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雕塑不论中外，成功之作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创作动机与社会效应的统一。中国汉代各种雕塑，比如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卧虎》，为什么能够引起西方观众的兴趣?这也像中国现代观众对古希腊雕塑，如《胜利女神》感兴趣一样。富有审美价值的雕塑，对个性不同的审美主体有普遍的适应性，虽然他们具体的审美感受也有不同。汉代石雕《卧虎》的造形虽很粗犷，古希腊《胜利女神》虽已丧失了头与双臂，但这两件作品都富有传神的美-一前者寓动于静，后者正要飞腾的动势，都是对雕塑那耐看的审美特性有普遍作用的表现。

就雕塑得以存在于其中的环境来说，有互相协调或互相对立的矛盾。《胜利女神》原在地中海滨，那广阔的大海作为这一石雕的存在环境，具有互相依赖和给观赏者创造深广境界的积极作用。石雕《卧虎》如今已从霍去病墓移到西安，在公园里和其他墓群石雕一样并列而脱离了原有的环境，这就有损于石雕自身的特殊魅力。

在庙宇里背靠墙壁的佛教塑像，因为宗教信徒或观赏者只能在仰视的角度观赏它，所以，佛像的头部故意做成超越人体比例，做得特大以便在视觉感受中造成合比例的幻觉。这就是雕塑在不利情势下的一种被动中求主动的适应与征服的对立统一。古籍《国语·越语》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人物纪念像：“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这样的实物恐难再觅。但是可以肯定：这样的作品以其社会功能为前提，而且定将安置在庄严的环境里。另一种谈不上名作的木雕的环境，是旧时代海南岛新妇的新床；代替死去丈夫的木头人所在的环境虽可称为温柔乡，却不可能给人任何美感，只让人看到妇女生活的悲惨。

二

和西方现代派雕塑相比较，古希腊石雕《米罗维纳斯》的造形是写实型的。但和西方流行追求毕肖自然形态的蜡像相比较，《米罗维纳斯》的造形分明对自然形态的细节有所舍弃。汉代霍去病基前石雕《卧虎》，更不追求毕肖自然形态；但卧虎那潜在的猛勇之气，显得多么富于艺术魅力。古希腊的《胜利女神》背上有展开了的大翅，和南朝齐梁两代墓前神兽有翅的造形一样具有虚构和生动相结合的美的特征。我们也不会认为他们不像，不美。如果从作品表现了特定理想或愿望着眼，这样虚构的外在形态富有艺术的内在意蕴。即使是云南昆明石林的天然雕塑《阿诗玛》，另一面看时为有名的《母子赶街》，不论从哪一侧面着眼，人物虽没有逼真的眉眼，也像丧失了头部的《胜利女神》那样，具有不全之全的审美价值。

为什么残坏了的观赏对象也可能具有永久的魅力?原因在于：观赏者可能在自己意象中使对象完善化。残缺了头臂的古希腊雕塑的美不在于它有了破损，而在于它那富有动势美的身姿仍然蕴含着英雄主义的潜在意蕴。这种人眼不能直接感受到的潜在内蕴居于压倒优势时，和某些现代派作品的模仿品就有质的差别。南朝墓前石兽同样遭到天灾人祸的残损，但它那尚未遭到破坏的基本形体的强烈动势所体现的勇猛刚强的内在精神，对广大观众仍然富有永久的魅力。

包括给皇家建筑作装饰的门外石狮等石雕神兽，为什么作者故意要淡化和掩饰以至删除自然形态中那生殖部分的生理特征?我不认为主要基于礼教观念的忌讳，主要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细节分散观众应有的注意力。这些似乎不全的造形特征，更有可能使观众在意象里达到完善境地的能动创造。这就是不全之全。

雕塑形式必须单纯，单纯的形式与形象的丰富内涵互相依赖。正因为观赏者有可能依靠他在别的场合所发现的审美特性，当他面对当前那新的观赏对象时，有可能从形式单纯的雕塑形象，发现其内容的丰富性。当观赏者接受雕塑形象的启迪与诱导，从而依靠相应的联想、想象、体验以至揣测，在自己意象中有所创造时，也就是在证明作品具有一以当十的概括性。

三

不论是陵墓前的石雕还是石窟中的泥塑，和宫殿或庙宇、宗祠门外的石狮一样，都有社会功能，例如炫耀特权的政治目的，绝不属于某些论者所向往或吹嘘的什么纯艺术。它们在如何体现特定雕塑的意蕴的方式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现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雕塑文化建设，应当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出发。不幸的是，因为主持人缺乏雕塑文化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往往容忍以至支持了破坏性的建设。近年来在名胜或溶洞中，竟然出现了宣传鬼神的十二殿阴司酷刑的丑恶泥塑。这种以下油锅等阴司酷刑为题材的泥塑，吓不倒贩毒、抢劫或贩卖人口的刑事犯，而作为对观众的一种精神污染和对精神文明的破坏作用，却比为了向钱看而炮制的假古董还要严重得多。

雕塑美虽有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殊本质，但也和其他艺术的美一样，都与善相联系。古人云“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这话对当今的城雕艺术，也有并不过时的借鉴意义。美的对立面是丑，善的对立面是恶；倘若不顾装饰城市的雕塑应有的美与善相一致的社会功能；以时髦和怪异为新颖，以哗众取宠冒充喜闻乐见，以低级趣味顶替健康的审美需要，给城市造成精神污染，这决不是尊重群众与自尊的表现。

另外，因为雕塑建设和歌舞晚会有永久性与临时性的差别，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可以修改、调换以至不再重演，决策者对待雕塑家的设计方案必须进行各个方面的论证，避免将来发生不宜继续保持而炸毁了重做的不幸。

可靠的预见基于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切可能避免意料之外的失败。报纸报导太行山区将建立世界雕塑公园，但愿有关领导已经作过富有宏观论证的反复研究。太行山不只拥有古为今用的神话故事，而且在抗日战争等艰苦岁月里更有不少可歌可泣的历史题材。如果世界雕塑公园的稿源不过是些不能完全再现原作精神以至形式特征的赝品，建设它的结果难免引起败坏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的消极影响。从雕塑适应环境与创造环境的特定要求着眼，反映抗日战争那样富于历史意义的题材，更有利于从小到大、切实有效地壮大雕塑建设。

四

中国人并不陌生的雕塑大师罗丹，不是依赖商业化方式“炒”出来的。他的群雕名作《加莱义民》，是纪实性与歌颂性互相依赖而形成独特风格的成功之作。法国加莱市需要纪念自己城市的屈辱与光荣，才委托罗丹从事这一无愧于伟大历史内容的题材的雕塑创造。

法国加莱市委托罗丹从事义民创作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以洋为中用的态度加以借鉴。罗丹曾有过把义民塑像竖立在人行道上的设想，他的动机是为了引起后来人对义民就义的情感特征的体验。他的这一设想虽没有通过，但由此可见他不是脱离政治的匠人。既然爱国主义不是只在口头说说或形式主义的摆设，而是关系自己不做亡国奴的崇高思想，所谓纯粹雕塑的空谈就难以成立。

1948年，我企图雕塑一个站岗放哨时警惕敌人袭来的机警的民兵，以单个形体概括我在日常生活里与山西或冀中民兵交往得来的感受。尽管这一作品缺乏放大而竖立在华北平原的机会，但也有一些值得自慰的经验。立足于切实的生活感受，把纪实性、虚拟性与装饰化统一起来，符合传统画论“景愈藏，境界愈大”的美学观。我的创作实践的积极意义在于：正是我与华北民兵的交往中所得来的素材成了发挥艺术个性与艺术自由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生活实践对雕塑创作和雕塑观赏都有带根本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原载于《求是》1994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