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现代文明中最敏感的文化行为
数字影像技术、互联网、人工智能对当代人生活内容、方式的改变正持续加速，这一新趋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代文明“越来越趋于把那些本身并非视觉性的东西予以视觉化。”[1]"由此，“美术教育”的内涵正在被时代生活建构为“视觉艺术教育”。美术，总是视觉的，所谓“视觉艺术”则强调了视觉审美活动内容与审美体验范围的扩张态势与新变化，即其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美术”活动主要集中在博物馆、画廊展厅、艺术品和艺术家工作室的有限范围，现代视觉审美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信息交流方式、情感表达方式和城市时尚、乡村环境等领域成为核心体验，典型例子是今人对生活衣着、消费行为、日常用品的价值判断，对都市、乡村环境的建设与评价，往往首先突出的是审美态度、文化意蕴。可以说“审美”，成为社会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现。思想家们将今天这种有别于其他文明时代的“泛审美”现象称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或人类文明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在这一审美泛化、视觉主导的文明语境中，“看”和看的行为，与特定社会与人的价值观、文化传统与现代发展境遇，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追求发生了更加紧密、更加敏感的表征关系。现代符号学、比较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已经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这一点。如20世纪以来，我们对民间美术的“看”，就经历了“与旧文人趣味对立的民间生命活力”（五四时期）；“革命文艺宣传借鉴的大众喜闻乐见形式”（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寻根之镜”（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本土符号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及世纪之交人类学“非遗”视野中的民族生活记忆......
概言之，看，是现代文明中最具文化意义生产能量的敏感领域；视觉艺术教育，是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培育的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领域。是在今天为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代新人的最具开拓性前景的工作领域。
二、比较视野中的中国视觉文化特点与现代性实践
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教育实践命题，在全球交流的视野中考察当下中国视觉艺术教育首先必须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视觉文化传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用比较文化学和镜像理论方法，对中西视觉文化进行镜像比较进而把握中国特点，这里提出一对概念来概括：呈现・差异（西）/托寄・交流（中）。
呈现，以“形式”（form）为核心的视觉呈现，是西方视觉文化的基本特点。从古希腊神庙建筑、雕刻经典至文艺复兴三杰和西方美术学院规范的建立，建构了西方视觉文化的古典法则，这一视觉美法则生成的文化哲学动力，是力求形式地呈现美的最高理念，并将这种理念理性化、知识化地落实为西方传统美术学院的教育模式与形式规范。其后，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直至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个性的风格化表达、生命本能的形式化表现，生成了西方视觉文化走出古典形态的新追求一一差异。与传统、与他人的形式差异性、陌生化表达，成为现代艺术创造的首要特征。在20世纪，形式美学与现代主义艺术将这种个体精神张扬的视觉呈现实践为抽象艺术对世界本源的探索，消解了形象与自然的联系，走向了视觉经验的所谓“非人化”[2]。至二战后，现成品艺术、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概念艺术等，又让视觉艺术承担了对文化观念、社会习俗、身份与性别、语言与政治的无限度批判与解构的功能，艺术经验与生活经验在这些以艺术名义践行的视觉表达中擦平了界限。西方视觉文化的历史与特点，鲜明体现出在主体/客体、个体/社会、当下/传统、语用/法则等二元关系中，更强调个体性、当下性和艺术话语的差异化、解构化表达的文化“前卫”特点。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个概念指的是历史上首次形成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工业化状态’，机械化、标准化、过分专业化以及劳动的集约化等，过去只在工业部门中的商品生产领域起决定作用，而现在则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业、商品流通、娱乐消遣都采用了工业化的组织管理”[3]。如果说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前卫艺术的特征是抛弃古典美的传统和艺术语言模式，以个性的、本能的形式创造表达了对新生存境遇的焦虑感，那么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艺术，又是在资本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背景中，展现出一种紧随消费文化追求时尚与视觉刺激、放弃深度与个性的平面化符号拼贴特点。这一特点形塑了以现代资本大都市、现代大众传媒为基础的西方现代视觉文化的基本形态，并经由二战后美国的社会科学文献，解读为是人类世界现代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后发的现代国家的榜样与模板。与此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从另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让一鲍德里亚对当代“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等，则又集中揭示了这一产生自西方的现代视觉文化的种种现代性病症。如让一鲍德里亚指出，西方视觉文化从现代媒体和现代消费文化的结合中走入了一个“超真实”阶段，数字高像素画质、无处不在的广告形象，将现实世界变成媒介终端里的“超真实”世界，阻隔了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而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媒介霸权。“从今以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一一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一一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hyperrealism）的类象特征”[4]。以“形式・差异”概括西方视觉文化的基本特点，也同时揭示了西方现代视觉文化的内在悖论：当追求无限形式个性表达的“差异”与现代传媒相遇、与消费文化结亲，艺术的形式创造却淹没在了由消费符号组成的“形式类象”的海洋之中。告别精神维度的“符号拼贴”成为“后现代主义目前最显著的特点或手法”。[5]
在这一西方镜像下看中国：中国视觉文化的古典传统特点是将诗情与画意融合，在千年文明史中建构了以“成教化，助人伦”为价值理想，以“托寄・交流”的人文精神气质和人生的审美化追求，而区别于西方的“呈现・差异”。所谓“托寄”，是儒道互补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乘物以游心”。中国传统文化引导人将个体的审美情怀托于大自然的万千变化；寄于对人文历史的纵深体验和怀古抚今的感悟。中国视觉文化没有将“形式”作为世界本质的、静态的载体，而是主张现世审美生活体验的“文质彬彬”、审美情感升华的“得道忘言”，努力将个体的审美情愫融入历史和自然中感悟生命的大节奏，“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叶燮《原诗・内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谓“交流”，是高度重视情感的艺术写意表达获得审美“知音”的可遇而不可求，将其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精神生活体验，却不是将个性艺术表达与传统、与他人的形式“差异”、“陌生化”视作通过艺术走向主体性、自由意志之途。儒家文化的“诗言志”、“以意逆志”，借审美意象而思想交流，践行“修、齐、治、平”，“兴、观、群、怨”的人生价值理想与社会教化担当；道家智慧的“心斋、坐忘”，“法天贵真”、“大巧若拙”托自然审美意象于生命个体心悟之旅,塑造了中国视觉文化重“心性”、尚“内观”的审美文化情怀。由此,中国文化中的艺术表达理想,总是将主体的情感通过托寄于自然景物、历史回声而完成审美体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论语·子罕》》。这种总是将个体艺术表达与前人经典相联系,将情感的深度体悟与宏观的历史反思和当下的生活激情相融汇的艺术情怀,正可谓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论语·述而》)的生命价值担当和“百年枉作千年调”(徐渭《六如居士全集·卷二》)的艺术生命托寄与追求……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艺术审美精英化品质,也使其通过视觉审美的“托寄·交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建构为阶层区隔的文化符号,如神/逸、雅/俗、宫廷/民间、文人/画工…其也颉颃于现代民主、平等的社会文明。如此,在20世纪初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变革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就采取了引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为武器而变革旧文化的实践。进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引领下,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提出了“艺术为人民”的现代中国审美文化建设的新道路。在改造旧文化、开拓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实践进程中,中国视觉文化传统的“托寄·交流”特点发生了现代性的内涵变革：托寄,由传统的个体心性修养,升华为对民族国家现代复兴之梦的审美追慕;交流,由审美意趣的个体知音默契,提升为“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需要”的文艺服务于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多样化、多层次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
从“新文化运动”起步,经“延安”、“新中国”、“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建设的中国现代审美文化,在今天又恰逢21世纪人类世界第四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历史大机遇。这一新历史机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为前三次工业革命起步与发展主力的西方世界及其文化价值观,在这
一次新产业革命中将不再是一家独大傲视全球,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不可忽视的突出作用和贡献的强劲推动力,将借新的科技媒介和产业新形态的出现而以新的文化气质参与再建人类现代文明的新格局。在本文讨论问题的视域中,新时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关怀建构了中国现代视觉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具体来说,与西方建立在主体/客体、感性/理性、抽象/再现、生活/艺术等
二元对立关系中的视觉文化演变逻辑比较,中国视觉文化中“以意逆志”、“乘物游心”的人文传统;侧重在言/意、形/神、象/境的二元融合中求美善统一、心物相通,进而抵达境生象外之审美化境…这种东方文化哲学精神及其现代性实践,将给人类世界的现代视觉文化带来新的精神生产动力和话语实践活力。这一愿景可概括为3点：
1.中国儒家文化精神不将视觉化的“形式”看作是对世界本源、生命本能的个体经验凝结与形式自律呈现，而看作是语言个体与世界交流关系的审美经验中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论语·雍也》），“圣者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艺术语言运用依托个体感性又超越个体局限而践行究天人之际的大情怀托寄。
2.在人与图像符号的关系中，以老子哲学“事大于人”[6]的时空意识，道家哲思养育的审美胸襟，开启不执于“形物”而力求“见境”的审美直觉，阻击现代“消费意识形态”在人与客观世界间建立的“象征交换”符号系统，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惟恐是画，是谓能画”（龚贤《龚贤山水册》）的艺术生命体验，保持艺术个体感悟与人文理想托寄的创造活力与语言实践张力。
3.以“艺术为人民”的中国现代审美文化道路建设，超越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消费文化主宰一切的西方现代视觉文化形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引发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机遇，发展以让广大人民有获得感为方向的市场规律与国家体制合力建设的中国特色审美文化新形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用中国道路贡献与人类现代文明。
在此，在直面人类现代文明引发的诸多问题中，中国视觉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社会主义审美文化道路建设在当下所生成的新视角，既是中国视觉艺术教育的现代实践的基础动力，也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从中国哲学文化出发对人类现代性范式的再更新、再建设的使命担当。
三、当下中国视觉艺术教育建设的两个核心点
在上述中西视觉文化特点的比较视域中，当下中国视觉艺术教育实践的核心点可概括为两点：诗画素养；跨文化理解力。
1.“诗画素养”。中华民族是“诗性民族”，中国文化是“审美文化”，是中外许多思想家得出的较一致结论。美学家陈炎曾概括中国“诗性文化”的主要特征为：“（一）在所有的艺术产品中，诗歌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二）在所有的文化产品中，艺术具有主导和扩散的地位；（三）‘礼乐文化’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言谈举止均具有艺术的特征；（四）‘世俗文化’的信仰空缺使艺术具有了准宗教的功能；（五）属于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音乐性特征与艺术的表达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7]本文开头提到的现代文化产业、数字图像和互联网技术生成的现代视觉文化的“泛审美”特点，是否可以在助现代人走出“超真实”囿限而重建人与世界的诗性审美关系的意义上，借助中国传统诗性文化进行某种跨时空的异质同构创造？今天，将资源丰厚的中国诗性文化衔接于现代生活的视觉艺术教育之中，则构成了现代中国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自觉之途，也是中国视觉文化与西方视觉文化的质性差异之点。
在视觉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诗画情怀”是在艺术思维、艺术体验、艺术表达中力求以“诗情画意”作为创作、评判、欣赏的基本标准。认为缺少“诗情”之象，是没有审美意境的平庸之作一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视觉艺术教育中强调“诗画素养”的培养，就是要在现代视觉文化语境中塑造具有中国文化素养的人文胸襟、艺术智慧，去自信、创新地表达现代人的生存感受，用具有中国文化气质、气派的趣味、情操、意境，去体味自然、彰显个性、解读世界。在此，如何在现代电子媒介技术条件下、在全球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建构一个“诗画素养”育人的中国的、现代的、直面世界的，而不是简单怀旧的、囿于狭隘地域性资源之中的新视觉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是当下一个有着突出人文价值的教育研究课题，也是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实践创新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针对这一问题，就目前中国视觉艺术教育的现状来看，学术共同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2.“跨文化理解力”。显然，只有立足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实践跨文化理解。一个有主体性自尊的人，才能在社会交往的复杂情境中合理应对他人的各式态度与交流应答。这里重点提出的观点是：如果说中国诗画传统构成了我们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内涵，那么自20世纪以来以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为内涵的西方文化艺术影响与对话，则构成了我们对“现代性”想象的底色，正是通过贝多芬、巴尔扎克、毕加索我们认识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不同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进而自20世纪80年代始，美国的大众文化和后现代艺术又对中国审美文化的现代进程产生了影响……如此，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作为视觉艺术教育的又一重点，是基于这样三个思考：
首先，这是由中国现代视觉艺术教育要在人类现代性进程中贡献自己的哲学智慧与文化创新力的实践需要，是以中国文化自信去参与世界多元对话与交流的基础育人内容，也是中国现代视觉艺术教育走出以西方模式为现代性唯一标准的21世纪创新之途的必做功课；其次，这是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借力西方资源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作为后发现代国家，借鉴人类文明的多样化成果走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进而以自己的积累、创造去影响世界是我们的方向选择；最后，在艺术教育提高人的素养的意义上，如果一个人只理解、偏爱一种艺术样式或审美趣味是正常的，审美的偏好不是问题，是生命个体的自然。但从视觉艺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目标看，在今天全球互联的视觉文化中，能以现代审美文化的高眼界接受、欣赏、鉴别人类视觉文明的多样化遗产与多样化现代创造成果，才是审美教育追求的宽眼界。“宽眼界”的背后，是一颗以文化自信的眼睛观看世界、批评世界的健康、博大心灵。当下中国视觉艺术教育正亟须培养在艺术素养上具有文化自觉、自信，在审美眼界上具有跨文化理解力、知己知彼的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型现代人。
参考文献：
[1][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
[2][西班牙]何塞.奥尔特加.Y.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A].福柯等.激进的美学锋芒[C].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8.
[3]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459.
[4][法]让.鲍德里亚，类象[A].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一一批判性的质疑[C].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35.
[5][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
[6]叶秀山.我读《老子》的一些感想[A].中西智慧的贯通一叶秀山中国哲学文化论集[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53.
[7]陈炎.中国“诗性文化”的五大特征[J].理论学刊，2000（6）.
原文刊载于《美术》202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