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决心来泰安参加首届全国文艺美学学术讨论会，但由于别的工作使我不能不改变这个决心。我虽失约，对这个盛会的情感态度，用古人的话来说，仍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包括北京在内，仅仅根据我这几年在全国各地所得来的一些印象，譬如说，有些城市建筑不重视艺术美；有些美化城市的措施反而使人感到失望；当前存在着对传统艺术与革新关系的错误理解；某些艺术表演在追求时髦与美化之间划了等号；……这一切，使我越来越觉得，切实的艺术美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的艺术研究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当人们自己因此能够引起正确的审美判断，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可能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中起着不被别的学术研究所能代替的特殊作用。只要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古今中外的艺术实际——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互相成为条件的特殊关系，认真、诚实、有独创性地提出一些前人还没有说过的问题和认识，那么，我们这个会议就不单单是一种特殊的学术活动，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常明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相依赖的，它们的存在不是可以各自孤立的。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环节，对艺术美学的研究应当和可能积极作用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美当然不能代替真善，但丑和假恶却是并不冲突的。如果各种建设只有实用价值而慎乏审美价值，它自身是否真正具有精神文明的性质岂不值得怀疑。只有从事各种建设者拥有健康的审美趣味，作得出正确的审美判断，至少可能避免只顾实用而不顾美观，或者迎合低级趣味而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的片面性。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以为艺术美学研究，对社会具有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性。
我还觉得，真正的艺术美学自身，也应当具备着既提高又普及的双重意义。如果没有相应的审美感受，就不能产生真正的美学。只卖弄一些现成的知识，既谈不上提高也难于得到普及。在这里，我想不妨借用小说家海明威的话说明我对上述提高问题的理解。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当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达到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他应当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做过或他人没有做过的事，这样就有幸会获得成功。”
根据自己非常有限的感觉经验，我认为近十年来的美学研究，出现了一种可喜的、空前活跃的现象。学者们不只在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而且对艺术美的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任何新的方法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而艺术正好就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作为美学对象的艺术的范围非常广阔，如今还有不少等待开拓的处女地。基于我对一般与特殊互相依赖的看法，我以为同志们不满足于抽象地对美的本质的争论，而要具体地研究艺术的美，这就不仅有利于现在对于艺术美的特殊本质的掌握，也有利于将来对美的一般本质的掌握。只要我们的认识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的，它的成就至少不是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所能代替。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这种方法一定不会使我们的研究活动流于空泛和枯燥。既然作为审美客体的艺术门类众多，新的品种又在不断涌现，可见艺术研究的对象和要求都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每一个有志于对美的探索者，都可以从自己特定的条件出发，选择自己感兴趣而又认为值得研究的对象。经过严肃认真、不怕艰苦而且觉得有趣的探索，每一个同志都可能获得具有独立价值和丰富这门科学的学术成果。现在，我虽然还不知道诸位的论文选题是什么，但我确信选题的差异不只可能显示自己的研究个性，而且可能从特定角度和立足点出发，使自己那下过苦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共同关心的艺术美学起着丰富和深化的积极作用。
研究个性和艺术个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联系表现在对于认识对象的美丑特质的掌握。每位学者所要认识的对象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每位学者的经验、素养和兴趣以及着眼点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大家的研究成果可能拥有不会被人既有的成就所能代替的独特成就。可以肯定：艺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一样，都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和独特的心灵，不与人苟同地对待他所选择的反映对象；任何权威的眼睛和心灵，都代替不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任何事切都既存劣势也有优势，每一个学者都可能拥有自已的优势。因此，我确信包括对于系统化和深刻化的研究成果的掌握，在观察、分析、综合等方面都将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一千个艺术研究者即使研究同一艺术现象，每一个人都可能获得既有一致性又并不雷同的科学判断。不消说，如果我们的研究脱离了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中的特殊点，只从某一固定的和现成的观念出发，这样的研究虽很省力而且没有危险，可是哪还谈得上什么学术活动的进展呢?
我还以为，兴趣和个性一样，对理论工作有重要作用。只要我们既着眼于问题的重要性又不忽视自己的正当的兴趣，对艺术的研究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兴趣是可以培养和变化的，但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有重要作用。研究活动不能只要理性而排斥感性，也不能只要理智而排斥感情，因而研究者那创造性的审美判断，不能不基于激动着他自己的审美活动。当然，有自觉有趣的审美活动，未必一定能够产生有价值的艺术美学著作。但是名副其实的审美判断，却不能不是一种与情感态度相联系的审美活动。人们往往提到创造性这一概念，我以为情感态度不能不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创造性。在理论工作里，偏见是不可取的，偏好却可以容许。
与兴趣有关的创造性，不只表现在对于具体对象的感觉和认识，还表现在对于产生某一具体对象的特定条件的理解。譬如说，如果企图研究《聊斋志异》的艺术美，最好知道蒲松龄与民间传说的关系。如果可能充分掌握与这部小说有关的其他资料，也就更有助于掌握这部小说自身的美学价值。
我不能来泰安开会感到可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一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关于泰山前民间传说。我想，在这个会议的间隙之中，如果可能接触这些传说，这既是一种有趣的精神享受，也是丰富自己的认识对象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的机会。即使我们不专门研究有关泰山的民间传说的审美价值和它对文学的影响，不能专门研究它们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的变异和发展，但我确信，对它们的接触也一定可能对我们的专题研究具有启发作用的。甚至可能意外唤起某种灵感，从而充实我们在另一专题研究中的兴趣和知识。泰山的民间传说对大家是一视同仁的，这要看它能不能真正成为“我”的审美对象。
看来作为祝贺会议的书面发言，我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不过，昨天碰见一件感到新奇的琐事，忍不住要向同志们谈谈。在夹江参观千佛岩时听见了蝉声，傍晚到这里(乐山的大佛寺)又听见了蝉声。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的夏季，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听觉感受是准确的。顺便问一问接待我的主人，他回答说：“不错，这是懒虫儿。”我对这个第一次听见的名称感到新鲜和有趣，问他为什么要给蝉起这个太不光彩的名字。他的回答也很有趣，说人们热天听了它的声音就想睡觉。他没有说明人们对蝉声的特殊感觉在心理学上的意义，这却使我再一次觉得：关于审美感受的主观性，已经写进书本里的知识，较之生活里的知识要少得多。并非美学专家的普通人，可能出人意料地向我们提供丰富的、新鲜的、有趣的认识对象，也会是形成我的艺术观的启发。我以为适当留心这些生活中的知识，至少可以避免我自己的思路趋向枯竭。还有，同志们不难看出，我津津乐道地对待这样的琐事，既表现了我获得了一点生活知识的快乐，也显示了我缺乏丰富的生活知识的弱点。不过，这也说明我觉得生活知识对艺术美的研究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对象和推动力。
本文原载于《文史哲》 1986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