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艺术概念的形成
作为一个当代文化概念的“公共艺术”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是随着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和公共服务管理局（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倡导的诸如“艺术在公共领域”、“艺术在建筑领域”、“艺术百分比”计划等活动而产生的，并与大社会时代（the Great Society）宽容博爱的政府形象紧密结合。所以“公共艺术”作为一个理论名词，从一开始就是与文化或者行政权力相联系，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美术史家格兰特・凯斯特（Grant Kester）提到：“公共的现代概念与经商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有关，他们反对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专制统治，为争取政治权力而进行斗争。”[1]对于公共概念的第一次清晰的表述出现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论政府》（Treatise of Government）（1690）中，洛克认为，政治权力必须建立在“自由人”普遍认可的基础上，并且要经过合情合理的讨论与认可，同时，建立一种“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的关系。在洛克看来，社会契约的建立有两个主要前提：一，必须有公共领域或者市民社会的存在，为广泛而平等的讨论提供环境和条件；二，使这种讨论能够导致共同的社会意愿的形成。但是凯斯特也就社会契约论提出了疑问：“这种‘意愿’是先于市民社会而存在的，还是由市民社会创造（或者强加）的呢？……如果这种人类共同体不存在，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假设任何的对话和讨论都能够导致统一的意见呢？”[２]
这就要求一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公众的代言者的出现，而国家和政府机构往往能担任这一角色。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翰・B・科布所认为的那样，社会契约论采纳了这样一种虚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或家庭最初处于一种彼此孤立的自然状态。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这种状态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对其他一切人的战争，这使得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把他们的自由交给一个能够保证其生存所需要的秩序的唯一统治者。因而，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是当时人类状态的逻辑结果。[３]
当然，“公共”艺术也有其自相矛盾的两面性：它既要体现集体意志，调和公众的审美需求，又要体现作为艺术家个人行为的“艺术”的独特性与审美价值。从公共艺术的起源到后现代时期公共艺术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公共艺术在权力关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不断权衡。
二、前公共艺术：神权与艺术的博弈
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公共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对开放的奴隶主民主制和公共空间，并且在神庙、剧场、竞技场等公共建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所以我将古希腊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称为“前公共艺术时期”。
在这一时期，宗教占据着社会的重要地位，宗教信仰是当时主要的意识形态。由于宗教的绝对的威权，政权组织、官员的设置，与外邦的关系，外邦人的地位，战争与媾和，殖民地等等，均与宗教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而“法的制定，即为宗教内容。”因而所有权、继承权、贵族、公民、平民、外人的法律地位，均依宗教规则及秩序而确定，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的制度，都深深刻着宗教的烙印。所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建筑往往体现着至高无上的神权。
这一点到了中世纪更为明显。无论是巴西利卡式教堂，罗马式教堂，还是哥特式教堂，无论是壁画、镶嵌画、玻璃画还是雕塑，无不体现着基督教的旨意与信仰。从意大利拉文纳教堂的镶嵌画《查士丁尼皇帝与廷臣》，到法国夏特尔教堂的哥特式雕刻，抑或享誉世界的巴黎圣母院，无不体现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理性与基督教禁欲的精神。
宗教的力量直至文艺复兴时期也依然处于统治地位，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多纳泰罗等我们熟知的艺术巨匠都为教皇服务过，在壁画雕刻中，圣经题材占据着绝对的比重。乔托的壁画《哀悼基督》，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以及数不胜数的圣母子与基督受难题材的作品，都是应着宗教的需求而创作的，并且其放置地点往往是教堂、礼拜堂和修道院。至于文艺复兴盛期之后日益繁多的异教题材与世俗化倾向，所体现的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即新兴的资产阶级正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因此也是艺术的赞助人。
三、早期公共艺术：沙龙艺术与中产阶级的特权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逐渐进入了市民社会，至18世纪便已具备了产生公共艺术的前提条件：公共领域与公共性。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做过专门研究。所谓“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空间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一个领域，它一方面指公民可以自由交流意见的开放性空间，另一方面是指对于这种自由交流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法律保障，即公共性。因此，“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其作用是双重的：不仅使得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探讨从传统的、服从于少数特权阶层、服务于神学家或统治者自身需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且还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理性的商讨方式构建着现代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公共领域是一种思想、意见、信息可以自由流动的空间。”[４]这正是公共艺术的一个内核。对于自由言论的法律保障也是直至18世纪才出现，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以公共性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它在封建、专制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凯斯特所说：“公共的概念挑战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形而上的必然性。”18世纪30年代出现于法国巴黎的沙龙艺术，作为公共艺术的雏形，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解放了市民阶层的思想，使他们对公共事务越来越热心，也就越来越有意识地维护自身的权利，享受艺术的权力从皇室贵族下放到了中产阶级的手中。18世纪艺术品开始市场化，成为一个人人有钱便可享有的商品，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贵族等级制，却成就了中产阶级的特权，正如托马斯・克劳在他的《18世纪巴黎：画家与公共生活》（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 Century Paris）中所说，沙龙在当时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体现的不仅是政治的权力，更是一种财富的权力，因为虽然沙龙提供了公众自由评判艺术品的可能，但是这个“公众”指的是有钱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而不包括普通大众；此外，作为赞助人的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艺术风格，与当时的皇宫贵族的趣味相抗衡。他指出，就艺术家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不仅仅是自我的趣味，其实更可能是赞助人的趣味。所以，“传统（自由）政治理论假设代表民主的权力机构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喉舌 ，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这些机构（市民社会、国家政府、公共领域）都倒向中产阶级的特定利益（当然，这里所指的‘公共’艺术是白人特有的财产）。”“财产特权，作为公共机构的先决条件，是自由话语中的核心张力。公共的概念挑战了千古不变的君权神授的社会角色……但是这种公开性从来都经不起考验――只有公共领域被限制在具有同样意愿、同样拥有财产的阶级成员内部，这种公开性才能得以维持。因此，公共被维系在一个形而上的层面。一方面，它是指一种身体力行的以经验为主的社会交流和思考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至今也没有实现的理想，只限于当今极少数人（富人）。”[５]
四、现代主义时期的公共艺术：文化精英的垄断
根据凯斯特在他的《艺术与美国的公共领域》中的观点，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艺术必须具备三个特点：一、它是一种在法定艺术机构以外的实际空间中的艺术，即公共艺术必须走出美术馆和博物馆；二、它必须与观众相联系，即公共艺术要走进大街小巷、楼房车站，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三、公共赞助艺术创作。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到了现代主义时期，真正的公共艺术仍然没有出现。这是由于从康德发展而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在现代主义时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从立体主义、抽象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直至极少主义，艺术变得越来越空洞晦涩，拒人千里。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家们被奉为文化精英，例如1963年，肯尼迪在阿莫斯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将艺术家盛赞为“在这个多管闲事的社会和权力纵横的国家中，捍卫个性与感性的最后的英雄”，他提出艺术家不应被国家的指令所迫，而是要自由地发出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于是在当时占据主流的抽象艺术家们开始尽情发挥他们的灵感，表达他们的观念。他们在挑战传统形式的同时，也折磨着公众的视觉神经，其前卫性和晦涩的内涵往往令观众难以接受。
艺术家以文化精英的身份超越于普通人生活之上，并且将其神秘莫测的艺术作品强加在公共空间中。这往往导致公众的反感与反对，公共艺术中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直至80年代还屡见不鲜。在美国的公共艺术的第一个十年中，抽象艺术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如路易斯・内维尔森（Louise Nevelson）、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等。他们作品的前卫性与精英性其实是与当时美国政府的激进主义紧密相关的，抽象艺术作为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武器，以其绝对的理性与抽象性与苏联崇尚的现实主义相抗衡，它的激进性不仅体现了肯尼迪“新边疆政策”的乐观主义，也体现了其后继者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政策所崇尚的“博爱”的国家形象，它不仅以精英艺术的姿态彰显了美国文化的独立，也以“国家艺术”的形态起到了支持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作用。
五、后现代主义时期：公共艺术在何方？
大部分学者认为，直到后现代主义时期，真正的公共艺术才崭露头角。现代主义那种古典主义精英式艺术开始消解，艺术开始庸俗化、生活化、平民化，并且越来越强调与公众的交流和互动；并且进入后现代之后，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种族、性别、生态保护等都成为艺术关注的焦点，艺术开始表现出一种入世的人文关怀。例如奥登伯格所创作的一系列环境雕塑，他将日常生活用品放大到纪念碑式的体量，将其放置在公园、广场、学校中，不仅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特征，而且极具亲和力，易于与观众产生互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的抽象艺术家们逐渐转向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表演艺术以及大地艺术，并且，行为艺术以其高度的互动性和观念性正日益取代着传统公共艺术的地位。同时，艺术家们参与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与设计中，将艺术理念灌输到百货大楼、水电站、废品回收站等公共建筑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将公共艺术的文化内涵与设计艺术的实用性相结合，正日渐成为公共艺术的主要走向。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艺术的前景是远大而乐观的，而真正优秀的公共艺术必然是既具备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又符合公共意志与人民需求的艺术。
注释
[1]Grant Kester，“Crowds and Connoisseurs: 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America”，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945，Amelia Jones (Editor)，Wiley-Blackwell，2006
[2]同上
[3]转引自孙振华《公共艺术的政治学》，《美术研究》2005年第2期
[4]初枢昊，《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叙事――托马斯・克劳视野中的印象派与18世纪法国沙龙绘画》，《世界美术》2006年第1期
[5] Grant Kester，“Crowds and Connoisseurs: Art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America”，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945，Amelia Jones (Editor)，Wiley-Blackwell，2006
作者:钟远波(重庆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编辑/吴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