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2016年11月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的“和谐自然 妙墨丹青——徐悲鸿纪念馆藏齐白石精品画展”，和2018年2月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白石墨妙 倾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梳理徐悲鸿收藏白石作品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探究齐徐间的诸多历史细节。大致说来，徐藏齐作虽称不上“件件精湛”，但有其特殊性，除文献价值外，还有不少独一无二之作，不可以普通藏家来衡量。尤其作品和文献可以得到互相印证的部分，更是别具意趣。白石所谓“知己有恩”当然也包括徐悲鸿这个知己之“恩”，包括艺术上的认可和推介，也应包括徐悲鸿为齐作打开销路、寻找更多更广出路的含义，即作为职业画家的齐白石之“现实”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这是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角度。
关键词：收藏 购藏 赠予 中介 合作画 知己有恩
关于徐悲鸿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情况，历来所能依据的只是郭味蕖所撰《徐悲鸿先生的收藏》一文[1]。1956-1960年在徐悲鸿纪念馆工作了四年的郭味蕖，主要负责由“悲鸿故居”改建徐悲鸿纪念馆的建馆工作，从扩修的建筑方案到系统整理、研究徐悲鸿的作品、收藏、图书资料和书信文稿等，尽心竭力，应该算得上是最了解徐馆的人。为配合1958年底徐悲鸿故居扩建工程的完成，和1958年9月徐悲鸿逝世五周年纪念活动，郭味蕖在这一年先后撰写过4篇相关文章[2]，《徐悲鸿先生的收藏》即是其中一篇，所涉及的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不过112个字，即“悲鸿先生一生中所收藏的白石老人的画就有100件。这些作品又是件件精湛，坊间不可多见。其中如芭蕉、棕树、残荷、葫芦、玉蜀黍、扁豆、紫蝶、牵牛以及虾米、鱼蟹、小鸡、鼠蛙、草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又有《白石墨妙册》二本，老人得意的花鸟草虫于册内表现无遗，那就更是绝品了”云云，较为泛泛，至于确切的齐作数量是多少？是整整100件还是大约百件？尺幅、创作年代、购藏过程、款识、钤印等更具体的信息都是怎样的？所谓“件件精湛”，到底有多“精湛”？上述题材之外，其他还有什么题材，每种题材的数量又是多少等等问题，均未能详尽。迄今为止，没有举办过徐氏的整体收藏展，没有公布过徐氏收藏确切的统计，没有开放更多相关资料，关于包括齐作收藏在内的徐氏收藏研究几乎始终停止在这一篇一个甲子前的郭氏文章上，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2016年11月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的“和谐自然 妙墨丹青——徐悲鸿纪念馆藏齐白石精品画展”（以下简称园林馆展），和2018年2月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的“白石墨妙 倾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展（以下简称北京画院展），算是揭开冰山一角，呈现了徐馆关于齐白石作品收藏的大致面貌。
上述两个展览共包含徐馆收藏的80件（套）齐作 ，其中33件（套）无年款 ，约占41%，另有两套《白石墨妙》册页各11开中，共有3开注明为1947年和1948年，从用笔特征看应该大部分作于这两个年份，可以有年款计。在其余45件（套）有年款的作品中，1925年1件、1931年3件、1932年1件、1935年2件、1938年2件、1941年1件（书法对联）、1946年1件、1947年7件（套）、1948年17件（套）（其中1件为书法对联）、1949年6件、1950年1件、1952年2件以及徐齐分别成于1947年、1954年的合作画1件 ，即徐悲鸿自1946年8月来国立北平艺专掌校后六七年间的作品为35件（约43%），而1924-1945年的二十余年间仅有稀稀散散的10件，既无规模，也无系列性，虽很有特殊性，但并不属于白石精品。这与北京画院藏徐悲鸿致齐白石信函所显示的信息并不相符。这批信函共20通，其中15通写于1930-1935年间，此外有1950年一通和不能确定年份者四通，即1938年之前的共约15通甚至更多。如果从购藏的角度看，不难发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齐白石画作的推广及流通的，大多数信中都包括了这个内容，这说明1938年前徐悲鸿在购藏齐作方面是较为活跃的，不至于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收藏状况。另外，据《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06页，在新加坡办筹赈画展的1939年3月18日，“徐先生觉得（筹赈画展）时间太长，遂建议在最后三天加入中国近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展出任伯年的作品76幅，齐白石的作品100多幅……使画展再一次推向高潮”[3]。100多幅之巨！虽然无法推断这么大数量中属于徐悲鸿的藏品和帮助齐白石展卖的作品到底各占多少，但联系上述15多通信函，徐氏的齐作收藏在1938年之前至少应该是小具规模的吧。总之，今天所见状况是令人费解的，出现这种状况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1945年12月与蒋碧微离婚时，分走了部分所藏白石作品；二是人际交往中的割爱或转让。徐悲鸿是一个与张大千一样对收藏有极大嗜好之人，这两种情况即便存在，数量也应不多。
我们发现，在所有80件（套）作品中，只有穷款或单款的有48件，占60%；有长题或题诗者仅11件；有徐悲鸿上款者12件（15%），其中既有上款又是长题者5件（约6%），另有上款为“雪庵”、“仙洲”、“翰章”、“少珊”和“金涛”各一。这样，无年款、穷款和单款的作品占到三分之二的比例，不知是否能够说明这些作品并非购买或付了“好”价钱购买的呢？结合作品看，这类作品以小品式、较为随意的面貌为主，少有“大”作。当然作品的好坏不能以“大”“小”论，“小”并非不好，甚至有的还有难得的偶得和松弛，笔墨味道并不差，但若以“件件精湛”概括，未免夸大其词了。
是否按润例买画，或花了怎样的价钱买画，往往与作品质量成正比，这是惯例，身为职业画家的齐白石更是习惯于按这个惯例作画的人，他深知买卖和应酬的分寸。从这批藏品和所存信函看，情况较为复杂。如“先生已有千古，乘此精力尚健之时，写画数百幅藏于椟中。不必贱价售之，俗人悲鸿倘一日有微力时，必设一画院尽以陈列吾白石翁画，以愧三百年来仰人鼻息之小丈夫也（任伯年除外）”（1930年9月18日），是劝年近七旬的齐白石趁精力尚好，画些力作保存起来，有朝一日贡献于博物馆、走进美术史，这个建议类似今天的捐赠，绝非要购买的意思；“后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请翁准备大作一二十幅，鸿为政府聘为委员与闻其事”（1931年6月27日），也不是购买，但也不是普通的只需一两件的征集，对于一次大规模的联展，齐白石在徐悲鸿这位展览组织者心里的位置显然极为特殊，“大作一二十幅”的准备足够在联展中单独辟出一个小规模个展了；“外人求画勿亟，应之以无此例也，如有交情固当别论”（1931年6月29日），是替齐白石拿主意的意思，即建议齐白石不必有求必应地应付那些“求画”，甚至替他找好了“无此（先）例”的借口，又嘱咐“交情”另当别论；“王君苏宇为南京名医，彼医鸿全家而不取酬。故求翁作报之，彼必欣喜无量也”（1931年8月12日），似乎也不是买画，是因“交情”足够而以私事相求赐赠，或者出面做中介，不为谋利；（约）1931年11月4日函中之“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如果与前句“画集事请放心”和后句“中德展览会事，鸿推翁为委员”的意思连起来看，也不确定是“买”画还是“要画”做应酬，“三两笔之虾蟹小鸡”之小品似乎很像是用作办事过程中的应酬；“前承赐杰作多幅，感荷无极”（1932年4月19日），也是“赐”而非买；1932年12月19日函之“鸿下月必来平。无论如何大作尤其翁得意之作，不可让他人购去，至祷，因有绝大意义也”，应是为1933年初启程的欧洲巡展，也断不是购买；1933年12月24日寄自米兰的一通中，在通报欧洲巡展进展情况后，有“今又以意大利之请而来米兰城陈列。假其皇宫布置堂皇，典丽无比，翁作与拙作皆占重要（大作受人欢迎不成问题）”之语，多此一句很像是帮忙卖画，而非将自藏齐作卖去换钱吧，事实上，徐悲鸿此行确令所到之地有所购藏，而各处所选，徐悲鸿的推介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和法国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的收藏中得到印证。
当然，徐悲鸿所得齐作中定有购藏的部分，只是不能确知所占比例。1933年1月20日一通信函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兹特汇奉大洋贰佰元，乞察收。前欠四十元，又取六尺紫藤一幅及横幅荷花一幅，照润有余，即请翁再赐墨宝一些可以”，是少见的写明具体交易数额和数量的信息，即依白石当时润例，160大洋可以买一幅“六尺紫藤”和一“横幅荷花”后还有一些富余，至于“再赐墨宝”的数量和品质就应该不严格按润例规矩的处理了，这或许是齐徐间正式与非正式购藏关系的一个写照么？此次北京画院展览中的六尺《紫藤》和大横幅《荷花》或许就是这通信中所指的作品么？果真能有这样信件和作品互证的实例，于我们而言是珍贵又幸运的，于历史而言更是稀有又奇妙的！该函接着说：“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此半年中得意之作，均乞为我保留，鸿必不负翁之苦心”，又再次嘱咐道：“大横幅不妨再试，先写芦花鸡之类再向上画，倘得佳幅必不让诸他人，三尺小幅及册页及横幅”，显然是远行前的“交代”，所谓“不负翁之苦心”似可理解为购买，而且是“好”价钱的购买，而提出“大横幅”、“芦花鸡”、“三尺小幅”、“册页”、“横幅”之类的种种具体“要求”，也是只有买卖关系可以解释得通，这种临行前的“结算”和急切叮嘱，似可合理地推测出此前二人之间关于齐作“往来”之频繁和细致程度。
前述1933年12月24日那通信函中，身在米兰的徐悲鸿再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倘得佳作，乞为我留之，尤以册页及横幅（六尺横开三张式样大小最好）。松鼠、葡萄、雨景山水、群雀、白菜（泼墨）、番瓜（朱磦）、老屋、乘风破浪，皆鄙性所最喜，翁其为我写之。”这里所提“葡萄”为徐悲鸿所喜爱的题材之一，可以联系另一通无年份信函之“奉书，知大作扯去，使我心痛。此乃翁之成见，我明明见葡萄大佳也。倘翁必不肯为，乞写六尺三开（写得满满）横幅设色”，而在园林展中竟有四幅《葡萄》，这个题材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个互证也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1946年之后的35件藏品的购藏也应存在前述“买”、“赠”和“中介”几种情形，这么大的数量不应只是一种购藏方式。这些作品以菊花、牵牛花、荷花和所谓“三两笔”之青蛙、蝌蚪、虾、鸡等居多，画法较简，题材较普通，重复性也较高，在白石极为丰富的题材中显得较为单一。特别是其中有三幅三尺水墨条幅，两幅青蛙一幅小鸡，均配以简笔大写蒲草，风格、韵味及构图也均极类似，按理不应该是“买”或“赠”，“中介”的可能性偏大。
总之，徐悲鸿不仅自己收藏，还带动了朋友圈对齐作的收藏，所谓“虾蟹小鸡之类册页请多作几幅，托吾购翁画者皆至友，不同泛泛”，及“大作两件均收得，翼如之扇已嘱径以酬金奉寄先生矣”等等。此外，还尽可能地通过展览等公开的方式，为人们了解齐白石创造机会。在徐悲鸿的1933年赴欧巡展、1935之后避居广西、1939年南洋筹赈活动等几次远行中，均将收藏的齐作随行携带，遇有机会，或联展或个展，向海内外介绍齐白石。
从题材来看（不算册页），涉及了枇杷、桃、白菜、蘑菇、玉米、扁豆、葡萄、竹笋、石榴、荔枝等果蔬类，芭蕉、山茶花、牵牛花、荷花、菊花、梅花、蝴蝶花、松树、柏树、栗树、紫藤、棕树、葫芦、蒲草、芋叶等花木类，鸡、鸭等家禽类，虾、螃蟹、青蛙、蝌蚪、鱼等水族类，松鼠、喜鹊、蜻蜓、蚱蜢、翠鸟等草虫飞鸟类，此外还有灯台老鼠、农具、山水等。在白石所画过的337种题材中约占十分之一，人物类几乎空白，白石最为世人所珍的草虫类极少，其他代表性题材也有不少缺漏。
当然，这批藏品中亦不乏精彩、独特之作。最为精彩的是两套《白石墨妙》册页。每套11开，尺寸相同，从字和画的用笔风格看，创作时间比较接近，不排除两套之间某些开被更动的可能性，但因为册页形式比较灵活，同套每开画面之间既可以有较大差异性，也可以注重互相之间的协调性，没有一定之规，所以不必拘泥于每套的组成关系，不妨可以将两套合在一起看。在这22开中，只有5开可以根据年款或钤印判断创作年代为1947年或1948年。这套册页弥补了悲鸿藏品中一些题材上的缺项，如荔枝、螃蟹、老少年、蝴蝶、石榴等，但题材组成较为单一，大多为水族和花卉，此外在两开花卉中各配一“虫”，葡萄、荔枝、葫芦和石榴等四开花果均算“特殊”的了；重复度也偏高，如水族类将最普通的虾、螃蟹、蛙（蝌蚪）、鱼四种配全，占10开之多，构图和韵味较为雷同的荷花有四开之多等等。这两套册页之精彩更多表现在规模上，而非艺术质量方面。
徐悲鸿在“草庐三请”之后，为齐白石所做第一件最重要之事，是促成出版了齐氏第一本山水画集，这也决定了徐悲鸿在“齐白石山水”这个话题中的重要性，在齐徐关系中，这一定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中徐悲鸿的眼光和魄力自是不必多论。但毕竟像徐悲鸿这样认可齐氏山水的人不多，尤其是收藏圈，致使齐氏山水创作量和留存量在其作品总量中占比不大。徐氏所藏齐作中，除一开山水册页外，尚有约二横一竖三幅独幅山水，虽算不上多么重量级，但很特殊。首先，三幅共同特征是均以“水”为主，这与徐悲鸿对齐氏画水之著名评语“让人眼晕”的盛赞极为相合；其次，二横幅山水更为齐氏山水少见，可谓稀有中之稀有——竖幅之水由近推向中景，间有三五汀渚相“破”，远处以稳固的山相抵，水被衬得异常有推涌感，是真“晕”；横幅之水延展至左右画幅之外，舒缓中荡漾，又很有耀眼的光感，是另一种“晕”；竖幅之两段题跋使得该作多了一层文献价值，最是难得和特殊，所题之诗是白石因出版山水画集事专为悲鸿所作，1932年（壬申）也正值此事进行中。
另一较有意思的作品是《杖藜伏梦访徐熙》，可与北京画院藏相同内容和构图之纯水墨版作品对比来看，水墨版似为设色版之草稿或白石留稿，是白石存留画稿的又一佐证。在白石留存之众多画稿中，与徐悲鸿有关联的还有1937-1939年的画猫稿，自跋文字之史料价值颇高，值得放在这个论题中一起看。跋分画幅内与画幅外共两段，大同小异，个别字句稍有不同。画幅内跋曰：“前年为猫写照自存之。己卯徐悲鸿以书求予精品画作。余无法为报。只好闭门越数日。蓄其精神。画成数幅。无一自信者。太息。作诗欲学李义山。每作一诗。搜书翻典。书堆左右如獭祭。诗成或可观。非不能也。维有作画。有心为好。反腹手拙。如不偷窃前人。要于纸上求一笔可观者。实不能也。捡得此幅以寄悲鸿。临寄时余存此稿。”画幅外另纸跋曰：“前年为猫写照自存之。至己卯。悲鸿先生以书求予精品画作。无法为报。只好闭门越数日。蓄其精神。画成数幅。无一自信者。因追思学诗先学李义山先生。搜书翻典。左右堆书如獭祭。诗成或可观。非不能也。维有作画。若不偷窃前人。有心为好。反腹枵手拙。要于纸上求一笔可观者。实不能也。方捡得此旧作。远寄知己悲公桂林。自画猫寄徐悲鸿跋。”从原件看，画猫稿为己卯年之“前年”，即1937年作猫图后所存之稿，为应悲鸿之请，在空白处斟酌长跋记其事，字先大后小、先疏后密，又反复勾画、修改，甚至写到猫身上，依然不甚满意，但已无空白处可用，索性另寻笺纸将最后的“定稿”工整抄录——认真如此，值得敬仰。而一个“非不能也”，一个“实不能也”，白石翁为求己意绞尽脑汁、辗转反侧的创造之难、之苦态，仿佛如在目前，同时也见识了白石极高的自我要求——闭门数日，养足了精神，还是没能想出比旧作更高明的画面，只得捡旧作作答！令人惊奇的是，这件题了这段长跋、远寄悲鸿的猫图被收录在《齐白石全集》第四卷[4]中，即第252页《耄耋图》，两相对照，别具兴味。该作竖长条幅，一黑白花猫居下端，两只墨蝶自右上端高高地飞来，竖长形的题跋撑开了它们的距离；或许是蜷曲在正午艳阳下的猫因困乏无心与蝶玩耍，或许是呆猫还未发觉刚刚到来的双蝶，或许下一秒就将开始一阵喧嚣；猫之憨态，蝶之盈盈款款；猫用浓墨配白粉以表厚绒绒质感，蝶以大水头灰墨以呈飞翔中的速度感和模糊感；猫是近于球形的团块，蝶是树叶般的片状……，无处不对比，无处不丰富，形虽简，意极足，虽是大写意，却能极为精准入微，这个“手段”的确不是思忖数日容易超越的，至于又“啰嗦”的一句“白石齐璜惭愧”，真实的意思明明就是毫不惭愧的得意吧！有些费解的是，1939年1月4日徐悲鸿已从香港赴新加坡，按干支纪年法，此时为戊寅年，即，己卯年乃至之后三年的徐悲鸿一定不在桂林，而白石跋语也大有不知晓徐悲鸿此时已往国外的意思。合理的解释或许是，最晚在1938年10月上中旬悲鸿离开桂林前去函求画，1939年2月中旬后（己卯年）白石方有回应，其间至少是四个多月的时间，战火烽烟中，千山万水外，均可理解吧。
合作画历来是文人之间交流、雅玩或共襄盛举的活动。齐徐二人的合作画亦不少，如《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1935年12月31日《北洋画报》第1342期发表了吴迪生寄赠的齐徐合作的《猫鼠图》，其中徐悲鸿画猫，齐白石题：“乙亥正月第二日齐白石”。猫为徐悲鸿所擅长，鼠是齐白石常画的题材，乙亥（1935）年正月初二应该是徐悲鸿刚到北平之时，拜访了齐白石并合作了此作。徐悲鸿此次来平，吴迪生陪伴较多，而发表的日期又临近丙子鼠年，文人间交往的这些细节岂非雅致之致！
徐氏收藏中的二人合作画如《妙极其微》，齐白石画水、水中蝌蚪及岸边青蛙，落款“白石”，徐悲鸿题：“妙极其微。悲鸿布地，戊子夏日。”占大半面积的岸上坡地出自徐悲鸿，所题“妙极其微”，此处可以理解为“生动”，是徐悲鸿对齐白石一贯的褒扬。尽管略具西洋水彩画特征的背景与齐白石的用笔不很协调，但合作画往往是史料价值多于艺术价值。
另有一件《斗鸡图》，题：“丁亥小除夕停电之际，暗中摸索，为刘金涛君糊窗，悲鸿漫笔。”画两只一高一低相向而立的公鸡，大概是因为“停电”，没有继续将背景画完。画面右边有题“九十四岁白石补石并花草”，在高处的公鸡下方补写石头及石边丛草。刘金涛为北平著名裱画师。从款题看，分别画于1947年和1954年，即齐白石的补写是在徐悲鸿已经离世、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形下画的，应该是刘金涛促成了这样的合作，也算是最令人感伤的合作画了。
文人之间因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而互赠作品也是常有的事，除了前述《杖藜扶梦访徐熙》，他们之间相赠的最有趣的一幅画，要算1938年徐悲鸿赠齐白石的《奔马》——贺齐白石老来得子之喜：“白石翁七十八岁生子，字之曰良末，闻极聪慧，殆尚非最幼之子，强号之曰末耳。故人固无长物，且以远方，因写千里驹为贺，廿七年九月，悲鸿在桂林。” 这类以友情为基础的诙谐、幽默，是“秀才人情”，其表达也是十分文人化的。
从收藏的角度说，年代或远或近，但通常以故去为界限，画家同行之间少有成规模地互相买卖作品的，偶尔充任中介或许是有的，但像徐悲鸿这样长期关注和购买齐作乃至形成了如此规模的现象极为少见，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对齐白石的高度认可，这个眼光和判断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徐悲鸿不过是一个有固定薪水的教授，时常能办展、卖画的画家，非官非商，财力毕竟有限，无论如何，能形成这样的规模还是相当了不起的。
总的说来，徐藏齐作虽称不上“件件精湛”，但有其特殊性，除了为学界增加了很多文献参考，还有不少独一无二之作，不可以普通藏家来衡量。尤其那些作品和文献可以互相印证的部分，更是增加了历史的温度，令人玩味久远。
白石曾有书简：“从来画家者，惟大涤子能变。吾亦变，时人不加称许。正与大涤子同。独悲鸿心折。此册乃悲鸿为办印。故山水特多。安得悲鸿化身万亿，吾之山水画传矣。普天下人不独只知石涛也”。白石所谓“知己有恩”之“恩”当然包含这份厚重的认可，但从徐藏齐作的角度，还应有为齐作打开销路、寻找更多更广出路的含义，即作为职业画家的齐白石之“现实”是需要引起重视的，这是在以往研究中被大多数研究者一厢情愿、有意无意忽略的角度。
戊戌春尽于灯下
（华天雪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1] 郭怡宗、郭绵宗主编《郭味蕖艺术文集（下）》第831-84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版。
[2] 四篇文章为《学习徐悲鸿先生在中国画创作方面的革新精神——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五周年》、《画家徐悲鸿》、《徐悲鸿先生的收藏》和《悲鸿故居和徐悲鸿纪念馆》，收录于郭怡宗、郭绵宗主编《郭味蕖艺术文集（下）》第815-84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版。
[3] 王震编《徐悲鸿年谱长编》第206页，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4] 郎绍君、郭天民编《齐白石全集》第四卷第2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