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948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对攻克的城市陆续实行军事管制，以协助完成庞杂的各领域、各行业的交接，这也许是当时特殊的复杂现实境况下最快捷、有效的办法了。北平作为较早解放的一批城市中最大的纯消费性且准备定为首都的城市，对它的接管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中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于1949年2至4月的不到一百天的接管，尤其是针对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接管，历来少有人关注和研究。正如共产党人对内部的指示所说的，接管分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接管以维持现状和平稳过渡为主，而据我的理解，之后的长期接管才是真正的接管，甚至可以说是彻底的“换血”。对于普通教职员和学生来说，无论短期接管还是长期接管，几乎都波澜不起；但对于一校之长的徐悲鸿来说，随着短期接管的结束，则波澜渐起。他虽然也积极于思想改造，但终究难以符合延安式的革命思维，也就难以被新政权真正信任和依靠，一份接管结束前后的内部调查资料便是很好的证明，它基本已经将徐悲鸿定性，也基本决定了他在之后四年余生中、在新政权中的历史命运。而这一命运仿佛也是与徐悲鸿有类似背景的人们的共同命运吧。
关键词：综合材料整理 军管会 接受与改造 取代与消化
一、关于“校长徐悲鸿”的“综合材料整理”
笔者曾见这样一份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的、针对原国立北平艺专在校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按职务的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
男，54岁，江苏宜兴人，父亲是学画的，少年时家境不佳，曾一面上学一面教书。可称中国西画界前辈。法国留学。曾游历欧洲各国，返国后即任中大艺术系教授、系主任等职，并在上海办新华艺专。抗战前在粤桂一度反蒋。抗战时期在南洋、印度等地卖画得巨资捐献伪中央政府，因此得蒋青睐，并在渝为之建立中国美术学院。胜利后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并任中国美术作家协会理事长，主编天津《益世报·艺术周刊》。
政治面目：无党派，自由主义者，无强烈的政治主张，重才重感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教导学生以成大艺术家为目的，主张写实但技巧重于内容，生活还简朴，有血压高病，不大接见人。
政治背景：与国民党在朝高级军政大员关系密切，如李宗仁、朱家骅、胡适之等。其前妻蒋碧微系国民党员，并任国民党参政员等职。
解放前国民党曾派专机来接他南飞，当时他有些犹豫，后经进步教授进行解释，又因其对艺专有些留恋，及自己藏画很多，不便搬走，最后决定留下。解放后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经过一个时期后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他在开学的讲话中，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他仅仅初步的在思想起了一些变化，对新民主主义有了一些基本上的认识，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通讯处：东受禄十六号）
这份材料中，“在上海办新华艺专”一事，不确。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草创于1926年12月，正式开课于1927年3月1日，起初名新华艺术学院，起因是上海美专因历时近一个月的学潮被迫停课并面临无以为继的困境，因此“上海美专教授俞寄凡、潘伯英、张聿光、俞叔渊等，鉴于大批美专学生流离失所，遂正式发起筹办新华艺术学院（1927年春季开学）（据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校史）”[1]。此时，徐悲鸿正在法国留学，他是于1927年9月才结束留学生活转道新加坡回到上海的。回国之初，虽然他没有像林风眠那样立即有了满意的位置，但他来往最多的是田汉和欧阳予倩的南国剧社的圈子，而不是当时因裸体模特儿事件和学潮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美专的教授圈子。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心底里看不上刘海粟以及他的上海美专的。徐悲鸿至多有可能偶尔在与刘海粟没有干系的新华艺专上过课或做过讲座，特别是1931年这所学校由与之交好的汪亚尘主持之后。
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总之，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
从“54岁”推断，此材料应该整理于1949年；从内容来看，像是一份应该归于档案材料或秘密材料一类的内部调查。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具体什么时间所为呢？上述材料中有一个词显得很扎眼、不容忽视——军管会，这是一个在关于1949年的北平的历史材料中常见的词，它与这份材料是否有关？又会是怎样的关系呢？
二、关于“军管会”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于1948年12月18日在涿县市委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成立，19日召集了北平市委及军管会系统部长、处长以上五十余人参加的干部会，宣布了军管会的任务、组织和当前的工作，彭真、叶剑英作了报告，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干部会，传达了北平市委的决定，军管会就此正式成立，并于20日晨1100名干部进驻北平西南长辛店准备入城（即当时的北平城，以下同），并初步布置了长辛店、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和北平西郊（包括清华、燕京两校）的工作。21日晚因情况变化移住良乡就粮，建立机关，在四郊设四个分会进行工作。[2]这一日，又正式发布了《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党内通告》[3]：北平市委由彭真（书记）、叶剑英（第一副书记）、赵振声（即李葆华，第二副书记）、刘仁、徐冰、赵毅敏、谭政文、萧明、王鹤峰、张秀岩、韩均等11人组成，叶剑英兼军管会主任及市长，徐冰为副市长。分定叶剑英管接管、外交、市府、警备、统战，赵振声管工、青、妇、党务，彭真除了和赵毅敏、邓拓管宣传，并管锄奸、金融、粮食和政策研究室[4]。决定进入北平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下和北平市委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北平市及市郊工业区在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权力机关，以实行军事期间的革命管制。
划定管辖范围为西至门头沟，北至沙河镇，东至通州，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在此范围之内的一切公共房产、企业、工厂、学校、庙宇等，均归军管会接管，地方政府无权过问。[5]其机构具体包括：市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卫生、公安、公用、工务、工商8个局及外侨管理处、法院、贸易公司、银行等机构，由叶剑英和徐冰分任正副市长；武装部队——包括警备司令部、防空司令部、纠察总队，协助政权机关维持社会秩序；物资接管委员会——叶剑英、苏井观、戎子和分任正副主任；文化接管委员会——钱俊瑞、沙可夫分任正副主任。1949年1月1日，叶剑英正式到职视事，并以他的名义，正式向社会发布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布告》[6]。
为什么要实行军管？对于这个问题，在此前后的多次面对相关干部的内部通告、工作意见、指示、讲话、报告要点、组织条例、总结报告中，屡屡被提及并做了解释和回答，大致是：根据东北、华东、华北、中原许多被共产党解放的城市的接管经验，在掌握了如辽阳、鞍山、兴城、张家口等中小城市的初步的城市常识后，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占领了一个城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敌人”还会在某些方面保持优势，还控制着很多资财、组织和高级技术人才，与国外还有很多联系。当时的国民党还统治着很大的地盘和人口，而且在他们统治中国的二十几年里，除了武装统治之外，还有很多秘密特务组织等等。所以，虽然公开的武装敌人被消灭了，隐蔽的敌人还有，还会待机扰乱，刚刚解放后的城市还会有一个时期的混乱。此外，在文化上、经济上也还会有无形的力量时时钻空子、阻碍城市的发展。对于这些，必须要靠武力去镇压，必须实行军管、专政！另外，军事管制时期也是共产党城市政策的试验期，被这个时期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可以成为未来制定法律的依据，反之，就可以以军管会的名义修正或废除，以便更便利、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时期的准备，不经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大体走向正轨，并要一下子民主选举出符合中共意志的新政权是不可能的。
而北平这个当时即将和平解放和被军事接管的“我党我军解放城市中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其具体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在1949年4月13日莫文骅所做的《关于北平警备工作的经验总结》中，从警备的角度描述到：北平的三轮车夫就有9万多，仅外二区就有101处妓院。会馆、旅馆相当多，仅外二区就有会馆117处、旅馆98家，外四区也有会馆101处，因此总的说来北平是个消费城市，是个类似后方基地的大都市。其人员相当复杂，由于它是除太原之外，整个东北、华北最后和平解放的一个大城市，所以成为华北、东北流亡地主、流亡学生甚至国民党流亡政府（如热河、察哈尔、东北、冀东、冀中、冀南的都有，留有很多流亡办事处和仓库等）的集中地，也是华北、东北散兵游勇的集中地。同时，北平又是华北特务的大本营，军统、中统特务特别多，有不少枪支和电台，分布也极严密，仅国民党国防部侦察局的特务系统就有30多处，中统系统也有多种特务组织，并组有专门搞暗杀、破坏的特务。北平市的国民党党部统计其国民党员约达5万人之多。不用说，警备这样一个城市会“是极端艰巨的”。[7]
北平工作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前前后后的5个月中被军管会的最高负责人们屡屡强调，这种强调源于他们对时局的审时度势地把握，如叶剑英在1949年1月20日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北平入城准备工作的报告要点》中说：“整个形势告诉我们，第三年[8]上半年的伟大胜利，我力量已经超过敌人，政治上全国人心向我，国民党内部士气瓦解，文官武官都在打主意，不愿做官，孙科内阁几乎无法组成，革命到了决定胜负的时候了，各个阶层都极端动摇，乃至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历史上封建阶级分化参加到资产阶级中来，资产阶级分化到无产阶级中来都是有的，文化界知识分子就更为明显，这时只要我伸之以手就可拖出来。过去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将军投降过，但现在则都来了，由非嫡系到嫡系，最使蒋介石伤心的就是一手培养起来的黄埔生也大批地缴械、投降、起义，反过来打他自己，敌人的基础已经动摇了。因此只要我们策略运用得好，就会缩短胜利的过程，减低付出的代价。今天的情形是：北平如能和平接管，将来京、沪、武汉、广州就可以如法炮制。”[9] 也就是说北平的接管既是“北平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北平市的问题”。
叶剑英在1948年12月24日《关于军管会的任务、组织机构及如何工作的报告要点》[10]中也曾特别指出了北平对于共产党人的重要性：当时的“外国记者估计共产党要在北平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首都，……他们把北平当作共产党能否统治全国、能否管理城市及工商业的测验。因此，我们接管北平工作的好坏及所发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某个干部或北平本身的问题，而是联系着整个世界的观瞻，是中国人民能否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自己的问题。”他在1949年1月4日的《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报告要点》[11]中又说：“北平是故都，并为很多国际人士注意之城。从历史上看是个文化城，是国际的，也是文化的，……大中小学生共有11万。北平也是一个老城，历代大官僚、没落腐朽的士大夫仍存在。内城5个区，外城7个区，城郊8个区，人口206万，若连新区是290万人。我们能否把北平管理好，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否把城市管理好的一个考验。北平是个大学，我们几千个干部都是小学生，要向北平人学习，但又要帮助他们改造他们，从他们中培养出大批新干部来。……我们要能把北平管理好，就必须战战兢兢严肃地面对任务。中央下了很大决心调出大批干部，这表示中央重视北平工作，要求我们无条件地要把北平工作做好。”
1949年1月的《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12]明确规定了军管会要执行的各项任务：
一、镇压反革命分子之活动，并肃清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军火武器及其他违禁品，解散国民党三青团及蒋介石集团系统下之其他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特务组织。
二、接受并管理一切公共机关、公共产业、公共物资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并没收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
三、保障一切中国人民及守法的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护工农商学各界一切正当的权利，迅速恢复市政建设事业，恢复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
四、动员一切公私力量沟通与建立城乡经济的正常关系，特别是指导与组织公私各种力量解决城市人民的粮食及燃料的供应。
五、发动与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帮助建立系统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
六、为执行军事管制任务之必要，得发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发布临时法令。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也规定了军管会下设的各部门及各自的分工：
一、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执行军纪、军法及戒严、解戒等事项，并有效地组织防空；二、市政府：负责市区内民政、公安、司法、交通、卫生、消防等一切市政建设，管理市区内工农商学各业，管理财务、贸易、金融及有关外国侨民诸事项，并按工作需要设立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公安局、公用局、工务局、工商局、外侨管理处、贸易公司、人民法院及银行等机构；三、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之企业以待将来移交于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府，对其他属于本市之企业，协同本市有关之主管机关进行接收，接收后分别移交各该主管机关管理，负责动员组织一切公私力量，指导对城市粮食、燃料等供应事项，沟通城乡关系，并负责接管不属于本市范围之军事政治机关与设备等项（下略）；四、文化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属于本市者由教育局接管（下略）；五、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处、供给部、行政处，负责处理本会对内外一切有关日常工作及联络供给等事项。概括地说大致就是三个部分，即政权机关、物资机关和文化机关。
彭真在1949年1月6日的给准备做北平各区区委书记、区长的同志做的《关于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工作的讲话》[13]中，简单明了地将“进城以后”的总任务概括为：“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彻底摧毁、肃清反动势力。但必须注意把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机构区别开来。国家机构即指政权机关、军事机关、警察、法院等，对敌人的此种机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至于工厂、商店等企业机构，我们应予以接管和改良。” “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秩序的问题”。他在1949年2月1日的《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要点》[14]中又再次强调了“所有一切国家机构统统粉碎”的原则之下的“入城三条根本任务”是：摧毁旧政权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经济建设和按新民主主义方针改造学校教育。其最后一项任务，依据当时迫切的现实需要，目标设定为主要是培植适应城市建设的大批干部，为全国培养政治、军事、文化干部、学生、职员（指多年来日本人和国民党训练出来的技术上的职员）。
由于当时共产党还没有取得全国的胜利，军队还要继续南下，所以不能把许多兵力压在北平，因此以武力武装的军管会的任务只能是在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对极少数破坏分子的镇压。因此，军管会在进城前就确定了“两快两慢（物资与政权要快，文化与外交要慢）”的方针，因为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初接收一个城市，如果一律因袭旧的，而不加以改造，不加甄别，是错误的；反之，如果一律推翻，完全换成新的也不行。一方面新的一套未必合适，同时全换也不可能。”[15]因此除了权力机关和物资必须立即接管外，由于共产党的干部还没有经验，其他一般被接管的机关与部门，除了撤换必要的主管人员外，先以军管会的名义，派遣军代表，指挥各该机关和部门的原有人员，照常工作，以共产党的政治和原有技术力量相结合。军代表的任务为监督、调查研究及副署，直到主管机关根据代表的实际工作，认为已经充分熟悉了业务，才可以开始正式任命为主管。
所谓军事代表制度，就是一个军事代表带两三个联络员去接收被接收的机关。据叶剑英说，这一制度脱胎于军队中的政委制度，最初来自苏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共产党在使用旧沙皇军队时派一个政治委员（党代表）去掌握全盘的工作。2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面也使用了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即党的领导[16]。
北平军管会之下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于1948年12月21日奉命成立，由军管会派定钱俊瑞、陈微明（沙可夫）、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等11人为委员，1949年2月4日又添加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7人为委员。指定钱俊瑞为主任，陈微明为副主任。[17]文化接管委员会（附设三个文工团、一个创作组、一个美术工作队），下设四部：教育部（包括高等教育处、学术机关处、社会教育处）、文艺部（包括戏剧音乐处-戏剧组、音乐组，电影处，艺术教育处-艺专组、社团组）、文物部（包括博物馆处-故宫组、历史博物馆组，图书处-图书组、文献组）、新闻出版部（包括新闻处-报社组、通讯社组、广播台组，出版处-书店组、刊物组）。其中文艺部部长陈微明，副部长李伯钊、马彦祥；艺术教育处长艾青，副处长江丰、李焕之[18]；艺术教育处接管代表组组长沙可夫，副组长艾青，组员江丰、李焕之、陈企霞，艺术教育处联络组组长王朝闻，组员何焰、邹立山、林里、姜云[19]。文化接管委员会以华北大学的干部为主，共五百余人，按照军管会规定，每天早晨召集各大部门负责人汇报，重要问题每晚提市委会讨论解决，各部门本身则于前一晚上召集本部门的碰头会[20]。文化接管委员会入城后驻东城区东总布胡同记者公会、艺专旧址、贡院西大街旧艺专宿舍，和方巾巷、赵堂子胡同旧日本警察宿舍等处[21]。
对北平文化机构的接管，中共中央给予了极高的重视。还早在大约1946年（从材料推断），城工部就着手做了北平各文化教育机关的调查工作，1948年9月以后，由成仿吾主持的华北大学高等教育委员会也做了平津各大学的一般调查，这两种材料与实际情况虽然颇有出入，但提供了一个近似的轮廓式的参考。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地下党获得各校的真实情况，通过与各校进步教授、学生个别访问及举行座谈会的方式和从侧面调查等方式，在入城前得出了对北平文化机关的初步推断[22]。
从文管会成立到1949年2月1日入城前的一个多月里，所有干部除了了解情况并拟定、修改接管计划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接管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节选自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原局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和《知识分子在人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的必修文章[23]。
在入城前，叶剑英向自己的干部强调“对文化接管要慎重，尊重文化界，要斯斯文文地对待他们”[24]，彭真也说“现在正是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靠拢我们的时候，要严肃态度，正式向他们讲我们的主张，不要敷衍他们，不要马虎、态度要好、帮助他们、与他们合作”[25]。叶剑英在1949年3月2日的《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上更是坦率地对民主人士们说：“我们深深感觉建设一个新北平，如果不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如果不将一切革命群众的力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是做不好的。”“我们共产党领导者谆谆告诫自己的党员，要很好的和非党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只有团结非党民主人士的义务，没有排斥非党民主人士的权力。” 因为“二十几天的接收工作已经快结束了，艰难的管理工作即将开始”，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后，将长期地进行建设工作，这比军事工作还要困难得多”，而“在座的先生们，无论在城市知识、城市管理、城市政策各方面，都是我和我们干部的先生”[26]。
这种“慎重”或“慢”（或者“表面慢实际稳的方针”）“能照顾中间的多数，可以稳住北平各院校的教授，甚至影响及于全国”[27]，显然是应当时现实状况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而其最终目的至少在面对全体干部时并不隐晦，这在叶剑英于1949年1月20日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北平入城准备工作的报告要点》中表露得明白无误。他借用了列宁的一句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列宁说“妥协的形式，消灭的内容”，“我们消灭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革命军队，而不是要消灭每个地主本人或者把他们的士兵个个杀掉。所谓消灭有两种方法，一是武力解决，一是民主改编，把他们的士兵进行民主教育以后，变反革命武装力量为革命的反蒋武装力量，是一种性质上的改变，这也是一种‘消灭’，当然这中间会有很多麻烦。我们会在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内，和一批中下级官员合作（因为高级官员会跑掉，中下级会望风归顺）共同进行接管，当然这些人不一定可靠，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们不可能和他们长期共居的，这些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教育，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可以重新任命，我们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已经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防止左也要防止右，必须搞好党与非党干部的关系。所以必须慎重选择我们的干部，接管工作采取选派代表和联络员制度，使真正立场坚定、有声望的人去作代表，联络员则主要负责调查研究情况，提供给代表，不要随便讲话。一般干部先少去，要尽量精干，其余的人先住着，开训练班，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28]
据1949年3月10日《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共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的统计，当时“北平共有大学（包括专科以上学校）15个：国立7个（清华、北大、师大、艺专、蒙藏学校大学部分、铁路管理学院、国立助产），原共有学生7272人，除了报名考三大学、南下工作团外，现有学生5962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已经报名三大学尚未录取者），此外还有蒙藏学校大学部分学生30-40人；私立8个（中法、中大、朝阳、华北学院、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铁路专科学校），原共有学生9687人，除了报名考三大学、南下工作团外，现有学生5051人；东北流亡在平学院有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沈阳医学院、辽海商船学校，原共有学生6508人，现除了报名考三大学、南下工作团的千余人外，已经全部迁回东北。河北农学院已经迁回保定，山西大学也在设法迁回山西。”[29]
对于与北平艺专类似的学校的接管，其程序大致是：先召开负责人及员生工警代表会，由军管代表宣布接管方针、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接着开全体大会，宣布正式接管，讲解方针、政策，接管以后，其人员生活、业务即统由军管会处理，并酌留军管代表或联络员驻于该处，到正式移交管理机构接收为止。负责接管的人员为军管代表及联络员，军管代表代表军管会，负责接管对象的人事、业务、生活诸方面的管理，包括向接管机关及原负责人宣布政策要点和接管命令，向全体人员说明接管办法，审核旧人员之去留，监督原主管人员继续进行工作，并在发布命令与文件上副署，调查研究本单位情况和熟悉业务；联络员负责了解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军管代表执行具体工作。人选都是事先审慎配备的，并且都采取小组制度，各单位均配备三人以上的代表组与联络组。联络组一般常驻接管的学校，代表组看各学校具体情况决定派驻与否。除了取消训导处外，一般学校一律以留用为原则，一面通过地下党与进步群众及派驻的联络员实地进行调查，对各学校的各种人事关系、各人员的政治面貌、学识技能、群众影响都进行大体的了解，[30]即要把“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检查结合起来”。[31]
按照当时中共对大专院校的设想：这些军管代表有长期与短期之分，如果旧人员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表现不错，代表便撤回，而且“将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这种形式”；如果代表在管理方法上有了很好的学习，真正已经充分熟悉业务了，比旧人员做得好，而且有了研究，确有心得，在工作中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就正式任命为主官（经过一个多月的摸索，有些已经正式任命）。[32]也就是说，能换成军代表就尽量换，换不成，则将就那些经过了一定改造的、态度和表现较好的旧人员，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这些旧人员大多迟早是要被换掉的。
在1949年3月10日的《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共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33]中还有这样的关于调整学校领导机构问题的计划：今后第一步拟暂在军管代表之外，由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组织校务委员会维持校务，委员会组成拟在能够保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吸收1/3左右数量有学问、有威信的中间分子教授乃至个别右翼教授参加，以便团结全体有用的教授，慢慢加以改造。第二步正式委派校长，并在校长领导下，由校长主持改组或保持原来校务委员会，到那个时候校务委员会即成为议事及行政辅助机关。同样是在3月10日的《北平市军管会关于三月份工作的指示》中，中共对由“军管会一揽子接过来的”“大批公营事业和文化教育机关”开始明确感到棘手：“但要恢复和发展其正常的业务，却非这种集中而简单的军管组织所能胜任，不少部门已经感觉到困难，继续下去将造成重大损失。”并因此请示在3月份内拟出明确计划，“把一切公营事业和文化教育机关移交给一定的业务机关去领导，按照统一的建设计划恢复和加强其本身的工作，同时建议军管机关精简为规模不大的机构，继续其镇压反革命残余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作。”[34]这个请示显然很快得到同意，在1949年3月13日便作出了《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单位移交计划表》[35]，在1949年4月27日叶剑英的《关于北平市政府一个多月的工作报告要点》[36]中能更清楚地得知这一进程：“北平的接管工作从2月初进城开始，3月上半月进行清点物资，下半月着手处理，4月份即行移交，而我的工作重点也在3月下半月转到市政府。在3月上旬我们就向下布置了关于如何把工作转到管理，并指出了当时的具体任务，并决定军管机关精简成规模不大的机构。”表中的原属军管会文艺部接管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拟移交的机关为高等教育委员会。[37]也就是说，真正的军事接管从2月2日的正式开始，前后历时约1个半月。到1949年4月，北平原政权机关、文化教育、企业、交通等大小1000多个单位都差不多全部完整接收，缴获军火、弹药超过此前解放的任何一个城市[38]。
正如1949年4月的《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工作概况》中所说的那样，“接管清点之后，接着就是人事问题”了，针对学校，原则上“教职员、生、工、警及其他文化从业者30000余人，除了工人、学生外，其他无论政权或企业部门的公职人员、管理人员等都须做甄别，加以调整。”甚至“在处理人事方面已经成立人事处理委员会”，文教部门的政治性人员，如党义公民教员、训导人员及新闻出版部门的编采人员、法院的推检人员等，原则上不予留用，必须经过长期改造（个别的仍可适当安置，以作为争取国民党机关可以争取的高级人员的榜样），至于广大中下层职员则经过具体考察分别决定，其中重要特务分子送交公安局受训，审查了解，一般特务或党团工作人员开除登记，听候处理。贪污分子开除，重大案件送法院究办，年老力衰、无工作能力及思想顽固、生活腐化者资遣，令其退休，其余则分别留用，在本部门受短期训练或送华北三大学（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学习，属于企业技术部门……一般不予变动。”[39]“在各接管单位中，派系斗争、裙带关系、封建集团要一一予以摧毁，代之以统一的职工组织”。另外，准备成立一些研究机关，“吸收一批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予以教育”，但“至于真正做到彻底整顿人事需要较长时间”，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必须配备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主持业务与行政，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否则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差，就会影响管理工作的推进。”而且“配备干部要兼顾到个人的长处与工作需要”。[40]
治校，除了人事，便是课程的设置了，对此，中共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但同时也深知课程设置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他们将原来的课程分为三类，分别对待：内容反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必须根本否定；内容基本可以采用，但其思想体系、思想方法和教学方法属于资产阶级系统，理论和实践有若干脱节的，将来必须加以改造或改良，这主要指理、工、农、医、铁路等院系，但目前还无暇解决这个问题；课程内容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为文学、教育、经济、地理、艺术等，这些课程或则部分暂时尚可以采用，或则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41]
针对当时的情况，在课程内容方面能够切实可行地做到的就是所谓“抓紧思想上领导”，具体就是指“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在各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内容就是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42]。
……
这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初期或者军管时期的大致情况。
结合这些情况，再回到本文开始的那个“综合材料整理”，大致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解释：所谓“解放后开始认为思想转变是很容易的事”中的“解放后”，应该是指1949年1月底的北平和平解放；“开学的讲话”，应该是指1949年3月初，已经被接管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对同学自治还是不相信的，现在对军管会的意见表示很愿接受”，表明军管会时期学校的变化即一定比例的学生参加到校务委员会中来，以及徐悲鸿在总体态度上的配合和对某些事情理解的有限；“但又很怕得罪人，如解聘寿石工即如此。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表示出徐悲鸿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上的无能为力；“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表明徐悲鸿在接受共产党的艺术主张上，主观愿望与客观实践上的差距；“他本身存在着可能改造为新的艺术教育的某些条件，但尚需一个相当长的斗争时期”，表明徐悲鸿对于共产党发展其美术事业的有限度的可利用性。
结合对“军管会”情况的梳理，这份“材料”的整理时间大致应该是“接管清点之后，接着就是人事问题”的1949年4月，由文管会的军代表和联络组在所谓“纵的系统接收和横的调查”的总的工作指示下做出的。
不难揣测，在这样一份调查、评价的基础之上，徐悲鸿的尴尬处境。尽管在政治家们的权衡中，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徐悲鸿以他的声誉最终仍然保有其校长之尊，并先后被选为出席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与会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大会，声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同时，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安排显然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力——戴泽所说“在国立北平艺专可以说是最称心的时候，也是很满意的时候——他有权处理学校里面的事，他说了算”[43]，就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一句“对学校行政目前已不把持己见了，曾表示愿为新的为人民的艺术努力，但并未真正解决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说明问题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恐怕莫过于解聘寿石工和强行调离宋步云了。
寿石工年长徐悲鸿十岁，1885年生于绍兴，名鉨，字石工、石公，又作硕公，号印丐、珏庵、石尊者、冷荷亭长等，斋号不食鱼斋、辟支堂。曾在清末加入1909年11月在苏州虎丘成立的南社，与黄宾虹、李叔同、沈尹默、苏曼殊、经亨颐、邓尔雅、诸贞壮、姜丹书、谢无量等为同期社员。寓居北平后，以书法、篆刻著称，工诗词，在北大、艺专讲授诗词及金石篆刻学。印初宗秦汉，后受吴昌硕及黄士陵影响，形成自家面貌。与徐悲鸿、齐白石、杨仲子均是故交。1946年7月21日徐悲鸿曾于南京即将赴平前致函先行抵平做准备工作的宋步云：“步云吾兄惠鉴：……寿石工先生系我老友，也系校中将来同仁，请告其一切并求彼相帮，觅临时住处。寿石工先生住西安门外迤北黄城根十八号。”宋步云也的确按此“指示”请寿石工帮忙安排了徐悲鸿一行的住处。李松《宋公行止考补》认为此信大致可以透露三方面信息，即徐、寿为故交；徐在安排艺专教员时，寿是优先考虑人选之一；寿曾协助艺专复校事宜。[44]正因有这样一层关系，因此在1947年10月国立北平艺专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的“三教授罢教”中，寿石工虽支持三教授、与徐悲鸿观点有别，但事后仍能在艺专任教，也依然与徐悲鸿是好朋友。甚至在1950年寿石工逝世时，寿夫人请徐悲鸿题墓石，并以所藏梁山舟著书墨为酬[45]，等等。
从罢教事件后寿石工的“安然无恙”中，可见徐悲鸿对这份友情的看重，因此其反对解聘寿石工，并非像军代表理解的“怕得罪人”那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寿石工在艺术上为共产党人所诟病的“保守”态度以及他所担任的古典诗词、金石篆刻等课程的被取缔，使得寿石工的去留问题并无太多悬念。因此，解聘寿石工一事，对于徐悲鸿来说，肯定是无奈和不称心的，但还不至于有很深的触动，而宋步云的离去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宋步云（1910-1992），山东潍坊人，早年曾先后就学于济南爱美高中艺术师范科、北平京华艺专、杭州国立艺专等校，师从林风眠、李苦禅等名家，1934年东渡日本专攻现实主义倾向的油画，1937年归国投身抗战大潮，以己之长从事各种抗日救亡工作，1941年在重庆经陈之佛推荐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42年6月底在该系欢迎徐悲鸿南洋归来的仪式上结识徐悲鸿，当晚便受邀至徐悲鸿住处长谈，此后二人往来不断并经常得到徐悲鸿在绘画上的指导。作品涉猎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多种画科。1942年10月徐悲鸿筹办中国美术学院，聘其为研究员。1946年春，复原前的徐悲鸿、廖静文夫妇寻至宋步云的“寒窑”留宿做推心置腹之谈，约请他共赴北平参加接管和筹建国立北平艺专的工作，看中的正是他所具有的其他画家少有的极强的办事能力。宋步云以感激之心接受了这份信任和重托，成为徐悲鸿亲自带到国立北平艺专的7个人之一。在此之后的三年里，他以西画组副教授、庶务主任、代理总务主任的身份主管国立北平艺专的行政，与分管教学的吴作人成为徐悲鸿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尽心竭力地辅佐着徐悲鸿，在复校、解决艺专校舍和教职员宿舍、筹备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组织国画论战、搬迁校尉营、挽留徐悲鸿、拒绝南迁以及艺专其他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中表现俱佳。这三年间，他几乎每晚不用事先预约地到徐悲鸿家汇报工作，并常在徐家留饭，差不多是这个时期与徐悲鸿接触最多的人[46]。因此，廖静文曾说：“我也已经88岁了，我遗忘了很多人，但是没有遗忘宋步云先生，因为到北平艺专以后他对悲鸿执掌北平艺专的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不会遗忘他”，“他为了减少悲鸿工作上的困难，自己不顾别人对他的看法怎么样，也不怕得罪人，就担任起行政工作来，他是心甘情愿地为悲鸿工作，这也是让悲鸿感激的，也是让我很感激的。”[47]1947年就来艺专工作的戴泽也认为，“整个国立北平艺专与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都应该很感谢宋先生，因为他做了许多很实际而且很实在的事情，那是一个真正做实事的人。”[48]
宋步云还曾在1947年8月左右，由中共地下党员钱开泰介绍，加入了冀热察华北分区行政公署工作团（负责人为蓝公武），在为地下党组织传递信息、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同志、保护进步师生免遭迫害等工作中均有积极表现。1948年秋，宋步云还接受并完成了蓝公武通过地下交通员转交的三项任务：挽留徐悲鸿继续掌校、反对学校南迁、保护校产。
无论对共产党、国立北平艺专还是徐悲鸿个人，宋步云都算得上是个“功臣”！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1949年4月-7月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学习期满之后，在旧艺专的人员调整中，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虽经徐悲鸿力保，“说他没有问题”，仍“不得不”离开国立北平艺专[49]。廖静文曾不无伤感地回忆到：“悲鸿觉得也很对不起他。悲鸿对宋步云离开北平艺专是有惜别的心情的，是依依不舍的。”[50]这是一种复杂的惜别情！“不得不”离别是一种无奈，“力保”之后仍于事无补则是一种失落——在“毕竟是军代表说了算”[51]的新形势下，连宋步云这员“大将”都保护不了的徐悲鸿，应该多少可以预感到他教育生涯中最称己意的时期将一去不返，一个对他来说充满忐忑和迷惑、不无抑制的“新时代”正式来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宋步云的离去可以被看作新政权对徐悲鸿的真实态度和促使徐悲鸿清醒的警钟。
在此前后，徐悲鸿特别出面保护的还有齐白石。北平解放之初，齐白石在学校的待遇问题，是徐悲鸿特别关心的。他曾有信函谈到给齐白石“增薪”之事：“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批来否？待批到，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告知齐先生，每月须交三尺条幅四件，请勿迁延。本年尚须补足，因吾已与文化部言明，我有责任也。悲鸿。”[52]此信使用的还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笺。1949年7月的教务会议上，学校开始讨论为教师增加月薪之事，当时因物价和流通货币的不稳定，月薪以小米斤数计。事实上，在此前后学校较大的人事变动中，有人主张停聘教课较少的教员，其中包括齐白石。在人事上还有一定发言权的徐悲鸿，显然干预了此事，这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明——徐悲鸿以齐白石每月交作品的变通方式，坚持聘请齐白石并保证了他的薪水。这样做，是以他个人的名誉向政府担保的。对此，身为军管会代表的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中也曾有所涉及：“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53]
对齐白石的成功保护或许可以说明徐悲鸿在当时还有一定的人事发言权，但如果将解聘寿石工和调离宋步云联系在一起看，保留齐白石的主要原因恐怕应该是艾青提及的共产党的一种通盘考虑。出身贫寒、勤奋刻苦、艺术上雅俗共赏并极具乡土情感的齐白石，比寿石工更合共产党的“口味”，另外，从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的齐白石也比宋步云少了很多人事上的争议，再加上齐白石当时已近90的高龄又名气很大，解聘他既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当时文化工作原则的。因此，在保留齐白石教授职位一事上，虽然徐悲鸿做了不少工作，但根本上还是由当时新政权的用人原则决定的。
三、军管后的国立北平艺专
据内部资料，1949年3月3、4、5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军管会代表艾青列席参加，这是军管会代表参与学校管理的比较早的记录[54]。之后，在军管会撤消之前的历次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均有军管会代表列席，如1949年3月8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艾青、焕之、江丰列席；1949年4月7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务会议，焕之列席；1949年4月11、13、14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第二学期第二次校务会议，艾青、洪波列席等等。但在1949年6月11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次教务会议上，艾青、洪波成为“出席者”，目前还不能确定昔日的军管会代表变为正式的“出席者”的准确时间，但可以肯定，在华大三部并入之前，中共代表对学校管理一直没有间断过参与，尽管无论从人数还是职位来说，这种参与的份额并不强。这与前述中共对文化接管的“慢”的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从接管到华大三部的并入，北平国立艺专还是以老的人员和教学班子为主，徐悲鸿也仍然可以算是学校的领导核心。
在这个阶段的历次校务会议和教务会议上讨论的主要涉及改制问题（包括性质、方针、学制等）、学校更名问题、评议薪俸问题、请增拨校舍及申请办清校产问题、招生问题、选课生与研究生问题、是否开办选修班、夜班、假期班、补习班问题等等。而关于课程的增删问题比较集中的是1949年3月3、4、5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第二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决定“取消公民课、书法、文字学、诗词、中国神话等课，通史课本采用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作参考”，以及“暂定每月不定期举办两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学术讲座”；1949年4月7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务会议，决议“关于政治课程应与现时配合问题，向文管会请求指定有系统的专题与讲演人”；1949年9月2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8学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教务会议，又有“新学期各科组课程变更”：“政治常识——高教会指定书籍六种，全校分二组，二三四年级为甲组、一年级为乙组，每周3小时（6学分），星期六下午小组讨论；外国文——规定英法俄三种，一年级只有英俄两种，每周三小时；国文——采取新教材，由科主任和授课教员协商决定，召开课程座谈会，每周2小时，学生不得请求免修；文艺思想——聘艾青先生担任，于三四年级讲授，每周2小时。”此外，在1949年4月11、13、14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37学年第二学期第二次校务会议上，有“鉴于目前版画艺术之成就及出版事业之发达，版画亦可在美术界单独成立一部门，本校应开风气之先，增设版画科，培养版画干部人才，其实习科目可定为《中国版画史》、《外国版画史》、《现代版画》”的提案，决议为“于10日内送校整理，汇转文管会用备参考”，而版画科的真正设立则迟至1950年9月开学的那个学期。也就是说，从军管到华大三部并入的八九个月间，课程设置中除了政治思想教育方面课程和副科有较大变动外，主课和系科设置均未有大的变动，教学方式和内容基本维持着徐悲鸿掌校时期的状态。
1949年10月6日在为“请迅将神社及红楼拨给校用”致华北人民政府房产科高信同志的信函中，艺专详述的5条理由中第3条为：“华大三部并入后增加留校学生27人，教员干部17人，包括有眷属者5家，合并后还要招收短训班学生80人，需要适当容量的宿舍多间、大教室5间、办公室两处、资料室1处，拟用红楼的全部”。另，在1949年10月7日召开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学年度第一学期第二次教务会议上，来自华大三部的洪波、王朝闻、胡一川、王式廓等正式出席。
以上材料说明，尽管华大三部的正式并入是在1949年11月[55]，但最迟在10月初就有了领导层的“并入”了，而且所占比例不小。
作为重要见证人，罗工柳在谈胡一川的文章中，对华大三部并入国立艺专的前后情况多次零散提及[56]：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的华北联大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57]合并成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校部设于河北正定。北平解放后，校部迁至北京东四六条，其中的三部（即文艺学院）设在宣武门国会街（即现在的新华社总社），院长还是光未然，分音乐、戏剧和美术三个科，美术科科长为胡一川，罗工柳为支部书记。他们组织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到这里教学，当时很多要求进步的学生都到这里来学，美术科的在校学生数达到180人。经过半年的学习，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随部队南下，少部分留了下来。后来华大三部奉命取消，院址给了新华社总社，各专业分别与北平的对口专业院校合并，开始了筹备华大三部美术科与徐悲鸿任院长的北平国立艺专的合并事宜。文化部党组当时曾做出了3个决定：1、成立美院党组，胡一川任书记，成员有王朝闻、王式廓、张仃和罗工柳，负责美院的方针政策，但不公开，归文化部领导，由文化部通知徐悲鸿——华大美术系派来5名领导成员，具体工作由徐悲鸿安排；2、调一批解放区的美术干部到美院，其中丁井文任人事科长，杨伯达任学生科长，此外还有一些业务助教如伍必端、林岗、李琦、顾群、邓澍、冯真等[58]；3、从华大美术科学生中挑出20多人到美术学院办美术干部班，培养一年后分配工作，目的是把华大的革命作风带到艺专来。
徐悲鸿的工作安排是：王朝闻任教务处副处长，吴作人仍为处长，张仃任工艺美术系系主任，胡一川任美干班主任、罗工柳为副主任，新成立的研究部主任为徐悲鸿、王式廓为副主任。[59]胡一川虽然没有安排行政职务，但在美院是党的主要领导人[60]，即起初真正在具体工作中与徐悲鸿进行磨合的是胡一川。
据罗工柳回忆，当时徐、胡间容易闹比较大矛盾的首先是职称问题，徐悲鸿在报给文化部周扬的名单上给这五个人定的职称分别是：王式廓为教授，胡一川、王朝闻和张仃为副教授，罗工柳为讲师。这曾让华大领导难以接受，觉得徐悲鸿看不起解放区来的干部[61]，后经周扬与几位当事人的直接谈话，胡一川首先表示尊重徐悲鸿的意见——职称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好将是对抗性的矛盾，胡一川以这样的姿态化解了这个棘手而敏感的矛盾。
罗工柳说，另外一个容易闹大矛盾之处就是工作的分工。徐悲鸿曾当面对胡一川说：“业务我来管，你管思想工作，如何？”显然徐悲鸿对解放区来的美术干部的业务能力是不信任的。但是华大的美术干部们则认为，从1938年初成立的延安鲁艺到华大的文艺学院，他们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术教育经验，对此徐悲鸿是不了解的。
徐悲鸿不了解的不仅是解放区的美术教育经验，他不了解的还有共产党的文艺主张，所以他才会针对当时艺术界只谈政治、不谈艺术的倾向，在美院大门口的正面墙上，挂出自己亲笔抄录的毛泽东语录条幅“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生命力量的”。[62]此事发生于1950年1月，在经历了军管和华大三部的并入之后，这样的行为和言论既是坦率的、勇敢的、天真的，也是对政治比较迟钝和无知的。
其实，徐悲鸿更不了解或没有彻底认识清楚的是他的即将被改造和被架空的命运——我们回溯军管以来的中共政策即可知道，过去半年多的缓和方式只是出于“俟旧人员逐渐由辞职调走，慢慢将我们干部放进去，最后达到完全控制”的考虑而已，因为在共产党人眼里“这些人不一定可靠”，也不可能“长期共居”，“这些人必须经过长期的改造教育，审查清楚，没有问题可以重新任命，我们应该在这个期间逐渐地全面切实控制这些机关”，因此接下来“大批地训练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职员”，就“成为目前我们党极其严重的任务了”，因此，延安鲁艺的传统必将快速取代和消化一切其他的办学思想和方法，包括徐氏的教学体系。
当然，这种“取代和消化”的原则，在不同执行者的操作下可以有不同的效果，正如罗工柳所说，胡一川一方面“对徐悲鸿很有耐心”，一方面有力、有效地“通过思想工作很快扭转了美院的方向”。胡一川主要做了五项工作：1、学院成立不久，公开了党总支[63]，召开了党总支公开大会，宣布了总支负责人，在师生中吸收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放手吸收了一些进步的老师入党；2、因为徐悲鸿的教学方法是照搬法国学院派的，他所谓的抓教学，主课只有素描，没有创作课，这跟解放区很不同。当时艺专是三年制，这样三年的素描练下来，学生的基础都很好，但没有创作课是绝对不符合新的形势需要的，因此王朝闻就利用教务处副处长之便，发动了“红五月创作运动”，即正式的课程里安排不进去，就利用业余时间搞，还举办展览、进行评奖、把很多好作品推荐到报刊发表等等，这样师生的兴趣和热情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思想也慢慢转变了过去，就连徐悲鸿本人也亲自下乡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3、加强理论课，由王朝闻、艾青在大礼堂上大课，讲美术史和文艺理论，学生们受益匪浅；4、提出下乡搞土改，这是高等院校中最早参加土改工作的，还曾受到过周总理的表扬；5、吸收著名学者来学院，如把王森然从中南调来当教授，聘请蔡仪来校讲美学（不久王朝闻调到中宣部后，蔡仪接替了他的职位）等，加强了理论的师资。此外，胡一川还特别强调干部必须提高业务，自己带头搞创作。总之，罗工柳认为，徐、胡合作创办中央美院的时期，应该算是美院的黄金时期了。这样一来，胡一川已经在不妨碍徐悲鸿主抓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借助一定的行政干预，通过课内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课外在师生中发展新党员、参加土改、开展创作活动等手段，极大地干预了教学的内容本质。[64]
正如前述共产党对文化的接收原则“或则某些方法技术暂时尚可采用，须批判地分别处理”，那么，“照搬法国学院派”的徐悲鸿教学方法，因“主课只有素描”，“尚可采用”的就只有“某些方法技术”了，而更多注重艺术形式和个性表达的林风眠、刘海粟的教学体系，就连适合为政治而普及和宣传的“方法技术”都没有，因此徐悲鸿教学方法的命运主要不是被取代，而是被消化[65]。但是，被消化成什么了呢？当华大三部正式并入伊始[66]便开始讨论素描教学方法、召集素描座谈会，以期扭转过去素描教学的各自为政现象的时候，当创作课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当艺术服务于政治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当年、连、宣等普及型美术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当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学体系被大规模引进的时候，徐悲鸿式的这点“方法技术”就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被消化成微弱而潜隐的因素了。徐悲鸿的教学方法剩下的实质上只是“写实”这样一个主张、一个概念、一个空壳，不包含具体方法——这就是备受争议或诟病的所谓徐悲鸿教学体系，而这种争议或诟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刘体系被取代、徐悲鸿体系被名义上保留，林、刘体系完全不见容于新政权，而徐悲鸿体系被新政权所利用。应该说，经过1949年一年的改造，中央美院的教学主流已经不再是徐悲鸿方式了，我们在总结建国后的美术教育的时候，需要先把这个问题理清楚。在20世纪末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反思中，曾有人将中国美术教育的问题归罪于徐悲鸿一个人，我觉得是高估了徐悲鸿的作用。1949年之后，没有哪一个人对学校或教育，会像民国时期蔡元培之于北大、张伯苓之于南开、罗家伦之于中大、林风眠之于国立杭州艺专那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总体趋势是与教授治校渐行渐远的，对教育有影响力的主要是政治，教育的发展是被一次次的改造、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决定的。
在这个时期被撤销的课程包括古典诗词、金石篆刻、书法、文字学、中国神话、希腊神话等——在有留学背景的人执掌的新式美术学校中设置相当比例的传统内容，是民国时期美术教育的共同特点。而1949年后，这些课程首先被撤销，使得美院课程中传统内容严重缺失，且长时期得不到恢复，留下了几乎无法根治的后遗症。
在中央美术学院的1950年之后的有关教学的材料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各门课程的长达数页、十数页甚至数十页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总结，通常以一个学期为一个大段落，一个月为一个小段落，计划和总结得非常具体、详尽，并经常附有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反馈意见，目的在于步调一致、整齐划一、集体改造并建立起符合新中国文艺方向的新体系。而这类材料，在徐悲鸿掌校的国立北平艺专时期，未见一份。就目前所见材料，在林风眠和刘海粟执掌的教学中也几乎未见。比较而言，徐、林、刘办学的时代是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焦头烂额的内忧外患更是让政府无心于文化教育。这样的时代环境一方面为他们赢得了办学取向上的自由，一方面也使他们以一己之力难以建构起系统、成熟、完善、持久的教学体系，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员聚集在这些新式美术学校中，由他们传递的教学必定是多元的、各自为政的，所谓写实主义的或现代主义的主张不可能贯彻于所有教员的教学实践中。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新式美术教育都可以粗略地视为初期阶段，总体特征是在教学的思想、方法上对西方及日本的借鉴或模仿远远多于创建。约从1950年开始，中国的美术教育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期，以强有力的政权为背景，在这个政权的重视之下，开始了大踏步构建中国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的进程，它大致以延安时期的美术教育经验为基础，以现实政治需要为出发点不断摸索，在马克西莫夫训练班之后成型并趋于稳定。这种构建具有全国的影响力，整齐划一，模式化突出，不再是多元的，这种教育模式的单一将直接导致创作样式的单一。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所属机关人员名单，宣布了徐悲鸿为由国立美术学院（即原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改建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总算是等到了这个他最心悬、最在意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说，整个一九四九年，徐悲鸿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与跟他身份相类似的留下来的大多数文化名人们一样，又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度过的——等待与繁忙交织，落寞与热闹共存，这一年，他的内心应该是复杂的，收获着也忐忑着，兴奋着也茫然着……
同时，无论对徐悲鸿个人还是中国美术界，1949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而徐悲鸿在这一年的处境则集中反映了这个“转折”的阵痛和时代性特征。但这个“转折”还仅仅是个开始，直到1952年开始的院系大调整，民国教育系统被逐步、快速地彻底瓦解，才算初步完成了这个转折，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美术教育的成败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1950年1月，徐悲鸿对当时艺术界只谈政治、不谈艺术的倾向很是不满和担忧，便在美院大门口的正面墙上，挂出自己亲笔抄录的毛泽东语录条幅“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生命力量的”。[67]在经历了军管和华大三部的并入之后，这样的行为和言论既是坦率的、勇敢的、天真的，也是对政治比较迟钝和无知的。从中，也可推知，他所面临的思想改造的难度。
余绪：随着胡一川调到中南、徐悲鸿逝世，中央美院的创建阶段就结束了，但这被罗工柳称作“黄金时期”的不太长的岁月，却为中央美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除了拥有了一支全国最强大的教师队伍，还在这个时期培养了之后画坛的中坚力量，这些主要在徐悲鸿影响下画了3年素描的画家，在其后的艺术生涯中，大多以造型基础好而立足，并在各自岗位上形成各自的影响，将“徐悲鸿”延展、播散开去，这是教育的魅力，也是徐悲鸿的魅力。但也必须看到，从1950年胡一川创作《开镣》率先开始了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到1951年罗工柳的《地道战》、《整风报告》，1952年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以至后来的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发展的创作中，却少有徐悲鸿学生们的身影……
癸巳春日修订于望云楼
注释：
[1] 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P213、P218，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
[2] 《北平市军管会成立半月来工作情况的报告》，《北平解放》P212；《彭真、叶剑英、赵振声关于入城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向中共中央及华北局的报告》，《北平解放》P23。（所有关于军管会的引文均出自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解放》，2009年版。）
[3] 《北平解放》P18。
[4] 《彭真关于克服忙乱问题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报告》，《北平解放》P233。
[5] 《中央军委关于平津管辖范围的指示》，《北平解放》P22。
[6] 《北平解放》P190。
[7] 《北平解放》P246。
[8] 应该是指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即1948年。
[9] 《北平解放》P36。
[10] 《北平解放》P129。
[11] 《北平解放》P198。
[12] 《北平解放》P191。
[13] 《北平解放》P29。
[14] 《北平解放》P46。
[15] 《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P236。
[16] 《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P238。
[17]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平解放》P440。
[18] 《北平市军管会所属各单位组织系统负责人名录》，《北平解放》P211。
[19] 《北平市军管会各系统接管代表与联络员名单》，《北平解放》P201。
[20] 《北平市军管会成立半月来工作情况的报告》，《北平解放》P213。
[21] 《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入城各部位置的通知》，《北平解放》P207。又，此时的国立北平艺专已搬迁至校尉营新址。
[22]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北平解放》P467。
[23]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平解放》P441。
[24] 《叶剑英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报告要点》，《北平解放》P200。
[25] 《彭真关于进城后的工作与纪律问题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P48。
[26] 《叶剑英关于北平军管工作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北平解放》P234-240。
[27] 《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工作总结报告》，《北平解放》P447。
[28] 《北平解放》P37-40。
[29] 《北平解放》P420。
[30] 《北平解放》P440。
[31] 《北平解放》P234。
[32] 同上。
[33] 《北平解放》P420。
[34] 《北平解放》P240。
[35] 《北平解放》P423。
[36] 《北平解放》P517。
[37] 《北平解放》P423。
[38] 《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工作概况》，《北平解放》P261-269。
[39] 同上。
[40] 《中共中央对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的请示的批示》，《北平解放》P433。
[41]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北平解放》P420-421。
[42] 《中共中央对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的请示的批示》，《北平解放》P433。
[43] 《戴泽访谈录——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基石》，转引自《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59，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4] 关于寿石工材料转参考李松《宋公行止考补》，《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70-171，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5] 同上。
[46] 关于宋步云经历参考克莹《步云逸事》，转引自《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77-211，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7] 《廖静文访谈录——这是历史，是不能遗忘的》，转引自《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32、1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48] 同43。
[49] 廖静文曾回忆：“解放初期，因为北平艺专一直有着一些斗争，有的人是非常拥护悲鸿的，也对宋步云有好感；但是有一些人，也会有另外的看法，当年对悲鸿不敢怎么样，但是对宋步云他们就表示不他欢迎。”“管行政工作是很难的事，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比如分房子，有的人分得多一点，有的人分得少一点，都有具体情况，当然得罪人。任何一个单位做行政工作的人，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因为你要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去迁就每一个人，这就是宋步云先生得罪人的原因，他坚持原则就必定会得罪人。”见《廖静文访谈录——这是历史，是不能遗忘的》，转引自《宋步云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P135-1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50] 同上。
[51] 同上。
[52] 见北京画院存徐悲鸿致齐白石书信。
[53] 艾青《忆白石老人》，转引自岳麓书社1986年版《白石老人自述》附录之一，P153。
[54] 在整个2月的接管时期，学校应该处于放假时期，没有正规的教学。
[55] 在1949年12月的《国立美术学院本年度增聘改聘教员及华大三部并入本院干部薪给名册》中，华大人员均从1949年11月起薪。
[56] 见《胡一川艺术研究文集》P440-445，P454-458。
[57] 校长范文澜，下设的文艺学院院长光未然，文艺学院美术系主任罗工柳。
[58] 虽为助教，但比原艺专人员更受重用和信任。
[59] 任务是与教授共同研究学术问题。
[60] 江丰还不是这个时期新美院的创办人和实际领导人，在新美院筹办之前的1949年8月，曾在北海公园开茶话会欢送江丰去杭州国立艺专任职，直到1951年8月，他才调回北京。
[61] 据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P312，1949年3月在国立艺专曾有老解放区美术作品展，徐悲鸿对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赞不绝口”，认为题材、构图、技巧均是完美的，相信这次展览或这类展览对徐悲鸿认识解放区美术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以他对绘画的评判标准，给出这样的聘任是合理的。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
[62] 见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P324，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63] 党总支是做党务工作的，属于北京市委领导，胡一川任美院的党组书记，直接属于文化部党组领导，但党组在学校不公开，所以胡在学校的公开身份是党总支副书记。
[64] 《胡一川艺术研究文集》，P458.
[65] 林风眠、刘海粟的教学体系就被取代，或者消灭。
[66] 这是1949年11月11日召开的1949年度第一学期第二次教务会议上一项决议。
[67] 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24页。
原文刊载于《中国美术研究》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