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一生7次过星洲，其中4次只是途经，3次作了或长或短的停留。1939年至1941年为其最后、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具体包括1939年1月9日至1939年11月18日的新加坡之旅、1939年11月18日至1940年12月13日的印度之旅和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1月6日的马来亚、新加坡之旅三个阶段。
这3年，徐悲鸿正值44岁到47岁，精力充沛，艺术风格面貌成熟，远离国内战争和琐事纷扰，生活平和无忧，处处受拥戴，故能创作出大量作品，其中不乏《放下你的鞭子》《愚公移山》《泰戈尔像》《春山十骏图卷》等代表性作品，将之视为徐悲鸿艺术历程的高峰期亦不为过。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此次出行？3年的长期远离故土是他计划之中的么？出国之前他到底做了怎样的打算？
我们通常总是愿意把他的此次出行看作是为抗战筹钱，正如他于1939年1月4日在香港即将登船赴新加坡前写给儿女信中所说：“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1] 。笔者认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
1937年7月7日正式爆发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第一个年头发展最为迅猛，政府及重要机构西迁，日军长驱直入，全国处于被追打的逃亡局面中，不难想象，学校的教学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均受到巨大干扰，正所谓：“中大迁渝后，设备大非昔比，授课实觉困难，生活亦不安适”[2] 。在这种境况中，徐悲鸿的创作和教学均难以施展，想找一个安定环境、远离战争骚扰、继续自己的事业之类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条件合适，不只徐悲鸿，大多数画家都会动心。
1938年4月，郭沫若和田汉曾邀徐悲鸿到武汉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为厅长）第六处（即艺术宣传处）第三科（负责木刻、绘画）任科长。徐悲鸿约于下旬到武汉找郭沫若，却误入陈诚办公室，遭冷遇。待郭沫若赶到，便对郭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去广西”，又补充说：“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关于此事，郭沫若在其《洪波曲•第四章•筹备》中曾替他开脱为：“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得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但不管怎么说，像史东山、应云为、马彦祥、冼星海、张曙等一批知名文化人和倪贻德、叶浅予、力群、卢鸿基、罗工柳、王琦、周令钊、丁正献、王式廓、李可染、沈同衡等几十位画家，除了徐悲鸿之外，均不顾一切地应召而来。据说，徐悲鸿说过“我是个艺术家，怎么能干这些事情？我不会搞行政工作，画一些抗战的画还可以”[3] 的话，也给田汉写信说过“我到中大教书去啦，你叫别人来搞吧”[4] 的话，总之，他“拂袖而去，不说辞职，也不说不辞职”。王震在其编著的《徐悲鸿年谱长编》中则认为，徐悲鸿此次只不过是来向田汉等人打个招呼，本无留下来工作的意思，武汉仅仅是短暂的路过，目的地是长沙，目的是要将孙多慈一家接往桂林[5] ，因为他赴长沙的车票早已买好，武汉的停留只有够访友的几个小时而已。如此，在群情激奋、举国抗战的热情中，最关注恋人一家安危和自己作品安置问题的徐悲鸿，恐怕一时很难找到自己在国内有所作为的方向吧。
1938年1月12日，徐悲鸿因生活小事与蒋碧薇起争执，再次与蒋碧薇分居，住进中央大学宿舍——徐氏夫妇间最后一次重归于好的努力宣告失败。从1937年11月23日算起，历时50天。[6] 1938年4月，徐悲鸿从武汉赴长沙，将孙多慈一家接到桂林，并设法在广西省府为孙多慈谋到一个差事，但孙父反对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一再强调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绝不许可打破师生关系，且对徐悲鸿很不客气，常常疾言厉色地逼其回重庆去。不得已之下，徐悲鸿于5月返抵重庆。暑假甫始，徐悲鸿便于7月20日再返桂林；7月29日，徐悲鸿致函朋友郭有守[7] ，求其帮忙在他与蒋碧薇离婚之事上作为中间桥梁，以促成此事的尽快完结[8] ；紧接着，于7月31日在广西某报纸刊登了一则两行小字的“徐悲鸿启事”，声明“蒋碧薇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8月初，朋友沈宜甲便拿着这份报纸胸有成竹地去见孙父，意在促成徐、孙早日成婚，不料遭孙父断然拒绝，并顿足大骂，将沈宜甲撵出门去。8月上旬，孙多慈跟随家人离开桂林，转道香港，最终落脚于浙江丽水，“徐孙之恋”近于结束。徐悲鸿“两全之计不成”，反而弄得两头落空。[9] 这样的结果使三方都受到伤害，同时也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蒋碧薇的独立、任性、强硬以及移情别恋，孙多慈的懦弱、屈从、纠结、缺乏勇气，徐悲鸿的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任性轻率，共同促成了这一结果。
爱情受到重挫的徐悲鸿被朋友安排到广西八步的一个锡矿遣散郁闷，此地离贺江不远，群山突兀，“风景殊佳”，又有热情的款待，使徐悲鸿“顿忘抗战之烈与所蒙难之巨”，有“宛然两世界”之慨，竟在这15天“平生难得之静”的时间里，“写成未来画展中出品四十余幅”。[10]
这个“未来画展”当指新加坡的筹赈画展。因为在8月还发生了两件与此相关的事：一，刚从新加坡举办展览回来的陈公博到桂林来见，谈及新加坡“华侨于救国之举，各大城市风起云涌，慷慨输将者大不乏人”，于是徐悲鸿打消原计划将刚刚卖画所得的473港元捐献政府用于抗日的想法，“忽想到不遂利用此数作旅费远行，功效当能更大”；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自印度返国，带来泰戈尔函，函中除感谢徐悲鸿捐赠给中印文化协会的作品外，还邀请徐悲鸿赴印度举办展览，这更坚定了徐悲鸿远行办展、为国家筹款的决心。[11]
综上，国内局势的不安定、艺术事业难以施展的烦恼、家庭与爱情的双方面败落、一笔不小的卖画所得、南洋华侨的筹赈抗日之热情，与新加坡熟络的人际关系、泰戈尔的邀请等，共同促成了徐悲鸿的此次南洋之行。
那么，是否徐悲鸿原计划要出行3年之久呢？
在前文提到的1939年1月4日给儿女的信中，徐悲鸿曾许诺“二月中定能返到重庆”，但如果据此认为徐悲鸿原打算只做一二个展览的短期出行，又与另外一些史实矛盾。比如，他此次携带的除了1000多幅自己的代表作、法国留学时期的素描和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世界名画的摹本，还有他历年搜集的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和中国近代画家任伯年、居巢、齐白石、张大千、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赵少昂、吴作人、黄君璧、溥雪斋等画家的数百幅作品（其中任伯年与齐白石的便有200多幅），以及陶瓷、文玩、珍本印拓书刊等——这应该是他“计划在中国筹建一所美术馆的全部资产”[12] 。
又比如，据《巴黎岁月——徐悲鸿早年素描》[13] 的作品收藏者施香沱称：该书收录的作品都是没有签名的、属于徐悲鸿留法早期的速写及素描，大多是用“角纸”“随手即画”的，是徐悲鸿离星前挑拣掉的“不重要者”弃于“黄曼老百扇斋”，黄氏战后“于故纸堆中”捡出赠之的。
据上述两种材料可以初步推断，徐悲鸿此行除了筹赈外，还应该有其他的意图。否则，若仅仅是为办画展，何以连瓷器这类极不适宜长途搬运的收藏以及早年的速写练习都要带上？或者说，为什么要带着“一所美术馆”的辎重（他的全部家当）四处奔波呢？
早在1938年9月15日，徐悲鸿曾写信给美国《纽约时报》的林语堂，希望他能帮助促成在美国办中国绘画展。但林当时在巴黎，直到1939年秋回到纽约后才收到徐的信。而当林回信的时候，徐又刚刚踏上历时一年的印度之行。阴差阳错地，1941年2月他们才真正联络上，正式商议赴美画展的事[14] 。关于徐、林间的交往，欧阳兴义说：“中日战争之后，美国友人组织了以罗斯福夫人为首的美国援华联合会，黄孟圭与该会的林语堂曾共事于北京大学，便帮助徐悲鸿致函联络。”[15] 不管怎么说，徐悲鸿在此次离开中国前是有赴美办展的愿望和考虑的。实际上，1933年至1934年间赴欧巡展的经历，让徐悲鸿深刻体会到出国办画展对弘扬中国艺术的重要，而没有战争的、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美国，一直是徐悲鸿除欧洲之外最看重的国家。[16]
但是，即便有赴美办展打算，携带瓷器等非展品、易碎品作长途跋涉之事依然令人费解。事实上，徐悲鸿1942年仓促返国前，将这批东西托付给了新加坡的韩槐准，在准备运回的1948年8月5日至12月2日这4个月间，至少有4封信详细叮嘱韩槐准小心装箱，诸如“惟瓷器必须加意装好，且须好箱子（最好用坚实木箱，多塞纸团）”，“瓷器中有一大盘，须包装在一木盒内，然后装箱。瓷器须用棉花塞紧，将其突出易损之处保护。箱中多置乱纸，重的东西另装一箱，亦须多用纸包捆，以免彼此碰坏”，“装箱时务请瓷器另箱，重石须另置一箱，皆须用纸多层包捆，瓷器并须用棉花，务请费神装好，以免损坏”等等。想必这番繁琐也定是徐悲鸿行前做过的。
为什么要这样？这很容易令人推断他或许有逃离出去、长期居留甚至一去不返之类的念头！但，这只是猜测，现有材料还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或许我们还可以推测：徐悲鸿此行做了“返”与“归”两手准备，再加上出门在外，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只能随机而动。若仅仅在新加坡办展和到印度访问、办展，答应儿女的两月返回重庆也不是不可能。但不承想，新加坡展览仅仅筹备就用了两个月，展览空前的成功又使得他的知名度、交往圈、创作数量大增，牵绊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印度的行程里又意料之外地增加了近半年的游览观光，拖延到一年；回到新加坡后，再因为马来西亚华侨筹赈会的盛情邀请而流连了一年；同时，始终没有放弃的赴美办展终于有了眉目。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真是无法预知，徐悲鸿此行到底会多远、多久？如果不是一再被各种事拖延，能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到达美国，更不知他还能否再回中国。
意料之外、随机而动的例子，莫过于1941年，47岁的徐悲鸿与一位17岁的马来西亚华人女子邓小姐相亲、订婚一事了。订婚仪式是在槟城极乐寺由住持和尚主持的佛教仪式，邓小姐父母和管震民、孙少卿、骆清泉，以及从新加坡赶来的黄孟圭等好友共同做了见证。虽说一方面是因为该女通晓华文、英文和当地通行的闽南语，而徐悲鸿又急需找一位赴美办展的随行翻译，但另一方面，徐悲鸿以一枚价值不菲的钻戒为信物，以示郑重，准备赴美画展后回槟城完婚，并因此而有定居槟城之意。[17] 如果不是突发的战争，徐悲鸿此行的终点难道真的会是槟城么？
总之，不论有哪些动机，被计划之内和计划之外、必然和偶然推着前行的徐悲鸿最终给我们的答案是：此行三年，最终归国。这一史实是确定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华天雪
注释：
[1]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2]徐悲鸿1937年12月2日致王少陵信，转引自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3]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一）》，转引自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4]同上。
[5]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
[6]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3页。
[7]郭有守是徐悲鸿留法时期来往密切的朋友，与蒋碧薇也是极熟的朋友；郭有守又为重庆人，抗战期间让出家中一半房间给蒋碧薇一家住，故知晓很多徐氏夫妇间的细节，包括目睹了徐悲鸿的最后离家等等。
[8]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9] 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3页。
[10]徐悲鸿，《西江漂流日记》，转引自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1]徐悲鸿，《西江漂流日记》，转引自王震，《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12]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版，第54页。
[13]本书由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88年出版。
[14] 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版，第92页。
[15] 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版，第28页。
[16]他曾极力鼓励王少陵和汪亚尘赴美学习，另外，他熟悉的广东画坛赴美者尤其多，如张仲仪、赵少昂等。
[17] 欧阳兴义，《悲鸿在星洲》，新加坡艺术工作室，1999年版，第119页。
