育思想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进步教育运动，一度达到了顶点。杜威的思想几乎掩盖了德国教育思想。”在当时，日本的教育改革是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它几乎达到了顶峰，简直成为日本的“新教育”或“进步教育运动”。许多学校按照美国和欧洲进步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了。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在日本教育界流行起来。据古林说当时一位历史学家记载“教育理论家们几乎人人都参加到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潮之中。那些保守的教育理论家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是既不能够抵制、提倡“民主主义”，也不能不讨论孔德的社会学和杜威的理论”。威廉·赫尔德·克伯屈和杜威在师范学院是同事。他访问日本以及所做的关于设计教学法的讲演，吸收了杜威的思想。克伯屈的讲演是通过多种工具进行的，其中包括无线电广播。因此，他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克伯屈在1929年秋季回国。克伯屈的从前的学生中日本籍的是相当多的——他估计，在1927年有200人，其中包括住在日本的。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步教育运功在日本几乎接近于消亡。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进步学校面临“一个敌对的和不稳之的环境。”和“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制度不断的恫吓”生活在一起，仅仅是为了幸存波迫改变其基本原则，例如修正学校考试制度。那些进步教育工作者们认为修正学校考试制度是“名符其实的教育的一个重要障碍。”可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日益变成暴虐的、专治的，进步学校始终面临着困境。克伯屈指出:取消课程方面的入学考试和帮助他们的学生进入中学这几乎是两项办不到的困难工作。此外，他们经历从中央政府的牢固控制，同时趋向教师自主的狭益范围。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双方决定教什么和怎样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占领军参谋部关心日本教育改革计划。他们发现“日本的教师和教育学家理解杜威的思想同样是二、三十年代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中受人欢迎的具有各种特征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而且在他们看来，进步教育运动似乎是和“杜威活动”是一回事。在占领期间，研究杜威的学者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已经兴旺起来，曾经多次出版杜威的著作。当时出现了“杜威热”。在八年战争结束和签订和平协定之间，只少有119本关于杜威的书和论文、十一本关于杜威的译著出版，其中包括新发行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学校与社会》等。杜威在1938年出版的《经验与教育》一书中批判了进步教育运动，日本在1950年首次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根据古林分析，许多日本教育工作者“不仅把占领军的教育政策看做是建立在进步教育基础上的，而且认为它是从杜威学说衍生来的”。在日本不仅杜威被看做是进步的教育哲学家，而且也把他看做是世界性的教育哲学家。古林说:美国占领军的教育改革计划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在杜威思想基础上的。但是计划在许名地方看来似乎同杜威的理论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在日本，人们把它们看做是一回事。日本人特别证明他们关于占领军处理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信念是正确的。在社会学科的新科目中把“经验”和“问题”靠近。美国人自己认为那些是同杜威的哲学紧密地联系着的，引起许多人对杜威思想进行审查。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要素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的论战。虽然杜威在形式上继续支配着哲学研究，但于此同时，教育部门恢复了“要素派”的课程。古林转述一位著名的评述者的话说:“在表面上，人们对杜威的学说并不感兴趣，因为人们认为杜威的思想过时了，但事实上人们对杜威的哲学仍然是极感兴趣的。很多研究工作延伸到杜威理论的作用的每个方面。”古林在评价杜威在日本教育理论方面的影响时断定:日本人今天似乎在认识自已生活方式方面从杜威哲学中获得了很多启发。他们开始正确地评价传统教育哲学和正确地评价社会对杜威的批评。自灾难性的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知识分子显示出一种对民主主义的巨大的信奉，并在杜威思想中获得了积极的赞助。它包括以民主主义为条件的问题和一个牢固的哲学基础。
结束语——对杜威影响的若干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对社会和文化遭受急剧变化进行探索，似乎从杜威教育学说中找到了指导学校和教育制度改革的方案。杜威在中国逗留两年期间是维新的关键时期，他“也观察到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革命后的教育实施，并分析了他们在建立传统教育制度方面所做的艰难的尝试。”
希多斯基指出:极权主义的产生非常令人失望和僧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进了杜威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他继续写作。从战争开始直到1952年逝世为止，他始终认为人类的智力是天生的，它如果能够被科学地应用到社全、政治问题上，其结果将会在全世界实现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
布里克门在评价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时引用一位教育工作者1949年所说的话:一些天主教徒和一些共产党人之间除了对杜威教育学说所依据的哲学基础特有不同的责难之外，他们都充分肯定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著作继续在全世界引起兴趣，甚至在集权主义国家。
实用主义者希多斯基指出:“普遍地认为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为杜威提供哲学基本原理。在解决所有疑难问题时，经常采用系统调查和单一的方法。”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似乎对知识分子和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具有号召力，杜威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道德的问题。
杜威对美国教育的批评是他的社会活动的主要范围，也是希多斯基评论的出发点。”因为“杜威相信努力重建或者再坚持平等机会、集会言论自由或者教育中的民主主义能够在美国社会里繁荣昌盛。”
费塞斯通认为杜威是这样一种人，他能够提出问题，即使他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费塞斯通说:我们也要和杜威这样人进行斗争，因为在许多方面，在整个文化中，我们的教育和学术的日程是在进步教育发展时奠定的，进步教育日程就是我们的日程、例如把教育视为职业或职业的准备和把教育当做游戏和看重教育的内在价值，是相互对立的，又如注重教育的普遍性一致性，和注重教育的多元性，也是对立的，注重教育的平等原则和注重天才教育，也是对立的。这些矛盾在今日依然是教育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探求杜威对于民主、艺术和教育等等所持的见解，也就是探索我们今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探索杜威对美国前途所做的答案，也就是探求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因为这种缘故，杜威才成为如此受人重视的中心人物。
布里克门在三十年前所做的结论，在今日看来似乎依然是正确的。对于全世界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来说，杜威，是当前争取人人受到较好教育的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可以不同意杜威的见解，甚至在一些重要方面持有和杜威极为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也承认杜威所说的问题是有趣的和有意义的。这就表明杜威在外国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所处的地位。这是对于杜威成为世界教育家的荣誉和标帜。这种荣誉是极少教育学者所能获得的。
(译自〔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3期)
原文载于《外国教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整理/李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